建国初接管上海纺织业
 

1947年春,我从华中建设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山东解放区的实业厅工作。以后,组织上又把我调到财委生产部,协助生产部秘书长孙以栋同志筹建淄川鲁新纱厂。孙以栋同志负责全面工作,我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

19492月,山东财委来了命令,要我马上到济南报到,参加南下干部团,准备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1949年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边,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在即。与此同时,中央考虑到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大意义,要求有关部门全面周到地做好对城市接管的一切准备工作。驻扎在济南的山东财委随即向各部门抽调得力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当时是19492月,我在山东财委生产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马上到山东财委报到。当时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换洗衣服,盥洗用品,背包一打就完了。我们这一组南下干部团由生产部部长陈易同志(解放后曾任轻工部部长)带队,几百来号人,集中后就由济南火车站乘敞篷火车南下。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十岁,朝气蓬勃,又经过革命战争的磨炼,都相当成熟了。中国革命发展到今天,我们从山沟沟里走出来,马上就要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作为新政权的代表接管这个城市,使它迅速恢复发展,重放异彩,大家都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早春的天气还很寒冷,坐在敞篷车厢里,上不遮阳挡雨,旁不抵风御寒,稍不留神还可能会被抛下车去。但当时我们能坐上火车,日行几百里,毕竟是从“两条腿行军”到“铁轮子行军”,感到这是一种时代的跨跃,大家都兴奋不已。在火车上,大家豪情满怀,一路风尘一路歌,什么寒冷,什么疲劳,统统抛在脑后。大家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沉浸在即将迎接新的战斗的激情中,畅谈着自己的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当时的津浦线火车仅通到蚌埠,车到蚌埠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以后又辗转到扬州,经瓜州过长江到镇江,然后抵达丹阳。丹阳是沪宁铁路上的一座小城,北靠镇江,南连常州。为了做好入城纪律的教育,华东局审时度势,在丹阳进行了解放上海前的集训。

4月下旬到525日这段时间,我们在丹阳先后与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会师,他们总共3万余人。其中有以曾山同志为首的接管财经部门的队伍,周林同志为首的接管政务部门的队伍,夏衍同志为首的接管文教部门的队伍,和唐亮同志为首的接管军事部门的队伍。这些同志大都从各解放区调来,也有从香港等地来的;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大家为了一个目标:接管上海,改造上海。

丹阳集训大约进行了1个月左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当时领导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迎接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通过学习,大家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

思想准备还包括学习中央的各项城市政策,学习一系列具体的接管政策。特别是19494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了《约法八章》,这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个总的政策,影响极大。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思想准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纪律问题。我们的军队和干部讲不讲政策,守不守纪律,关系到进入上海后,党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拥护。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约法八章》中既讲了政策,又多次强调了纪律。

在丹阳进行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做好接管的组织上准备。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早就开始着手调查工作,从政权机构到许多重要企、事业单位,从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到主要人物,都准备了详尽的材料,送到了解放区。在青州时,华东局就把这些材料刊印成册,使组织的配备与材料的准备相结合,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听取了随行人员中曾经参加过沈阳、天津接管工作的同志介绍的经验,同时参阅了上海地下党提供的资料,对要接管的中纺公司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听取领导报告,学习有关文件,研究工作,开会讨论,但大家的心情却非常兴奋,都想抓紧利用这段时间,多领会一些政策精神,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

510日,陈毅同志在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发表了著名的丹阳演讲。陈毅同志开门见山地谈到:“同志们!今天主要讲入城纪律……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陈军长举例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反而进不去了……这就是违反纪律……这次南下路上,发生爬汽车,拦汽车,强行坐汽车而有人因此负伤,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等现象。这主要是我们直属部门干部带头干的事,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陈军长进一步分析到:“现在上海仅有国民党六个军的残兵败将,我们何时都可以进去,但要看我们的准备如何……今后只是走路问题,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因此全党中心转到了巩固胜利,建设新中国。这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取得的胜利,不要自己把它破坏了……因此,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陈军长最后重申,“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他还反复强调了保障入城纪律的办法:一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并叮嘱大家注意军风纪。他说,我们主张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但也要注意整洁,要有礼貌。正是由于党中央狠抓了纪律教育,才使得部队进入上海后秋毫无犯,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给了上海市民一个见面礼,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欢迎。

