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科学公仆----记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附图)
 


工作中的汤飞凡(摄于1955年)



共和国邮票上的汤飞凡
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皇朝,自咸丰以后,战乱灾荒不断,“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加坪。汤氏是个旺族,祖辈读书人居多,但不善理财,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其父汤麓泉是位乡绅,为维持家计设馆教书。汤飞凡排行老三,幼名瑞昭。5岁启蒙,6岁时,父亲遵循古训,送他到20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忠善创办的义塾。何汤两家世代笃交,何忠善之子何键见汤飞凡勤奋好学,专为他辅导算术、自然等新学。清末废除科举,汤飞凡12岁时随叔父到长沙,在城南小学就读。
汤飞凡幼年受父老“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维新、改革的影响,耳濡目染家乡穷苦百姓贫病交加,素有悬壶济世志向。小学毕业后,追随二哥考进甲种工业学校。1914年,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报名投考新成立的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入学时要考英语,他没有学过,但并不气馁,请求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暂免试英文,随后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被破格录取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学生。之后,他勤奋学习英语,一年翻破了一本英语字典,英语成绩显著提高。这件事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有志者事竟成。七载寒窗,经过严格考试,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从第一届录取的30名学生,到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名,其中就有汤飞凡。七年的医学学习和实习,不仅锻炼了汤飞凡坚忍不拔的意志,也使他对“救死扶伤”有了更新的认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的L.巴斯德(L.Pastuer)和德国的R.科赫(R.Koch)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专家,相继发现了大部分重要的传染病的致病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被称为“东方科赫”。汤飞凡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巴斯德’”?从湘雅毕业后,他到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在协和进修3年,他注重从实验准备工作做起,还常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实验结果,他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树立了毕业的志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并确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则:搞科学研究必须手脑并用。
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何键之女)成亲后,受学校推荐,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携夫人一起到了美国进修细菌学。系主任H.秦瑟(H.Zinsser)教授是享有盛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初来乍到,他见汤飞凡实验操作规范,训练有素,让他直接参加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当时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加入了拓荒的行列。汤飞凡在哈佛3年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新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用物理方法研究病毒形状,用离心和过滤的方法研究疱疹、牛痘等病毒,证明病毒是可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给当时病毒是否为微生物的观点的争论予以肯定的支持。还研制成第一代醋酸火棉胶滤膜,用于测定葡萄球菌噬菌体和多种病毒的大小,从而使他成为研究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支原体的微生物学家之一。
1927年,具有民族自尊感的颜福庆等医学界人士着手筹建由中国人自办,为中国人服务的医学院----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2月起学校相继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及中央大学医学院)。1928年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信中没有任何许诺,而是将当时医学院的困难如实列出,并冀望他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共图祖国医学教育大业。当时,汤飞凡在哈佛与H.秦瑟合作的研究工作正顺利进行,颜福庆的邀请信使他内心十分矛盾,振兴祖国医学是他的志向,最终还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同年8月他来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其夫人何莲则在学校担任女生顾问。在一无实验室、二无仪器设备的初始阶段,汤飞凡白手起家,捐出自己的显微镜,勉强装备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他一边开设细菌学课程,一边利用简单的设备进行科学研究,自1930年始陆续发表学术论文。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在医学院的第三次院务会议上被推选为图书委员会委员,1929年2月第六次院务会议上当选为院务会执行委员,成为校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1年成为国立中央大学招生评判成绩委员中会委员。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原中央大学医学院划出独立,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应聘兼任英国在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较充足的经费和齐全的设备为他进行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机会。他除了研究病毒外,还作了许多传染病病原学的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的研究。1935年汤飞凡赴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作短暂合作,任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一天,来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参观的日本人要和汤飞凡握手,汤飞凡则拒绝,并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 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汤飞凡于1937年回国。从1929年到1937年的8年中,研究成果颇丰,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达20余篇,且多被权威性专著和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忠心爱国的汤飞凡毅然走出实验室,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前线医疗救护队,随国立上海医学院师生组成的医疗队奔赴抗战前线宝山,在枪林弹雨覆盖的急救站抢救伤员。面临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抗战军民,汤飞凡压抑心中多年的国耻民辱得以喷发。但随后的上海沦陷、南京失守又令他忧心如焚。他忧愤地对夫人何莲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何用?”。这时,由于天灾战乱,瘟疫肆虐,恢复防疫处是当务之急,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邀请他去长沙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工作。汤飞凡义不容辞,辞去月薪六百两白银的雷士德研究所职务,携家眷赶赴长沙,不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中央防疫处当时在北京,几经波折,凭着他的明智抉择,1939年迁至昆明。避开了日寇的狂轰滥炸。