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中 / 文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长甸河口和集安等处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序幕。当时国内经济面临一些困境，应该坚持怎样的财经工作方针？经过深入思考，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支出第三”的财经方针。在新的财政方针下，军费开支的比重增加了。1950 年的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 41.1%，次年增至 43%。由于军费的增加，使得国家财政短期内紧张起来。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面对的困难日益严重，肩上的担子不好挑。周恩来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陈云同志肩上好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是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是继续保证物价的稳定，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就都打烂了。因此，为了保证鸡蛋不被打烂，陈云和中财委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950年12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作关于1951年财经工作方针问题的讲话提纲手稿

　　冻结现金以稳定物价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社会上存货不存钱的心理抬头。游资集中进攻短缺产品棉纱。1950年10月，东北地区纱布带头涨价，涨价风潮迅速波及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并蔓延至华北、华东的中小城市。白糖、面麦的价格也随之上涨。1950 年12月与1949年12月相比较，全国批发物价总水平上升 93.3%。

　　一个月来，国家银行的存款没有增加，而占国家银行存款90%的部队、机关、团体纷纷提取存款，十余天内达到六千亿元（旧币）。当时估计十一、十二两月因军费增支而来的财政赤字及收买外汇两项，现金支出至少缺四万亿元，如部队、机关、团体继续向银行提取存款，现金将短缺六万亿元至七万亿元。这就会使金融上出现很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当机立断，向中共中央提出暂时冻结大、小公家存款并缓购农产品的意见。

1951年，天津物资交流会上，农民正在买鞋

　　11月2日，陈云同薄一波联名致信周恩来，信中说：关于冻结现金和稳定物价措施的电报已拟好，定于11月5日开始冻结。电报是单发各中央局还是直发到县团？是用党的电台发还是用新华社电台发？当日，周恩来批示：照发。电报单发中央局，用党台发。11月3日，陈云、薄一波联名下发《关于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请各级党委协助中财委进行下列五项工作：

　　（甲）向所有部队、机关、团体的领导人说明，暂时定期地冻结存款是目前克服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办法，其成败有关党和政府的威信。各小公存款户，必须以大局为重，克服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全部执行中财委冻结的决定。

　　（乙）向农民解释，缓购农产品的原因，是国家财力一时不足，请其暂时忍耐，或暂缓出售或期卖、易货，待情况转好，仍必收购。

　　（丙）银行对侨汇暂时将采取原币存款办法，以便减少现金支出，请向侨眷解释，说明只是短期的办法，以后仍将收买。

　　（丁）一切应收税款，务请协助收起。

　　（戊）加强市场管理，制止商人投机倒把，并严禁小公在市场抢购。

　　1950年11月4日晚，陈云主持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对发布的《关于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作出说明，指出：解决当前困难，一条路是给各部门现货，或是发钞票，其结果是导致物价大涨，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十分不利；另一条路是冻结存款，暂停收购农产品。第二条路虽然会给公私各方面造成困难，但为期一个月，只是暂时的困难。“的确冻结的困难多得很，但比物价波动的大困难要好得多，比起来也不算困难。”1950年12月8日，陈云再次指出：解决财经问题的办法，一是减少支出和冻结公家现金，二是减购和缓购农产品，以稳定金融物价。

　　冻结存款、现金这种急剧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对于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陈云对于使用这种办法是十分慎重的，“非到危机时绝不轻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几次使用这种办法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如：1949年10月，以沪、津两地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范围内币值猛跌，物价大涨。陈云主持中财委制定了冻结存款、现金等紧急措施。到12月10日，全国物价趋向平衡。中财委完全凭借经济力量，利用贸易、金融、财政等综合手段，平息了此次物价上涨。

　　这一次冻结现金的办法仍然起到了作用。11月初中央下令冻结存款，全国物价波动之风随即停止。比如，甘肃地处边远，冻结较迟几日，但冻结工作顺利，几天之内抢购之风即被刹住，商店交易正常，人心安定。甘肃还分析了冻结工作顺利的原因：首先是冻结的内容合理，既照顾了当前的日常开支，又照顾了特殊的急用；其次是银行将各单位冻结的存款全部予以保本保值，使各单位放心，再不设法套取。

　　开展城乡交流以增加税收

　　冻结现金只是解决当前金融物价问题的紧急措施，不会长久，也不可能治本。为了治本，就必须增加收入、削减开支。用陈云的话说：“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

　　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的大部分要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答应？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但是，似乎又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新中国刚刚成立，统一战线包含的阶级力量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工人穷窘，文化人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1950年上半年购买了20亿斤小米的公债。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或减租后，已经得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工人低，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而且，东北农民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上所受的损失，现在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过去一吨粮食只换0.8匹布，以后提高到2匹布，1950年初加到2.8匹布，现在调整到2.5匹布。而在关内，以天津为例，一吨粮可以换到6匹布，比关外好多了。这说明，向农民求援是可能的。

　　陈云提出要扩大农副土特产品购销。为此，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中财委和中央贸易部积极组织物资城乡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特产品。陈云几乎是逢人必说城乡交流，逢会必讲土产问题。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他说：“只增加农民的负担，而不想法把农民手中的土产销售出去，那么就一定会发生困难。”在中财委委务会议上，他说：“中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光注意投资，做了要二三年才能见效。目前主要的是收土产，南北交流、中外交流，只有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才真正喊‘万岁’。”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陈云讲：土产销售，“政府如不管，中央政府就难于‘万岁’”。“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民有钱就买工业品，农村活了，城市活了，税收亦增加了，各方面就都喊‘万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陈云讲：“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陈云还算了一笔账。当时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10%，有的地方占20%，最高的地方甚至达到40%。而1950年全国粮食产量以2400亿斤计算的话，土产收入即相当于240亿斤粮食。当年的公粮大约是220亿斤，如果能够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

