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国 / 文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①车桥战役是抗日游击战争时期，新四军第1师和苏中军区所属部队经过在江苏省淮安县东南车桥地区（今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对日伪军首次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进攻战役。是役奏响了抗日战争华中新四军从相持阶段到反攻阶段的“集结号”。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欣喜地赞扬粟裕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1944年，新四军第1师召开车桥战役庆祝大会

　　车桥镇是联系苏中与苏北的枢纽，位于淮安县城、泾口和泾河以及曹甸镇之间，是日军第64师团和第65师团的接合部。日伪军的工事非常坚固，而且车桥所处交通便利，一旦战事爆发，四面的日军都会出兵增援。1944年初日军扬言，车桥防御固若金汤，新四军若打下车桥，日军则自动退出华中。但粟裕此时认为，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已经过去。因为苏中根据地军民已度过了敌情最严重的1943年寒冬，全区军民顽强奋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成功抗御了日军的“扫荡”“清乡”。

　　粟裕是新中国开国十大将军之首，其用兵历来以迅猛果断和出奇著称，在抗日战争期间最能体现粟裕这种特点的莫过于车桥战役。此战，新四军以牺牲53人、另有185人受伤的代价，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是抗日战争期间极少数敌军伤亡远远大于新四军的战役。档案文献中，有车桥战役的相关筹划、发起、经过等，本文拟根据相关档案作剖析。

　　改变苏中根据地被动局面

　　1944年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等联名发给新四军军部的电报“关于组织车桥战役的理由”指出：“（1）苏中敌人正积极布置进到‘扩展清乡’，大约在4月初可能开始实行，若如此则四分区机关必须由丰利地区北移台南（东台以南地区，下同）地区。三分区领导机关必须移联抗地区，而联抗地区太少……（2）敌人‘屯垦’重心在盐东（盐城以东地区，下同）及台北（东台以北地区及海滨，下同），将来实行，台北也很难容纳……（3）江都至泰州以南如果‘清乡’则一分区机关部队亦必须移到高邮地区……（4）……各‘清乡’地区势必要撤退部队及大批干部出来……须有颇大机动之地区以安插，而便于干部之整风及部队之整训；（5）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65师团系统……据点过于突出自为其弱点……属 （于）淮海省管辖，系敌伪两个系统之分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因此，我们才决定组织此战役。不知是否正确，尚乞指示！”②

　　30多年后的1978年4月1日，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的粟裕向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专门谈起车桥战役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意图。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德国法西斯的败局已定；在东方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对中国战场已无力发动大的进攻。但苏中根据地面对的日寇力量仍很强大，盘踞在车桥的日军不断地“清乡”“屯垦”，使苏中的整训都难以开展，仅限于狭小地方活动，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

　　为迎接全面反攻，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决定于3月上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以改变其被动局面。粟裕回忆车桥战役时说：“从1943年4月1日开始，经过了6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3个月的反‘延期清乡’……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伪（政府）人员向我自首投诚。”①粟裕据此预判，苏中新四军根据地最终已度过最严重的困难局面，坚持了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

　　粟裕为经略苏中根据地发动车桥战役经过了长期缜密细致的筹划酝酿准备，并集中群体智慧，最终确定作战决心方案。据粟裕回忆：“1943年6月23日……去军部驻地(盱眙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穿行了车桥、曹甸据点……往返行程五百余公里。”②

　　经反复斟酌酝酿推算完善，最终确定作战方案。车桥在“1943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在这里打开局面……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1944年2月，在中共苏中区委召开的第五届扩大会议上，粟裕率先正式提出攻打车桥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订作战方案。

　　车桥战役是苏中抗战之后进行的首次由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这在苏中抗战期间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在排兵布阵和后勤保障方面进行细致周到的准备。特别是要将部队相互熟悉或作战能力特长相近的整合在一起，并结合攻坚打援的需要重新编排组合成不同的战时建制-纵队，将有攻坚爆破特长的编成一组，用于主攻方向-车桥的碉堡工事；将善于防守狙击的另编一组用于助攻方向-阻敌打援，以适应车桥战役游击战与运动战、进攻战与防御战融合进行的实战需要。

