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宪 / 文

 

　　1933年秋，25岁的魏璐诗独身一人到上海，乘一艘欧洲往亚洲的游轮，在海上颠簸的时间近一月。具体时间为：9月7日上船，10月2日下船抵沪。

　　魏璐诗是奥地利人，祖籍捷克，亦为犹太人，系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作为一名短期考察学者，她原本欲用3个月时间，将自己在中国经历的内容做成节目，在维也纳电台播出。她离开欧洲时，随身带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一页未翻看过——其时，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未曾想，从1933年尾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3年多的时间，魏璐诗“完全沉醉于上海”。这段日子，属于转瞬过隙的时间段。但就是这短暂的时日，回眸一观，竟如此多彩多姿，风景应接不暇——她与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人和事“遇见”，她在中国七十多年一路的精彩人生，自上海始。

　　缘聚上海：                     成为“中国之友”一员

　　从遥远的西方到东方，从维也纳到上海，当年魏璐诗的父母亲对此深感担忧：她是家中独生女，家境优渥；而其时，世界处于动荡中，欧洲不太平，而东方的日本侵略者，已在践踏中国东三省；中国国内，也战事频仍。此行一往，前路未卜。

　　让魏璐诗往上海的原因，除憧憬古老的中国历史文化，还缘于一则“巧遇”。1929年大学暑期，她去英国游，邂逅一位上海留学生。他们间的共同话题：中国哲学—深奥平和，别样的上下求索，趣味盎然。人一见如故，交流海阔天空。分手离别后，她已然爱上这个上海青年。为此，她学中文，选修中国哲学，并以此为毕业研究科目。博士毕业，一个决定随之产生：到中国，直接去了解中国社会。同时，还有让她值得追求的幸福—遥远的上海，有个爱情梦想要去实现。

　　“我只去三个月。”她让父母放心。三个月的期限，她可以完成自己的预定工作，得悉爱情的果实收获与否。

　　在船上，魏璐诗邂逅当时为美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斯蒂夫纳尔逊。纳尔逊的任务是到中国“帮助红军”。一路上，她仔细聆听纳尔逊演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闻之懵懂，但知道了“什么是价值”。

　　在上海，她为爱情来，却以失恋终。和曾经的“上海留学生”见面深度聊，才发现，高冷的哲学无法代替对现实的认知，双方观点大异，终于认清“彼此理想不同”，爱情之路戛然而止。

　　这是魏璐诗人生的一次误判或失败。向往美好，万里奔赴，结局失落。她本该返回维也纳，却如中了魔咒般留下。为何？很久后的1999年，已届九十岁的魏璐诗，在德国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游走在历史的边缘：忆我在华岁月》，其中有到达上海后的文字，“我很幸运，通过一个偶然认识的人，进入了一个外国人圈子，这个圈子不热衷于赚钱和剥削。”他们定期相聚的处所：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愚园路上的幽静公寓。

　　路易艾黎，马海德，耿丽淑，之后是史沫特莱——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自称“中国之友”的外国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同情中国革命，关心中国人疾苦，且极具正义感。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小组”。除了学习理论，还一起进行社会调查。对此，魏璐诗自己也感到有点“神奇”：“我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竟然不是在讲德语的马克思的家乡，而是在远东的中国（上海）。” 

　　一到上海，任职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的路易艾黎，就为魏璐诗提供了“参观上海工厂的机会”。她和一位维也纳的解剖学教授，以一家红十字医院名义，去检查工厂的工作环境，看到的全是违规操作的“合法生产”：触目的破墙烂屋，工人蜷缩在鸽笼的空间，在溽热难耐的环境中，直接睡在肮脏的机器旁。路易艾黎还向他们讲述了更令人发指的事：在一家胶鞋厂，一台锅炉爆炸，死伤许多中国工人；在另一家工厂，由于厂主堵住后门，工人无法逃出，一场大火，造成了巨大伤亡。而在一家家纺丝厂，不计其数的幼童“违法”地挥汗劳作，女工则带着她们的婴儿，在工作岗位上不分昼夜地艰辛付出。

　　上海许多企业主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工会被严格禁止，密探遍布，中国工人遭到非人待遇。