在鲜花盛开的5月,我们从丹阳乘军车出发,经过无锡、苏州,26日直达上海郊区嘉定县的南翔镇。那时,解放上海的战役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我们在南翔住下后,晚上,我在驻地的一条小河边遥望上海,那里是一片灯火辉煌。我在1943年因苏北根据地被日伪军清乡扫荡,曾打埋伏撤退去过上海。那时的上海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下,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终日为糊口而奔波。时隔6年,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次我们是挺直腰杆进上海的。劳动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将成为新上海的主人。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1945125日在重庆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和经营日伪在沦陷区的纺织工厂及其事业单位,为官僚资本企业。19461月,公司迁沪办公。此外还设东北、天津、青岛3个分公司。1949529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纺公司及其在上海的所属各厂:棉纺厂18家(有纱锭90.01万枚,布机17535台),毛纺织厂5家,印染厂6家,绢纺厂1家,针织、机械、线带等厂5家。当时中纺公司在中国纺织工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内部组织的特点是,各地一切工厂、分公司、办事处均归总公司直辖,分公司仅负营业上的责任。总之,产、供、销、人、财、物大权,统一集中在总公司,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官僚资本的纺织工业托拉斯。接管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企业,对我们大多数长期在农村工作、打游击的同志来说,确实困难不少。

怎样接管中纺公司,根据党中央接管上海的总方针,“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政策,既不采取性急的办法,也不采取迁就的办法。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进行。这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方针,使接管工作能掌握极其复杂的情况,能有余裕的时间去处理各种日常事变。这就使得敌人方面以“左”的刺激或右的引诱的方法,逼迫我们改变方针的企图归于失败。解放后第一个月有许多朋友嫌我们太宽大,而特务匪徒则误认为我们软弱无能。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前者的过虑和后者的错觉都不合乎事实。我们坚持执行原定方针,达到了预期目的。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各部门的同志忠诚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将这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顺利地接收变为人民的企业,不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而且在两三天内全部复工,沪西各厂甚至一直没有停工,这是过江以前接收许多城市中所没有的。被完整接管下来的中纺公司,还立了两功。当时中纺手里有400万美元,而上海各银行总共只有外汇储备200万美元。我们进城后,中纺的经济实力对稳定市场起了一定作用。另外,解放前夕,中纺通过种种渠道,辗转曲折,进口了425万吨岱字棉籽,为我国棉种改良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管中纺公司由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负责,处长是刘少文同志(后曾任中央军委第二部部长),副处长是陈易同志。接管的头一件大事是召集中纺公司原有工作人员开见面会。先由军管会轻工业处主任秘书孙以栋同志到中纺公司交发接管命令,然后军事总代表刘少文同志召见中纺原总经理顾毓瑔等,安排接管仪式。仪式分两次进行,一次是接管中纺公司及所属各厂,一次是专门接管中纺公司本部。第一次仪式于1949529日在中纺公司会议室举行,出席对象是各厂厂长、军代表、联络员和公司的处长等高级职员,由军管会轻工业处处长、军事总代表刘少文同志主持,讲了接管政策,要求全体技职人员恪尽职守,安心工作,为人民服务,并介绍军代表与大家见面。会议结束后,各厂厂长把军代表和联络员迎接进厂。第二次在河南路桥北苏州路470号上海工商联合会举行,出席对象是公司全体职员,由军事代表张锡昌同志主持,宣布了接管公司各处室的军代表名单,讲了接管政策。这次会议,不仅是军代表与广大职员见面的仪式,也是发动全体职工的群众大会。从此,全体接管干部与地下党员、积极分子结合在一起,依靠群众,团结广大中下级技职人员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接管中纺公司军代表室下设稽核组、业务组、工务组、秘书组、研究组等,我分在工务组,负责接管原工务处。茅琮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我在中纺公司第三办事处(后改为上海市纺织局江宁路办事处),和牟玉昆两人代表军管会负责对三办进行接管工作。三办大多为中纺公司的一些技术部门,如技术促进组、技术督导团、试验化验室、机械设计室、技术训练班等。员工大多为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一支不可多得的人才队伍。如何对待这些人,团结他们开展工作,陈毅市长曾有过精辟的指示,“在学识上要采取老实态度,不要充假装象,怕失面子,结果大失面子。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如对旧人员认为他们低我一等,无资格与我讲话。不知道他们也是穷苦工薪阶层的劳动者,要主动团结他们。总之,入城接管,对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对旧人员,都要结合这种新精神合作共事。”我们初来乍到,业务不熟,情况生疏,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熟悉业务,学有专长,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三大法宝取胜。在建设新中国时,也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知识分子,这样,力量无疑会更壮大。我们分头下去,和大家一起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一起参加讨论。并且抽时间随各个组分别下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很快就和技术人员熟悉了,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技术促进组主要负责对各厂机械设备保全保养、运转情况的检查,成员大多为机械设备专家。这些人下到车间后听听声音就知道机器有没有毛病。发现机械状态不正常,他们可以拿起工具,亲自动手拆卸修理,而且手到病除,使下面厂里的人看了心服口服。