此时,汤飞凡仅剩下300银元,防疫处缺钱少银,他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筹措到现金,用低于市场价五分之四的价格在郊区西山脚下滇池傍高峣镇购得一块荒滩。一边兴建新址,一边借省昆华医院房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等简单的生物制品,收入用于日常开支,1940年新址建成。在科研条件极端困难,资金短绌,设备简陋,人员匮乏的条件下,汤飞凡带领工作人员从彻底改造旧结构着手,设立检定室、动物室、消毒室,建立技术管理制度,停止生产过时和无效的老制品,扩大生产防疫急需的新产品,成功地利用废琼脂、乙醚处理牛痘杂菌,改良马丁氏白喉毒素培养基等。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了欧美同类产品水平,生产的疫苗血清,不但供应大西南的防疫需要,并支持陕甘宁解放区和在远东作战的英、美盟军。1942年,在中国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使用结果比较,中国牛痘苗比印度苗发痘率高,毒力稳定,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其他疫苗和血清制品都改由中国防疫处供应。1943年,防疫处制成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用于缅、泰边境作战的盟军免疫。同年,用自己分离的菌种研制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此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还担负着抗击日寇细菌战的重任。英国权威杂志《自然》对防疫处的创业精神,工作作风和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于1943年载文生动真实的介绍了防疫处的情况:“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汤飞凡建议经卫生署批准,将中央防疫处从重庆迁回北平,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这一点年秋,汤飞凡到北平,发现天坛的原防疫处已被投降的日军破坏得面目全非,只得第二次白手起家。在美国友人谢拉曼----时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的鼎助下,拨得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到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以工代赈”建造新址。1945年冬奠基,1947年元旦落成,面积万余平方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增建了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1948年生产出堪与进口产品相媲美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防疫实验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并主持组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51年该所成立,兼任所长。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检定规程》(草案)。汤飞凡相继出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卫生部门燃眉之急是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殚精竭虑,解决各种技术问题,组织大规模生产,在全所干部和职工努力下,制品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50年春,冀北鼠疫横行,汤飞凡领导突击研制组,只用了两个多月,赶制出鼠疫减毒活疫苗900余万毫升,改变从苏联进口供应不足的局面,迅速遏止鼠疫的流行。他亲自承担黄热病疫苗研究,解决病毒毒力变异问题,利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首次制成黄热病疫苗减毒活疫苗,解决了海港检疫接种黄热病疫苗的需要。为了扑灭天花,生物制品检定所使用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产量,我国在1961年消灭天花,早于全球消灭天花16年。
十九世纪末以来,沙眼病原就有“细菌病原说”和“病毒病原说”之争。这个早在世纪前1500年古埃及纸草书就有记载。根据《黄帝内经》,世纪前2600年中国便有的沙眼病,引起众多微生物家和病毒学家的关注。1954年,沙眼在世界上广泛流行,我国更是重灾区,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患有沙眼,至盲率20个人中就有1个。边远农村“十眼九沙”,危害极大。汤飞凡按捺不住科学家特有的内心涌动,请辞行政事务,致力于沙眼病原研究。
1887年,R.科赫从埃及沙眼病人的病灶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科-魏氏杆菌(Ko-week'Sbacilius),开“细菌病原说先声”,但很快遭否定。上世纪20年代中,C·尼克拉(C·Nicolle)证明沙眼材料用沙棒滤掉细菌仍具有感染性,新立“病毒病原说”,但也未能得到证实。日本人野口英世于1928年从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出“颗粒杆菌”,重提“细菌病原说”;1930年遭到汤飞凡和周诚浒重复野口英世实验得出相反结果的否定,“病毒病原说”重占上风。如此此消彼长,一直无法定论。最后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是视“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是崇高而严肃的科学事业”,具有“孜孜不倦、忘我探索” 精神,敢于创新,勇于献身的汤飞凡。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汤飞凡就意识到,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一个从小到大的系列,在已知病毒和细菌之间存在着“过渡微生物”,由此可以推断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而接近立克次体的病毒。这已经显示出一个杰出科学家的非凡的洞察力和敏锐性。1954年6月,揭示、探索沙眼病原的工作正式开始。1955年汤飞凡与助手黄元酮在张晓楼等协助下,经数百次试验,首次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抗生素抑菌方法从沙眼病人的眼结膜刮屑物中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汤飞凡命名其为TE8,为证实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将沙眼病毒种入自己眼里,引起典型的沙眼症状与病变,继而从自己眼里分离出这种病毒,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治疗,直至证实所分离培养沙眼病毒的致病性确定无疑。争论七十余年的沙眼病毒问题完全彻底解决了。而后,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成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随着对病原体进一步系统的深入的探究,导致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命为沙眼衣原体。1981年,为表彰汤飞凡在沙眼病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眼科大会上,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追授给汤飞凡金质沙眼奖章。1992年11月22日我国发行了一套“现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汤飞凡教授。
在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后,汤飞凡很快又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当他率领中国生物制品业昂首挺进在世界前列的辉煌时刻,时代悲剧发生了。1958年,汤飞凡在拔白旗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蒙受了巨大屈辱。终于在9月30日晨,万念俱毁,自缢身亡,我国医学界一颗巨星从此永远坠落。
汤飞凡为祖国医学事业,多次拒绝国外高薪聘请,不愿离开祖国去寄人篱下,坚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生哲学,毕生”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望科学的春天百花斗艳,更加灿烂辉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盛赞汤飞凡是“他的国家的杰出的科学公仆”,“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名顽强的斗士”,断言“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汤飞凡是我国科学百花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医学星空中的一颗巨星,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深深怀念中。
(邱佩芳)
 
20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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