　　为这样悲惨的上海，魏璐诗流泪了，“相比，连但丁的地狱都属于度假屋了！”

　　一群不远万里来中国的外国人，各自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职业（如马海德是个精通传染病学及治疗的医生），上下差距不小的年龄（如史沫特莱比魏璐诗年长16岁），彼此互相依靠，互相吸引，为上海底层的劳动者奔走呼号。魏璐诗自豪：自己成为他们中“幸运的一个”。

　　中国红军实录：              驶入“双面人”生活轨道

　　在上海，魏璐诗有条件过安逸生活。除了为维也纳通讯社写稿，她还先后得到一份上海犹太人学校的教师职位，一份在法租界西部“世界文化合作学院“的文案编纂工作—这份体面又轻松的闲职，可让她抽暇努力学习中文。欧洲基督教青年会在静安寺路上有一个泳池大厅，她一周两次去那里休闲放松，中午做操，之后畅游一番，运动毕在餐厅享用午餐—有色拉、司康饼和玛芬蛋糕。她还去过南京路上著名的巧克力店餐饮。她来上海后，即被热心者介绍给“体面有知识的中国朋友”。他们为她在上海的高档酒楼热闹地度过了第一个生日 （12月11日）。茶余饭后，她还了解到中国式的酒令文化——猜拳。目之所及，让魏璐诗感慨：上海真是个万花筒，“每次运转都能看到不同的新图案”。

　　但安逸的生活不是魏璐诗到上海的目的。她有语言天赋，通晓六七个国家的语言。一方面，她极端同情底层劳动者，另一方面，对那些“高高在上者”，从内心不满与厌恶。

　　她写到过一件事：一个与她同乘一艘游轮从欧洲来沪的医生妻子。因有钱，医生的妻子在船上坐的是一等舱，到上海后，她用敞篷车载着魏璐诗去兜风。她一边“高高在上地享受生活”，一边又异常不满地向魏璐诗抱怨上海：“在维也纳洗地板都比在这儿强”。对这种故作姿态西方式的优越感，魏璐诗报以反感、轻蔑与质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欧洲？”

　　魏璐诗甚有个性。初到上海，她去上班，路上见到黄包车。有的外国人说：绝对不去坐黄包车—一个人怎么可以让另一个人拉自己？魏璐诗则认为，既然有黄包车夫的存在，就说明他们需要通过这项劳动来谋生。她不拒绝坐劳动者拉的黄包车—所有的劳动都光荣。但她却有坐上去又提前下车的时刻：有一天，她乘坐的黄包车路过一段新铺的路—遍布尖石，等着浇上热沥青，黄包车夫脚上只穿着草鞋。她无法眼睁睁看着车夫走在尖石上。她下了车，给了车夫整段路程的钱，然后自己步行去上班。为此，她快乐地回忆：“那黄包车夫肯定以为我疯了。”

　　你的爱憎是谁？你的同情在哪里？表明了你的生活态度和立场。趣味相投者，就会循声觅迹而来。在认识史沫特莱前，魏璐诗结识了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伊琳.魏特迈，她在上海经营一家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德语、英语及俄语的进步书籍。有趣的是，魏特迈除了和她交流进步思想，还教她“用口红和其它化妆品让自己更美丽”。而1934年下半年，史沫特莱出现在她面前，则让她在上海的生活“发生质变”。

　　魏璐诗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的史沫特莱：“个子瘦高，戴着一顶宽檐帽，低低地拉下来遮住脸”。比她年长许多的史沫特莱，“像一个热情四射的光团”。

　　史沫特莱带着魏璐诗，驶入“双面人”的生活轨道。

　　一天，史沫特莱叫她去做口译。接到此任务，魏璐诗马上用嘶哑的声音，给自己单位的上级打电话告假：嗓子很痛，发烧，须卧床休息一周。然后她带着“工作的大包小包”，来到史沫特莱霞飞路上的培恩公寓。到那个公寓，务必小心，绝不可以从一个进出口出入——史沫特莱告知。登楼入室，她惊讶地发现，屋子里竟隐藏着一位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那时，红军正从根据地撤出，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这个红军，讲述了惊心动魄的故事，魏璐诗口译，史沫特莱记录。这番紧张工作的内容，之后史诗性地被写入了史沫特莱的新书— 《中国红军在前进》。