试验室、化验室的人员也定期下去。试验室主要对棉纱条干、棉结什杂、各支纱单纱强力、棉布经纬密度及原棉成分进行抽样检查。化验室对各布厂浆料成份、印染厂颜色原料及全公司锅炉房燃煤质量进行定期抽样检查。试验和化验的结果通过报表形式分送各有关部门,包括总经理室。厂长经理坐在办公室根据报表就能掌握车间生产的质量情况。

技术督导团的任务不只局限于技术方面,还要代表公司经理室负责对企业管理、经营决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直接向总经理汇报。一次我和督导团一起到国棉十八厂的废纺车间调查,看到废纺车间用的原料都是下脚料,机器都是些老掉牙的,有的甚至是七拼八凑的。型号有日式的、欧式的,五花八门。破陋的车间里光线昏暗,絮尘飞扬,生产效率低下,产品不能适应需要,就向总经理汇报,提出进行设备更新的报告。方案经批准后,督导团及促进组全体成员全部开到国棉十八厂,对清花、钢丝、棉条、粗纱、细纱各道工序进行全面改造。技改工作铺开后,我就卷了铺盖住到厂里,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没日没夜地干。没多久,就改造成纺细纱产品了,产品的档次和利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该厂为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又改为生产毛毯,那是后话了。

技训班前后共办了两期,是中纺公司为培训纺织专业技术力量而办的。在社会上公开招生,学员为高中、大学毕业生。公司免费提供食宿,定期发放服装津贴,毕业后统一由公司安排工作,实际上是中纺公司招揽人才和培训干部的基地。学员毕业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多成为技术骨干。我们进去接管时正逢第二期培训班开学,我还为这批学员上过政治辅导课。如今偶然相见,他们仍然亲切称呼我“管老师”,令我感到十分亲切。

当时上海的纺织工业按其资本的构成,分为三个系统:官僚资本企业,即中纺公司所属各厂;民族资本企业,其中也形成若干资本雄厚、实力强大的集团,如荣氏的申新、郭氏的永安、刘清基的安达、刘鸿生的章华和蔡声白的美亚等公司;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商的纺织企业,所占比重极小。

解放初期,全国拥有纱锭515.7万锭,上海有243.54万锭。其中上海的私营纺织业拥有139万纱锭,占全国总数的27%,上海总数的57%,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对纺织行业的私营企业改造,面广量大,任务十分艰巨。

