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入党，历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理主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等。1927年8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委秘书、军委书记，参与领导江苏各地的农民斗争。1930年夏，因反对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调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沪中区委书记。他坚持正确立场，3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一生5次遭囚禁，坚贞不屈。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
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列入通缉名单的何孟雄于1927年8月初抵达上海，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农委秘书、省委临时执行委员等职，分管省农委及军事工作。他从调查江苏农村状况和当时处于低潮的农民运动入手，于1928年5月7日以江苏省委决议的形式，尖锐地批评了党中央的盲动主义，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暴动，阐明了关于武装斗争应以乡村游击战争为中心的策略思想。这就同当时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力主加紧城市暴动的中央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发生了意见分歧。1930年4月15日，何孟雄化名周子敬，给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写了一封信，明确地提出了占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思想。何孟雄认为：“现在就全国看来，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在农村中一定得到效果更大。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到胜利”。他还说：“若是我们动员现在全党的力量，动员一切真正革命的工人，都到乡村中发展红军，则红军无论在数量上都比现在发展得快。”
1930年6月9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随后，又制定了调集各路红军进攻大中城市，企图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而对毛泽东、何孟雄等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主张的同志则进行压制，并斥之为是“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在这事关全局和前途的关键时刻，何孟雄以他独具的政治胆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7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会上，何孟雄对6月9日决议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首先胜利的省区应是指革命根据地苏区。8月20日，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业党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发言，呼吁制止李立三的错误，指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的决定是过火的，进攻长沙是没有前途的，再发展下去就会葬送中国革命。9月1日，何孟雄在同样的会议上，对李立三继续执行既定暴动计划又一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诚恳而又严肃地指出：李立三及中央政治局夸大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国际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是错误的。但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党中央不仅不考虑何孟雄的这些正确意见，相反还给他扣上“何孟雄机会主义”、“取消派暗探”等帽子。会后，何孟雄还受到了停止沪中区委书记工作的处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何孟雄以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革命激情，写下了2万余言的政治意见书，于1930年9月8日交给省总行委转中央政治局。在这封意见书中，何孟雄系统地向党表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观点和策略观点、继续批评李立三冒险主义，指出“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仰，适得其反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何孟雄的这种做法，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在李立三家长式的统治下，仍然是不允许的。因此，何孟雄受到了更无情的打击。9月10日，江苏省委书记罗迈作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报告，宣布总行委已停止何孟雄的工作，并责令何孟雄作检查。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但对何孟雄的压制与打击并未停止。会议把何孟雄作为反面典型列入议程，并对之发动了更高级别的打击。10月12日，中央发布91号通告，点名批判何孟雄是“公开的向党进攻”，“事实上是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的斗争”，是“一贯的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告同志书》中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对付……何孟雄机会主义”，称他是“右倾路线的代表”。10月28日，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在不通知何孟雄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定开除何孟雄省委执行委员，号召肃清何孟雄机会主义。王明还乘机上书中央，要求给何孟雄“以严厉的组织制裁”，且不要允许何以任何方式申述。
在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之际，何孟雄并没有放弃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他既为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能为党和同志们理解而痛苦，更为自己不能为党的工作贡献实际力量而难过。他一方面继续上书中央，再次阐述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抗议省委开除他省执行委员的不公正做法，恳切地要求总行委根据政治意见书指出的错误所在，使工作走向正确的道路并有快的推进。另一方面，何孟雄反复向党要求工作，他不只一次地说：“不给我工作，我是很难过的，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献身于党了”，“我为党十年工作从未休息，一天不工作就难过到了万分”，“十年来从未离开群众工作，养成了习惯，一天不做工作，无所适从”，“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受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忠实、很努力、很勇敢地为党工作”，等等。他还对欧阳立安说：“一个革命战士，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充分反映了何孟雄同志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不幸被捕。已进入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在1月18日上海活动分子会上诬称何孟雄“一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与国际路线背道而驰”，把何打成“一贯反党”，并通知龙华狱中党支部，说何孟雄是“右派”，不给他接上党的关系。尽管如此，何孟雄并未表示丝毫的动摇和退缩。他一面和狱中难友一起，排查出卖革命的叛徒，一面仍怀着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向共产国际提送意见书，揭露米夫培植亲信，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申明反对米夫决不是反党、反共产国际。
反动派从叛徒那里知道了何孟雄在党内处境不佳，在审问时便恶毒地挑拨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并别有用心地问；“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以挑拨何孟雄与党的关系。何孟雄义正辞严地反驳道：“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会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他正告敌人：“我们党能经过斗争克服自身的缺点，你们抓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我们党不像你们国民党，你们是反人民的，我们党光明正大，越来越坚强，你们的党才是这一派那一派。互相争权夺利没有希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和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小辰摘自《上海革命烈士风范》
作者邹荣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