　　事情完成，她们送别那位红军离开居所。夜晚，魏璐诗看见史沫特莱临时充当起一名警卫：手里暗暗握着一支左轮手枪。魏璐诗为之肃然，“她（史沫特莱）的决心令我震撼！”

　　1936年初，史沫特莱安排魏璐诗去会合一群学生，报道他们的“正义行动”。学生们计划从上海出发，穿过一片片村庄，徒步走到南京。他们要让更多的人警醒，了解到中国所处的危险—日本正在一步步进行无耻的侵略，掠夺中国的宝贵资源，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群勇敢的学生，是在农历新年前出发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沿路向农闲的农民做宣传：要反抗侵略者，否则中国将面临最悲惨的命运。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学生就是中国“面团”中“酵母菌”。这“酵母菌”在民族危难时在持续发酵。

　　魏璐诗乘上十分拥挤的火车，下车后四处找寻，终于在一个上海乡下的庙里，找到行进中的学生团体。那天天气异常寒冷，细雨蒙蒙，连警察和特务都懒得出现在户外。一个外国人，和中国学生们走在一起，她的身份是“外国友人同情者”，还参加了一个个会议。带着的笔记本，不停地实时记录……

　　然而，之后的结果：那些学生还是没能走出太远，在距离上海1小时火车车程的苏州，警察强行用火车将他们遣返回沪。为此，有人还要遭受牢狱之灾。

　　可悲叹的现状，令人敬佩的中国学生。当年的魏璐诗，就被这样的上海牢牢牵绊情系。为此，她一次次推迟回欧洲的日子，最终无以归家—二次大战中，无数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屠杀。在惨死者中，就有魏璐诗的父母—他们在集中营离世。

　　匆匆一别后，从此天人永隔。痛惜之，唏嘘之。

　　保卫宋庆龄：                 与爱国志士共呼吸

　　1935年农历新年，由史沫特莱引荐，魏璐诗走入上海香山路7号—曾经，这里是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的居所。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购买相赠，这里成为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此为一幢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三面环以冬青、玉兰和香樟。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给魏璐诗留下美好印象：好客的主人，请她品尝了一道入味的华南小吃—杏仁乳。

　　和宋庆龄见面后，魏璐诗便成为“宋庆龄的密友”，以后她们常见面，却又“关系颇神秘”。因为现有的研究资料中，找不到一张魏璐诗与宋庆龄的单独合照，不见一纸两个人的直接往来信件。但在宋庆龄与诸多外国友人的信件中，又一次次地提起魏璐诗，关心她的行踪及个人生活状态。如之后宋庆龄给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述：“我希望璐诗能来。我匆匆赶回来，就是盼望见到她。”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我想起来了，给你看看魏璐诗的照片，这是她上个月寄给我的。她染了头发，流线型的身材，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言语中，充满不一般的亲切关爱。

　　由此，魏璐诗在上海“双面人”工作状态进入“深水区”：她提供学生运动的报道，撰写文章，在家里油印小报，到各所大学去，在爱国学生中分发；她与在北京的斯诺一起，为国际联盟及《中国呼声》杂志转达革命动向并撰文；她一次次到宋庆龄、史良等人家中，探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并为他们提供翻译和文章的校对。

　　我们可以循迹魏璐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自我描述：“在此我做起了双面人。我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不会刻意宣传。‘我不知道的就不会伤害我’。我反感写日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是通讯录和笔记本，都会让人们成为怀疑的对象。”

　　保护自己，更为保护别人。看似“懵懂的不知情者”，实则不留下给人抓住把柄的蛛丝马迹。

　　魏璐诗提及过的“幽静公寓”，是在1932年至1938年间，路易艾黎居住的愚园路1315弄4号。此为一幢砖木水泥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有会客厅和餐厅。沿弄堂进入有汽车库，屋前有小花园。这里还是当年中共组织的秘密工作点，地下党经常在此碰头。宋庆龄在其三楼小屋，设有一架秘密电台。    

　　1935年11月的一个深夜，宋庆龄及这一群“洋人”聚集在路易艾黎的寓所，在三楼的幽静小屋，从秘密电台里传来一则中共中央振奋人心的消息：历经千辛万苦长征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

