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上方花园
 
鬻字度日,彰显民族气节
1939年3月8日,73岁的张元济举家迁居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方花园24号。张元济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9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张元济原住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那是一幢耗费了张元济半世辛劳建造起来的老式大洋房。他在那里编纂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传世巨著,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大政方针也在此诞生,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常光顾张宅。张元济为何要卖掉这幢让他充满依恋的大宅而另觅新居呢?原来,1937年秋淞沪抗战后,极司菲尔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日伪军警、特务盘踞的大本营之一,张宅西面就是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许多爱国志士在那里惨遭杀害。张元济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无法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居住下去了。他将极司菲尔路老宅卖掉后,恰好浙江兴业银行在霞飞路建造了上方花园,其中24号为该行天津分行大主顾张某所购,他暂不南来,愿意出租。张元济极司菲尔路老宅三个月的迁居期将到,遂将24号租下。
上方花园住宅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有独立式、联列式、行列式等类型的房屋七十余幢,大部分为西班牙式,环境幽美静谧。张元济的新居共三层,每层有两间并排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张元济将底层东侧作客厅,西侧为餐室。客厅正中墙上挂的是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堂幅,澹归和尚亲笔屏条挂在右侧。近窗放置三只书橱,内藏《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的卧室在二楼西侧,其孙张人凤先生曾撰文详细记述了祖父的卧室兼工作室:除了几件简朴而结实的家具,就是大堆大堆的书;房间西北角放着一张黄褐色的床,那是父亲工作以后将第一个月的工资为祖父母定制的;床前有一张红木方桌,这是曾祖母的妆奁,现在成了祖父的工作台……
张元济蛰居上方花园后,以自己的爱国行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与日伪有任何往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尽管商务面临困境,但他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把商务这家屡遭日本侵略者打击的民族文化企业一直支撑到了抗战胜利。1942年初的一天,张元济家门口停下一辆汽车,来了三个日本人。他们递进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及三个人名字的名片。当时张元济正伏案写一幅册页,瞥了一眼名片,就明白来者是企图拉文化人下水的文化特务,他随手从桌上取了张便条,写了“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由儿子张树年下楼交与来访者。结果,三个日本人看了看了便条,悻悻而去。本来,张元济与汪精卫私谊不浅,但汪精卫沦为汉奸后,他即与之绝交。汪精卫曾托人将他与陈璧君的诗集相赠,并要求回信,张元济不予理睬。
抗战期间,张元济私蓄用尽,经济拮据。那时,商务印书馆已多年不发股息了,而张元济每次的董事车马费,仅够买几副大饼油条。儿子张树年虽在新华银行信托部主管证券交易,但薪水收入在上海金融业中属第三等。此前张元济治病花去了一笔不小的医药费,之后家中只能靠变卖物品度日。1943年初的一天,张元济的表侄、名中医谢砺恒来访,见张家如此窘迫,就建议张元济鬻字济贫。此时张元济在科举辈份中已属最高,以其社会声望,完全可以走清贫自守的光明之道。张元济听了颇觉有理,遂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了一份《张菊生太史元济鬻书润例》,除函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和代收写件,还将作品分发给九华堂、荣宝斋、朵云轩、汲古阁等著名书画店代销。令张元济兴奋不已的是,人们仰慕他这位前清“太史公”、“壬辰翰林”的名望、气节,一时求书者络绎不绝。
对于张元济的鬻字生活,其孙张人凤先生有十分具体而生动的回忆:“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几年中这个砚台里也不知化掉了多少八角形的大墨锭。一个竹制的大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另据张树年先生回忆,其父写扇面、册页等小件是在工作室坐着写,而写对联、堂幅、屏条等大件,只好到餐室的大圆桌旁站着写。父亲曾写过几堂寿屏,每堂八幅,一般用泥金或大红洒金纸,划好方格,费时伤目,其艰辛可想而知。但他面对汉奸的重金索字题款,则视如粪土。有一天,他的一位亲戚夏某送来一幅画卷、一封信和一张面额十一万元储备券的支票,信中仅要求在画卷上题写引首“竹轩联吟图”六字及上款“筑隐先生、君夫人”即可。区区数字,竟出如此高价!这本是一挥即就的易事,可他发现“筑隐”是伪浙江省长傅式说的别号,也知道夏某正与大汉奸为伍,便怒不可遏,立即写信拒绝所请。他在信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尚祈鉴谅。”可这位姓夏的亲戚竟不自惭,仍打电话请他通融,并改为只写引首。张元济仍复信拒绝。
张元济自己生活颇为艰难,对贫困潦倒的裱画师却常常慷慨相助。上海南市有家小裱画店,营业萧条,全家数口濒于绝境,因以前与张元济有装裱业务关系便上门求助。张元济自己也囊中羞涩,无力资助,但他取出所藏的三副自书对联,慷慨相赠,让其装裱后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店主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反对内战,大声疾呼和平