华东纺织工业部(后改名为上海市纺织局)为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理,专门设立了私企处,方克强同志任处长。1950年春天组织上点名将我调到私企处辅导科工作。

当时我们对私营企业的辅导工作主要通过棉纺织业同业公会进行协商和协调。刚解放时,私营企业的主要困难是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等。这不仅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很多工人失业,没饭吃,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委领导下,由纺织局出面向全国产棉区紧急调运原棉进来;组织统一收购私营企业的成品,后来又发展为政府向私营企业加工定货;同时协助调整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使私营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进而又有了很大的发展。195012月,全市私营企业棉纱月产量达到1.15万吨,为年初1月份棉纱产量的208.9%,并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生产迅速改观,使民族资本家消除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疑虑,大大增强了发展生产的信心。

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方式就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工作是分批进行的,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

1951年春,私企处组成了工作组,对首批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的新丰印染厂进行接管工作,我也是工作组中的一员。

上海新丰印染厂前身为鼎丰染织厂,1933年由徐炳启创建于昆明路853号。初创时,只有2排棚屋、8只染缸、2只煮布锅和1座小型供汽锅炉,职工20人,生产舞蝶牌安安蓝布。开工2年,企业亏损。后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舒昭圣及其挚友石翼卿、罗开煜等,集资4万元,合股经营,易名为鼎丰盛记染织厂,罗开煜任厂长。并添置丝光机等染炼设备,职工增至50人,生产桃花女牌士林布。

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该厂毁损严重。19396月改名为新丰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在动荡的旧社会又几经沉浮,到上海解放初,该厂面临资金困难,生产不正常的状况。

我们进驻印染厂后,发现资方虽然肯花大钱雇用技术专家,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互相不买账,工作中相互不配合,一旦产品在质量上出了毛病,印染工程师、花筒雕刻师及运转工艺师之间则相互扯皮,推诿责任,老板束手无策。工作组去后就不同了,我们深入到班组,找工人了解情况,建立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产品质量出现问题,马上进行调查研究,查清原因。然后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进行分析,找出症结,分清责任。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就由哪个部门去解决。一次,印的一批花布上有疵点,负责运转的工程师推是花筒的问题,花筒雕刻师说是运转的事。我们通过调查,查明原因是印花时有拖纱,这是运转不当造成的,责成运转工程师马上采取措施,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由于我们能注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中搞好了团结,又加强了管理,使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新丰第一、第二织布厂原为印染厂的附属部门。我们进驻后,改变了隶属关系,使其独立经营。印染厂需要的坯布由花纱布公司提供,布厂接受花纱布公司的加工订货任务,自负盈亏。195171日,新丰印染厂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解放初期,上海纺织厂只能生产一般的布料,特殊用途的布料,如军事上用的降落伞布、飞机螺旋桨包布、炮衣布等都织不出来,全靠进口。抗美援朝期间,军需用品日增,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供应十分困难。1953年春,组织上调我到国棉十一厂任生产厂长,抓特品布的试制工作。

特品布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十一棉当时的生产设备却非常落后。虽然号称有4万多纱锭,却是好几个纱厂的机器设备并过来的,五花八门,什么牌子都有。有欧洲的、日本的,也有美国的。一台清花机竟是几种牌子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更有甚者,厂里还有6台细纱机是被大火烧过的,本来早该报废了,现在也拿来维修一下凑合着用。当时前纺车间的钢丝车还用天轴做传动装置,一根根皮带从天轴的大皮带轮上拖下来,带动机器飞速转动,整个车间就像森林一样,工作环境很差,又非常不安全,稍不留神,人就会被皮带卷进去。有人开玩笑说,十一棉的机器可以开一个博览会。