　　史沫特莱，魏璐诗，路易艾黎，马海德……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们环绕在宋庆龄周围，尽其所能发出自己的光热。

　　其时，全国性抗战热潮兴起，宋庆龄领衔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魏璐诗由此结识了一批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如章乃器、陶行知、史良。他们都坚定主张：国家不可分割，反抗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风雨如磐的日子，坏消息蓦地传来：1936年12月的一个凌晨，约三点多，魏璐诗在法租界家中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是一位男士来电话，讲的是模糊不清的法语，急迫地询问和告知：她的挚友—大律师史良被抓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领导人被捕“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中包括银行家、著名律师、教育界知名人士，新闻界翘楚。“蒋介石想让所有反对派领袖闭嘴”。

　　险峻的日子，让魏璐诗感受到宋庆龄非凡的镇静和果敢。她亲赴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一字一句说：“既然他们爱国，要求抗日，他们入狱，我也要求抗日，所以我也应该进监狱。”全民闻之激奋。

　　“更喜欢自称自己为宋庆龄的孙夫人，在数次历史转折点处，都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去反抗那些与她的亡夫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政治势力。”——身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魏璐诗，深刻地感知自己在历史性地身临其境。

　　在此期间，魏璐诗“被委以重任”，动用其上下通达的关系，给法租界（警务）管理处写信，以确保宋庆龄安全。她全身心投入，以最快的速度，衔命疾书。很快，法租界管理处有人来到宋庆龄家，向她做出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安全无忧。而她自己，甚至与人商讨，愿意“在宋庆龄居所前进行夜间巡逻警戒”——宋庆龄的安危，胜于自己的安危。

　　保卫宋庆龄——后来回想，魏璐诗十分自豪。

　　从读懂鲁迅，到《文豪鲁迅》

　　有一张1936年10月拍的旧照。照片上，鲁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长衫服，两颗葡萄纽扣在右胸襟处。一脸瘦削的鲁迅，眼睛望向自己的右侧，似在专注倾听，亦似舒眉微笑。被鲁迅注视的这位女子（照片上显示位置为左一）便是魏璐诗。她一脸灿烂无邪的笑容，颈垂一根白色蝴蝶结，穿着玄黑的正装，一手握报刊，一手端着喝水杯。轻松快乐的交流场景。

　　这是魏璐诗最后一次见到鲁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个木刻展上，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环绕着鲁迅，询问他对木刻作品经典深刻的评价。

　　依然是因为史沫特莱的介绍，魏璐诗见到了鲁迅。而鲁迅对魏璐诗一见如故地爱上海，是欢喜的迎接。魏璐诗多次见到鲁迅，还单独前往，到鲁迅“住在城市北边的排房里”。

　　当年，年轻的魏璐诗对鲁迅有深刻的认知吗？没有。她在回忆录中表述得很坦率：因为自己的年轻，因为当时她中文水平的“业余与初级”，鲁迅的著作及犀利深刻的文章，她甚至“无法真正读懂”。但这不妨碍她热爱鲁迅，不妨碍她崇敬鲁迅。她知道鲁迅是要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成强大力量的先锋代表。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对她说：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她想成为鲁迅的学生，倾听导师解疑释惑的学生。

　　一次去拜访时，鲁迅向她展示一本大幅画册，画册用细腻的宣纸制成，上面是珂勒惠支的画。珂勒惠支在欧洲颇负盛名。可这样高级的艺术品，在上海仅售两个银元。鲁迅向她解释：“两个银元对我们朋友来说，已经很多了！”所谓“朋友”，就是中国的普通大众。

　　鲁迅对魏璐诗的解释，让魏璐诗当时想：在上海，人们生活如此两极分化，却完全没人关注。而她渴望更深刻地了解鲁迅时，1936年10月19日——在她最后一次见到鲁迅的第11天后，鲁迅因病骤然去世！

　　鲁迅的离去，猛烈地撞击着魏璐诗的心—她无法接受和相信！就在11天前，鲁迅还和她侃侃而谈，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和鲁迅在一起一次次欢笑过的魏璐诗，因鲁迅的离去，悲伤恸泣。尽管她当时对鲁迅“知之甚少”。无数人痛哭失声，那么多送别他的人，排着见头不见尾的队伍，场面惊天动地。而走在送别队伍最前面的，是她一样崇敬爱戴的宋庆龄。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泪流满面对她和其他人说：“现在还不是哭泣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他未竟之事！”