1951年9月3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财政、农业生产和市场等问 题的报告。后排右为李济深

　　此后，各大区都积极开展城乡交流。1950年冬，华北地区五省二市组织大规模土产交流会，率先打开市场流通局面。至1951年春，共销售总值约合70亿斤粮食的土产品，立竿见影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收入。中央及时总结和推广华北地区的经验，要求各大区及省、地、县都举办土产交流会或产销会议，广泛吸收各地贸易部门、合作社、私商代表及手工业生产者参加。

　　1951年3月17日― 20日，上海市召开土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土产商业、各公营企业公司、工商税务行政部门代表及来宾800余人。大会主席许涤新报告开会意义，指出：土产交流不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购买力，而且也为工商业打开市场，为工业生产保证原料的供应，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他希望大家在会上充分交流、总结经验、订出计划，掌握一切有利条件，大力推动华东地区土产交流。会后，土产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上海四个土产交易介绍所，全国各地土产业的代表们，都在这里会师，打开了各地滞销土产的销路，为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土产交流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51年至1952年，全国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各地在价格、运输、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便利，鼓励私商下乡收购土产，推销日用百货。在国营商业的带动下，依靠合作社商业，团结私商共同努力，很快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土产品打开了销路，并为工业提供了重要原材料。

　　通过扩大农副土产品的收购，到1952年广大农民共获得127.9亿元货币收入，比起1950年的87.4亿元有较大增长，切实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民手里有了钱，首先用于增加生产投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同时，扩大城乡交流不仅活跃了全国经济，还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因此，1952年年初，陈云在回顾1951年财经工作时说：“去年一年的工作重点是‘城乡交流，抗美援朝’……城乡交流实质上就是收税，收来的税就是为了抗美援朝，作为军费。”

1951年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财经工作报告。

　　薄一波在回忆1950年的财经工作时也指出：“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陈云同志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到了这个经验。他说：‘3、4月间工商业困难，经过5、6、7月情况变了，霓虹灯又亮了。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其中的道理之一是使社会力量转动起来，办法就是收购，城乡都是如此。在乡村收东西投放钞票，然后钞票又进城来买东西，就活起来了。所以，繁荣的重要之点又是收购农副产品。’……我们大量收购农副产品，农民卖出了产品，就增加了购买力，城市的工商业也就活了。失业现象跟着也会减少，继之又会推动城市购买力的提高，工商业又会进一步繁荣起来。”

　　开展经济核算以节约支出

　　对于收上来的税收应该如何使用呢？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所有军队、政府、公立学校及受国家经费补助的团体，均须每年分四个季度向中央或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报会计决算报表，每年3月31日作上年度的全年决算报告，再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将上年总决算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核批。决算之后，凡在预算中所余的款项，均须缴回国库。各单位的预算须先经单位首长审核并由相当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再加审核。所有建设项目必须审慎设计，作出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各单位的现金使用必须编造收支计划，并经适当机关的批准，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不得相互赊欠和借贷，使国家银行成为信贷中心和总的账务会计机关。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工厂企业和贸易公司，陈云强调要按经济原则办事，要学会经济核算。他还把“经济核算”列为1951年财经工作的要点之一。陈云说：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过去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经济核算，现在是开工厂，要反对供给制思想。我们针对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有很多同志不习惯这一点，他们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他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陈云重视经济核算并不是偶然的。童年时期，陈云在舅父开的小酒馆里帮工。每天晚上，陈云就与舅父一起算账，看看今天赚多少钱，明天要进什么货。走上革命道路后，在中央苏区时期，陈云就思考过，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延安时期，陈云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文中指出：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在东北时期，陈云又指出：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要考核成本，计算机器和原料消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3月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就确定了贸易机关与各企业、各工厂、各合作社的营业往来，均须依照经营业务的正常经济核算制度的原则。陈云同志也讲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可以说，经济核算制的思想，在生产工作中已有显著提高，但在基建工作中仍未树立。建设时不过问固定资产折旧对于将来产品成本的影响，建议投资时往往无根据或无充分根据地多要钱，拿了钱再想办什么事，买了材料又缺设计；造好厂房却装不起机器，严重影响国家资金与材料的积压。如山东省从1951年6月份到11月份，每月平均积压资金达17亿元之巨。

　　为了实行经济核算制，使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正轨，1951年6月，中财委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全国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一律重新清理登记，并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以达到用最少的物资和资金来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清产核资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结束。清产核资的结果，大大地发挥了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合理使用资金，加速商品流转和资金周转，节约费用，增加利润，提高劳动效率，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依赖上级、不算细账的供给制思想开始得到克服。

农民购买力提高，拖拉机来到了农村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51年底，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已经大体稳定在三八线一带，进入相持状态，而我国财政经济一直保持着奇迹般的良好状态。1951年财政总收入为13,310,000,000万元（旧币），财政总支出为12,250,000,000万元，分别比1950年增长104%和80%，财政上出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可喜局面。对于财经工作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周恩来夸奖说：“收税的机关是一两个，花钱的机关是一大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搞的工作。所以掌握财政经济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确是兢兢业业。我们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平衡，在反动政权下面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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