解放初,我们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不可能花大量外汇去购买先进的设备。但是社会需求又需要我们生产大批高质量的产品,惟一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搞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我们厂保全科的陈紫东、生产科的丁元钦同志提出对瑞士产的立达式细纱机的心脏部位牵伸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细纱机的效率和质量。厂党委对他们的设想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专门弄了部短车放在车间里供试验用。以后,中国纺织研究院、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苏联专家都来参战,这项革新吸收了当时的各种先进的纺纱技术,其中包括雷炳林先生的科技发明,设计出样机,在十一棉进行试运转。再从单机试验到扩大试验,辟出一个车间,搞2万锭进行试生产,结果大获成功。采用综合式大牵伸装置后,在立达式机器上纺21支纱,牵伸从12倍增至36倍,且质量稳定,粗细均匀。最终由中国纺织工业部邀请全国纺机专家会同苏联专家在沪进行评估鉴定,一致肯定了这项科技发明成果。1966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对这项综合式大牵伸装置的发明颁发了发明证书和奖金。证书中对这项发明给予很高的评价:“精纺机上采用这种牵伸装置后,比普通精纺机具有较高的牵伸能力,可以省去二道粗纺工序,直接使用较粗的头道粗纱纺制细纱……”

“这种牵伸结构是前人所没有的。1956年轻纺织工业部组织鉴定后,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几年来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国营渝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所制造的1293型精纺机,都是采用综合式大牵伸,前后装备国内新厂和出口援外的数量,不下200万锭,好多旧机器也改装这种形式。”

“精纺机综合式大牵伸装置,由于省去前纺的二粗工序,对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较为显著,有一定的经济效果。据纺织工业部鉴定报告计算,老厂改造,综合式精纺机每件纱的成本降低0.93%,劳动生产率提高4.83%,二年多即可全部回收;新建厂采用综合式大牵伸单位面积产量可提高10.21%,每100000锭投资,减少50万元,占地面积减少1700平方公尺。”这项科技发明成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1957年,十一棉被纺织工业部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单位,196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在北京举办的展览会上纺织工业15年成就展第一个项目就是介绍十一棉发明的综合式大牵伸装置。

由于有了新型精纺机,高质量的细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十一棉解决了生产特品布的原料问题,织出了大批的国家急需的军用品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也使我们的产品提高了一个档次。

以后,我又被调到公私合营安达一厂(196610月改名为上海第二十八棉纺厂),仍为生产厂长,协助该厂试制粘胶纤维新产品。中国虽然是个产棉大国,但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就要不断开发新产品。当时化纤工业在中国还刚刚起步。粘胶纤维是用木材、竹子、稻草等原料制成浆粕,经过一系列加工制成的。它和氯纶、腈纶、锦纶不同,后者都是石油化工产品。安达一厂用老母鸡孵小鸡的方式,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没要国家一分钱,自行设计、制造、安装日产10余吨粘胶短纤维工程,于19619月建成化纤分厂(后改为上海第十二化学纤维厂)。用自己制造的设备生产粘胶纤维,在中国我们是第一家。1968年,化纤分厂又研制成功1.5旦×38毫米棉型粘胶短纤维(俗称人造棉),开创了国产人造棉的生产历史。

1965年,我具体负责了该厂纺部的技术改造工程,将全厂108台细纱机(45000余锭)全部改成33倍简易大牵伸。1971年,在前纺车间进行短流程、重定量的工艺改革,并调整设备排列,共减少设备2533%,腾出厂房增加精梳,为以后开发新产品创造了条件。

1959年春天,为了在全国纺织系统中进一步掀起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国纺织部在青岛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纺织系统先进表彰大会。中纺部钱之光部长出席并主持会议,上海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就技术创新实践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当时纺织工业是利润很高的行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纺出一流的纱,织出一流的布,支援国家建设,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这是纺织战线广大职工的共同心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在纺织战线上走过来的路,仍然禁不住心潮澎湃:从山东解放区建设淄川鲁新纱厂,到南下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中纺公司,接着又参加了对私改造,后来在十一棉和二十八棉重点抓了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我以亲身实践,经历了新中国的纺织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作为纺织界的一名老战士,有幸参加了这一伟大历史变革时期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

(刘光清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管寒松)

201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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