　　魏璐诗崇敬爱戴的人，他们崇高奋斗的事业—将“散沙”凝聚成强大力量，从此后，也内化为她矻矻追求的事业。

　　魏璐诗无法忘却鲁迅，魏璐诗是在以后许多年的日子里，一点点地去啃读鲁迅的书，一篇篇读透鲁迅的文章，慢慢地去努力读懂鲁迅。不但如此，在以后的日子，只要有机会，她短期回到上海，便会一次次拜访鲁迅旧居及纪念馆，还专程往绍兴，瞻望鲁迅故居——她刻苦地研究鲁迅，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要写鲁迅。

　　1985年前，是在相识鲁迅50年之后，在她77岁“高龄”时，魏璐诗终于铁棒磨成针一般，写成一本长时期研读鲁迅作品后感悟的书：《文豪鲁迅》。

　　魏璐诗，这般虔诚地致敬了自己崇敬的一代思想文学大师。

　　心系中国，魂归上海

　　魏璐诗对自己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日子”，有如下一段“形象又概括的描述”：

　　“在上海的3年里，我跟如此多的人交谈过，有些甚至能被称之为慈善家，无一例外都对中国工人不怀好意。那些在1917年革命前逃离俄罗斯的人—像我的房东女儿雷莉那样的人，在看到有一个中国小孩躺在关闭的商店门口前，也只是说：‘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个中国人！’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国家正像一个巨人般慢慢站起来，苦难中的工人都开始反抗日本侵略者。1936年夏天，日本纺织厂里发生了罢工，人们不再消极容忍监工的暴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通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或路易.艾黎，也关注到了这些……”

　　风云变化的年代，让魏璐诗更加心系中国—巨人般慢慢站起来的中国，她已深度融入，与其“血肉相连”。    

　　对自己的离开上海，她则有这样的记录文字：

　　“1937年，日本侵略者似乎准备发动新的侵略，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不知道日本人在计划什么阴谋，在被占领的东北地区还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1937年8月13日周五，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需要下午就登上（上海的）中国轮船前往重庆。如果我2点或3点时没赶到，船就要直接开走了……于是，我的生活掀开了一页新篇章。”

　　“七七事变”后，魏璐诗离开上海，往中国内地，投入抗战烽火。

　　以后的日子，她“牢牢扎根中国”，与坚苦卓绝的中国人民并肩而战，共迎胜利，并两次申请加入了中国籍，一次在1939年，一次在1955年。 

　　她一生爱过两个中国人，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嫁给了其中一位，诞下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最终，她爱的人沉湎于自己的专业技术，滞留于国外。1951年，她离婚，带着两个年幼之子，“备尝艰辛”地从美国辗转回北京。在北京，她被热情迎接，之后成为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英文专家，《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撰文著书不辍。

　　1986年春，78岁的魏璐诗从北京到上海，为在上海中国福利会的外国专家耿丽淑庆九十岁寿。同聚的其他老友，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到上海遇见的“同路人”：路易.艾黎，马海德。那一年，路易.艾黎89岁，马海德76岁。他们在一起，“像孩子一样欢笑”。当年，她特意招呼新闻报道者到跟前，切嘱：“我的中文名（英文为Ruch Wciss）不能读错：魏，是中国曾经的王朝名音节；璐，指玉；诗，代表中国的韵文、诗或颂。尤其最后的诗，绝不是外国人常用的‘斯’，或露丝的‘丝’！”

　　魏璐诗在中国，和中国一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她在晚年感慨系之：“我们懂得了，中国不是殖民地，但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曾经）是一片丰饶的狩猎场，中国人民深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基础上来体验中国，有助于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理解中国是如何振兴起来，有幸见证了这番激动人心的破旧立新。”    

　　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女子，为了“激动人心的破旧立新”，舍弃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在中国奋斗了生命的四分之三的旅程，一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

　　2006年，魏璐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安息日，归于她初来时的宝地—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东侧，为肃静的外籍人墓园，安息着这位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