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世界杯的先驱----戴麟经
 
戴麟经是一位老交大,他是庚午级(1930)的,1919年进南洋附小,再到中学、大学,1929年因专业兴趣等原因,转学暨南。绰号“蟋蟀”,又叫小黑炭,为人谦虚天真,踢中锋位置。在小学时,他就显露出体育天赋,从小皮球开始踢起,朝夕苦练。中学时,因球艺出众,当选为中学足球队队长。这一期间正是南洋足球的全盛期,上海各大学足球,舍南洋与圣约翰外,无有敢望其项背者。到了足球季节,夺得决赛权的,总是南洋与圣约翰,两家如冤家对头。开赛时有福星引路,戴麟经曾做过此角。1920年,学校在华东六大学(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金陵、之江)田径赛中囊括了很多项目的冠亚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夺得大会总锦标,校长在公馆里为之大摆庆功宴,随后又进行史无前例的车队大游行,一路上鞭炮震天,歌声不断。车队由六辆汽车组成,戴麟经头顶着当天的胜利品大银杯坐在第一辆车的车头上,俨然是幸运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华东大学体育会活动停顿,校足球队改组,打破大学与中学的界限,混合编成甲、乙两队,甲队云集了校内的高手,还在读预科的戴麟经升为其中的绝对主力,与周贤言、陈虞添、陈璞、安原生并称为交大“五虎将”,校友称其“传球似流星,盘球如吸铁石”,同学们更是拥护和崇拜有加。同年,校足球队加入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首次参战,即出手不凡,仅负一场,与冠军失之交臂。戴曾在一场比赛中连进二球,奠定胜局,因而备受瞩目。
1926年,亚洲球王李惠堂抵沪,筹组乐华足球队,戴麟经等“五虎”均被罗致。乐华是当时华人足球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获得1926年至1927年度中华足球会联赛甲组冠军,并从1926年起参加了西联会的甲级竞赛。1926年以前的上海西联足球会,只接纳外侨队参加比赛,从不吸收中国球队。自此,外侨队和中国队才进行正式比赛。乐华队参加西联足球会举办的甲级联赛的第二年,即1927年至1928年度,就夺得冠军,接着又获得甲级杯赛冠军,使所有在上海的外侨队刮目相看。戴麟经亦开始名扬沪上,并蜚声全国。
1929年7月,乐华队应印尼爪哇中华足球会的邀请,前往爪哇,先后在雅加达、万隆、三宝垅、泗水等处,同当地代表队进行了12场比赛,除万隆一场因裁判问题未赛毕之外,其余11场全部告捷,震动了全印尼,我国侨胞更是欣喜若狂。当时我国侨胞在印尼的经济实力约占印尼的80%,但在政治上却受尽欺凌。乐华队的胜利,不但为祖国争了光,也使身居海外的华人扬眉吐气。后来,爪哇当地一致公认乐华队是历年赴爪哇比赛的客队中球艺最佳的球队。从此,凡到那里比赛的外国球队,他们总要以乐华队的球艺为标准加以比较衡量。戴麟经也赴爪哇参加了比赛,并几度破网得分,扬名海外。
在入选乐华队的同时,戴麟经仍然是校足球队的台柱。只是自1926年江南大学体育协会成立后,暨南大学异军突起,所向披靡,风头远远盖过了交大,在前后十届足球锦标赛中七度称霸。交大虽有戴球星,但整体实力稍逊,仅获得一次锦标,还是和暨南、光华并列的,只能算三分之一。那是在1927年,我校连战皆捷,并以2:0力克劲敌暨南,彼时戴麟经在场,起了很大的作用,却以1:3负于光华,三校均为4胜1负,后因发生纠纷,遂取消决赛,判三校并列冠军。
1928年1月,戴麟经随校足球队东征日本,在神户、东京访问比赛期间,与关西大学、神阪西人队、大阪俱乐部、明治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大影师范足球队进行了7场比赛,取得4胜1和2负的好成绩。
离开交大后,戴麟经还时常返校比赛。1930年10月,他作为校友队主力和交大比赛,在下半场头顶脚踢,连进二球,最后校友队以5:1大胜,有人谓之“大哥哥教训了小弟弟”。
1930年,戴麟经代表中国队前往东京参加第九届运动运动会,被誉为中国第一流中锋。首战我队逢菲律宾,以5:0获胜。由于轻敌,对日本一战,打成了3:3平,而日本胜菲律宾,乃由中国与日本并列冠军。
也就在这一年,李惠堂离开乐华,后部分队员星散,乐华日渐式微。一二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上海各类球赛全部停顿,乐华队也不宣而散。此后,戴麟经加入新崛起的东华足球会,成为东华元勋之一,驰骋在上海足坛。
东华足球会于1931年成立,是一个民间体育团体,由职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中的足球爱好者组成。活动基金是由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董事会提供的,仅供比赛时各项支出之用,队员不取分文报酬。东华云集了当时沪上的足球高手,转战海内外,战绩彪炳。1935年至1936年,东华连续两届在代表上海市最高水平的“史考托杯”赛上称王,并获得上海甲组冠军。戴麟经在当时的主力阵容中,后征战多年,为东华长盛不衰做出了贡献。
1931年11月,交大又迎来了足球赛季,约来戴麟经所在的东华队热身,以2:4受挫。此役一开战,戴麟经得球后便迅速突破,在门前一记妙传,队中一前锋杀到,飞起一脚,被守门员一拳打出。交大队中几名老队员与戴麟经曾并肩作战,知己知彼,于是对戴严加防范,戴一时也难有作为,反而是交大队得天时地利人和,先拔头筹。但百密总有一疏,戴中锋脚下工夫毕竟了得,仅过了5分钟,他在后卫线内得球,交大队三人前去抢截,也奈何不得,只见他拔脚劲射,把比分扳平。观战者不禁赞叹戴麟经毕竟技高一筹,绝非浪得虚名。
上海沦陷以后,交大在法租界暂借校舍办学,因环境恶劣,场地狭小,基本停止了足球比赛,一时无法再睹戴球星的风采。东华队也很少参加比赛,戴麟经和东华队队员们更是坚决拒绝与日本队和汉奸主办的球队比赛,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交大足球队为重整旗鼓,于1947年请来戴麟经学长担任教练。戴麟经非常热心,不但拒受聘金,还不时慷慨解囊。为训练便利计,戴麟经搬离自家舒适的住宅,暂居校体育馆三楼,不分寒暑,不论晴雨,每天黎明即起,亲至球员宿舍叩门,带领球员埋头苦练。不出一年,球员体能增强,球艺精进,配合日佳,在1947-48年上海市大学足球甲组比赛中一举夺魁。
50年代初,戴麟经曾担任八一足球队总教练,1957年初正式执掌国家队教鞭,率领张宏根、方纫秋、年维泗、张俊秀等首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曾技惊印尼的戴麟经此番统率国家队遭遇印尼队,却折戟沉沙。1957年5月12日,在雅加达国家体育场,年轻的中国队得势不得分,以0:2客场饮恨。回到北京主场,中国队以4:3艰难胜出,当晚,北京城到处回荡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半个月之后,中国与印尼两队在缅甸的仰光进行决战,双方苦斗90分钟以0:0收场。中国队终因进球数少于对手而惨遭淘汰,结束了第一次冲击世界杯之旅。归国以后,戴麟经辞去了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不久,国内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已淡出足球界的戴麟经在文革中不幸受迫害致死。
(顾建建)
 
20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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