　　善出奇兵

　　车桥战役的神来之笔在于出奇制胜，经过突袭中心―车桥，设伏打援，出人意料地在攻克车桥后迅速撤出，在运动战中消灭诸路援敌的三个奇妙阶段，在新四军抗战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奇迹。

　　车桥战役发起前，粟裕利用游击战术指挥新四军一部佯动，声东击西，将日军吸引到东台三仓地区进行牵制作战，以达到车桥战役出其不意的战略目的。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车桥战役正式打响！兵贵神速。新四军第1师主力第7团两个营，以闪电“掏心战术”，避开车桥外围的日伪军据点，沿着预先侦察好的隐蔽道径，直扑车桥，分南北两路，越外壕，架云梯，登上围墙，迅速攻占了设置在围墙上的碉堡并突入镇内，对各敌伪驻地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仅25分钟就突破敌人外围防线，攻入镇内。

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详报（选自《江苏抗战》》，江苏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日军除了据点坚固异常，还有一个联防联动机制，一处有事，四方驰援。车桥易守难攻，就在于敌人援兵众多凶悍。粟裕初步考虑，以围点打援战术为主。新四军对车桥的突袭，使日伪军猝不及防。经一番战斗，至是日中午时分，全部干净地消灭了镇内的一个大队伪军。随后按照预先作战方案，新四军在炮火掩护下，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以战斗小组的形式分散突击，逐个拔掉日伪军的碉堡。

　　正如粟裕等所料，新四军突袭车桥的消息引起日伪军的极大震动，四周据点的日伪军当日立即出援，企图救援车桥。

　　3月6日凌晨，宝应县城内的日伪军100余人出援车桥，当进至大施河时，被新四军预设雷区所阻，并遭到新四军阻援部队的狙击，被迫退回驻地。“在淮安县城内的第1中队的两个小队，共700余人，在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的指挥下于下午2时许乘卡车出发，分批急驰增援车桥。……战斗中，三泽金夫……伤势过重不治。三泽毙命后……追晋为少将。”①这也是江苏敌后战场歼灭的唯一有档可查的日军将官。

　　车桥战役虽然只打了两天，“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的口号家喻户晓。中共淮安县委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做到：“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为了支持新四军远距离奔袭车桥，急需修建几座交通坝，以便部队隐蔽通行。宝应以及泾口等地方受领任务后，迅即组织了大约3万余名民兵和群众，乘敌放松警惕的夜间筑坝，历时近1个月，垒起了五座顶宽一丈，高出水面五尺的交通坝。

　　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

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

　　1944年，车桥战役胜利的消息传至延安窑洞，毛泽东迅即为新华社拟电，向全国播发“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捷报，赞扬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车桥战役后，日伪军没有发起大规模的针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不久，第1师乘胜扩大战果，以多路小部队挺入车桥地区，曹甸、泾口、泾河、周庄等12市镇日伪据点全部解放，淮安、宝应方圆50多里为我控制。从战略上来讲，车桥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标志着华中敌我相持的战略局面被打破，揭开了华中地区对日军率先进行战略反攻的序幕。

　　从作战指挥上来讲，粟裕、叶飞这次共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对敌发动强攻，并且攻城与打援相结合，既攻城又打援，打援兵力甚至多于攻城兵力。战法运用非常巧妙灵活。连被俘的日军军官山本一三都连称：“你们的粟裕埃拉伊！”（日语“了不起”）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赞扬新四军1师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个大胜战。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祝贺，新四军军长陈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特发嘉奖令。

　　在车桥战役胜利精神的鼓舞下，新四军各师深受鼓舞，斗志昂扬，乘势反攻；黄克诚统领的新四军3师在其后的4月19日发起了涟水高沟、杨口战役，成功收复六塘河两岸，将淮海、盐阜根据地连成一体；新四军4师在彭雪枫的统领下于7月5日在安徽泗县发起张楼战役，解放泗县北部地区；谭震林指挥的新四军6师在浙江发起长兴战役等；犹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可见，车桥战役犹如一着妙棋，激活了全局。正因为在车桥战役胜利的影响下，新四军各师主动迅即地展开了局部反攻，促使华中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的“快车道”。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② 《苏中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江苏省档案馆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社2021年版，第249页。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287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2页。

　　

　　① 叶飞《华中反攻的序幕战—车桥之战》，载自《统一论坛》，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