此时的张元济尽管为生计忙碌,但在困境中始终未忘抢救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他和叶揆初等发起创立了合众图书馆(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大病初愈就忙于校勘《也是园元明杂剧》。为了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和前途,他在家主持召开商务董事会。抗战胜利,令张元济兴奋不已。当他看到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深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1946年9月30日,他在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一二倍。凡属新贵,几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
1946年10月22日,亲朋友好以各种方式来祝贺张元济的80寿辰。可这天他一早起床,却挟了一本书到合众图书馆“避寿”去了,直至晚上才回到家中。1947年6月,他为了营救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而被捕的学生,联络唐文治、陈叔通等十位知名老人,由他执笔致信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义正辞严地要求释放学生。同年,为支持复旦大学因罢教抗议而被解聘的30位教授,他又站出来声明,被解聘教授的生活费由商务印书馆按月提供。
1948年初,张元济收到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签发的“通知当选为本院院士”的公函。9月22日,他由儿子张树年陪同赴南京参加于次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院士中张元济最年长,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他发表了以“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为主题的讲演。他呼吁:“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张元济返沪后,把在南京的讲演稿整理成文题名《刍荛之言》,印成小册子。他没想到,由于他大声疾呼要和平,竟引来了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
那是1949年1月30日傍晚,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甘介侯来到上方花园。张元济每逢冬天脚生冻疮,行走不便,只好让儿子张树年在底楼客厅接待来客。甘介侯说了李代总统想请张菊生先生去北方与中共接洽和平谈判之事,希望早日回复,接着送上李宗仁致张元济的信。张树年请甘介侯稍候,持函上楼禀告父亲。张元济展阅李宗仁来信:“菊生先生勋鉴:和平为全国人民一致之呼声,政府亦决心以最高之诚意谋取和平之实现,唯前途艰巨,尚待各方努力,始克其济。为民请命,谅荷同情,兹请甘介侯兄代表前来面陈鄙悃,敬希鼎力支助……”张元济自感年老体弱,脚生冻疮,不便远行,婉言谢绝李宗仁的邀请。他在复李宗仁的信中述说其原因:“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陲诿,敢不勉竭微忱。唯元济年逾八旬,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但他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祖国的新生与和平的曙光。
忽发奇想,给蒋介石写信
1949年6月初,上海刚解放不久,陈毅市长偕周而复登门拜访了爱国老人张元济。8月,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陈云拜访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前辈张元济。他说刚去过东北,见商务印书馆沈阳、长春分馆营业情况很好,请张菊老放心。这年12月25日,张元济应邀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致辞时突发脑血栓晕倒在讲台上,从此开始了他的十年病榻生活。
张元济虽然病卧在床,但依然在家人为他特制的一张小桌上,先后为《汪穰卿师友书札》、《攀锥文集》、《粟庐曲谱》等题签,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撰写《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校勘新发现的宋刻《金石录》等。并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病中的张元济始终不忘与大陆分隔的台湾,他在诗中写过“泉台仍盼好音传”,“愿为老眼觇新国”等句子。1956年春,张元济为了推动台湾和平解放,想到了给蒋介石写劝归信。他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友陈叔通,得到了陈叔通的赞赏,回信中还说:“昨日因在毛主席座谈席上亦提到,云千万代为致念”。
关于张元济给蒋介石写劝归信的经过,张树年回忆说:1956年春的一天清晨,他上班前去父亲卧室请安,父亲说:“我忽发奇想,要写信给蒋介石,请其效法钱武肃,纳土归顺。”这天傍晚他回家,父亲又向他提起给蒋介石写信事,并说要选一个晴朗之日,趁精神好时提笔,并要儿子为自己准备笔墨纸张。几天后,张树年特向单位请假,在家侍候父亲完成他的奇想。张元济致蒋介石信内容如下:“介石先生大鉴:庐山把晤,快领教言。光阴迅速,匆匆已二十余年矣。此二十余年中,公所施为受国人之嬉笑怒骂者,可谓无所不至。然弟终不愿以常人待公。今者据有台彭,指挥四方,此固足以自豪。虽然,弟窃有更进于此者,今愿为公言之。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江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伊何人欤?则钱武肃。是钱之事迹,度公亦必耳熟能详。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曾先效顺,而炎宗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是以继钱武肃而起者,舍公而外,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张元济将此信加封,另致函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管易文,请他转呈中央。据张元济之孙张人凤说,不久此信就由电台对台广播了。
1957年,张元济病情渐重,于夏天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未能返回上方花园寓所。
(蒋遵和摘自《上海滩》2003年第8期作者沈飞德)
 
20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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