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闻天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茅盾曾说：“像闻天同志这样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熟知其中年以后的活动，而很少知道他早年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平反以后才有了突破。

　　早年的文学翻译活动

　　张闻天早年留学日本、美国。他在中华书局任职有两段时间：一段是去美国留学之前 （1921年8月—1922年7月），时间大约有一年。再一段是从美国回来之后（1924年1月—10月），大约八个多月。他的大部分译作是在中华书局任职时翻译或者完成出版的。

　　1921年8月张闻天经左舜生介绍进入中华书局，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其时，中华书局聚集着一批进步的文化人。担任 “新文化丛书”总编辑的左舜生，当时思想比较进步。共产党员李达对张闻天多有指点和鼓励。沈泽民、田汉与张闻天同坐一室，朝夕相处，他们都是“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以选译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良好的职业环境为张闻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条件。

　　1921年—1924年，张闻天是一位20岁出头的青年。在这三年里，他在《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 《少年中国》 《创造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译介和评论文章。经他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的有八种之多：分别是《笑之研究》《狱中记》《近代文学》《狗的跳舞》《盲音乐家》《琪珴康陶》《但底与歌德》（与胡愈之、黄幼雄合集）、《倍那文德戏曲集》（与沈雁冰合集）。

　　张闻天从译介文艺理论开始，逐步转到翻译作家作品。他的早期文学翻译中，有三项“第一”：第一个介绍俄罗斯文坛泰斗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第一个全面评述英国作家王尔德；第一个评介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

　　1921年4月9日，张闻天翻译了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这篇两万多字的译作是应商务印书馆编辑沈雁冰之约写的，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同时为这个专号提供论文或译文的有鲁迅、沈雁冰、陈望道、郑振铎、郭绍虞、夏丏尊、耿济之、沈泽民等人。张闻天的这篇译作是对托尔斯泰《艺术论》等文艺论文的最早翻译介绍。

　　1922年四五月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连载张闻天与汪馥泉合译的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狱中记》。自4月4日至5月14日，译文连载了40天。张闻天不同意对王尔德及唯美派一概否定的看法，故又写了《王尔德介绍》近三万字的论文，力图给予全面评价。王尔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早在1920年代初，张闻天就对这位作家作出辩证分析和全面评价，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

　　同年八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的《歌德的浮士德》是张闻天最重要的文艺作品论。该文对歌德及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评析，这篇两万余字长文是国内最早的一篇研究《浮士德》和歌德的论文，显示了张闻天对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对英文的熟谙和对白话文的驾驭能力。写这篇论文时，《浮士德》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文译本，他是根据英文译本进行评述的。在这篇论文中，张闻天把歌德历60年创作而成的诗剧《浮士德》，放在文艺复兴以来文化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上，结合歌德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概括全剧的要义说：“人们努力一天，一定会差强一天，真正的人性就是不断努力。这是歌德做《浮士德》的主眼。”“执著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我以为就是《浮士德》所包含的根本思想。”真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在这篇文章里，张闻天扼要译述了《浮士德》全剧的故事情节，并译出了《浮士德》第一部的最后一场《监狱》。

　　张闻天在译介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时，以清新畅达的译笔和具体中肯的评析，显示了翻译家的才华和评论家的眼力，受到社会的关注。

　　1922年8月张闻天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之邀，到美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报馆、饭店工作，业余时间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自修。不到一年时间，他翻译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充分显示他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情和对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关注。他译介西班牙剧作家倍那文德（今译“贝纳文特”）的戏剧，在国内影响最大。他在“译序”中赞扬倍那文德攻击旧物、发展生命的精神：“一切艺术家因为感受的敏锐，所以凡是社会上的缺点他总最先觉到。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的。他对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厉害。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他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在他的尖利的讽刺剧中间都可以看出来。”这篇译序连同《热情之花》一起，在《小说月报》第14卷7号上发表，主编郑振铎专门写了按语加以推荐。鲁迅读了张闻天的这部译作以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一文。此文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时，鲁迅特意说明：“因为记得《小说月报》第十四卷载有倍那文德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译文中引用剧本时也注明：“所引剧文，用的就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热情之花》和《伪善者》两个剧本，后来同沈雁冰译的《太子的旅行》合编成《倍那文德戏曲集》，于1925年5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沈雁冰和张闻天分别写的评价倍那文德的文章作为“序一”“序二”列于卷首。张闻天、鲁迅、沈雁冰、郑振铎共同推介倍那文德的史实，是中国新文学史和中西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闻天1924年回国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中间的一本为茅盾保存多年的珍本。

　　1924年初张闻天从美国留学回到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做编辑并开始翻译美国通俗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他是这本书最早的译者之一，同年秋译毕全稿，全书共27万字。译本对原作有所增删和修改，其间渗透着他早期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史学观。该译著1986年被发现，2003年6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张闻天的毛笔字手稿，极为珍贵。从翻译到出版，这本书前后跨越了近八十年。

　　1925年初他在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又对全稿进行润色，写就译序后投寄中华书局。同年春，张闻天回到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译稿因未能及时出版，便一直存放在中华书局图书馆。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身即中华书局图书馆）在整理馆藏文献时，发现了此译稿，将之精心收藏起来，并作为馆藏的重要文物，多次在重大活动中展出。

　　2003年6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中共中央党史办的支持和张闻天故居管理所、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的资助下，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了张闻天1924年翻译的《西洋史大纲》，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那么张闻天早年究竟翻译了多少文字？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译文集》（程中原编），其中从1921年至1925年他的译作共计63.5万字，翻译的原著大部分是英文，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加上后来新发现的留存下来的1924年译稿《西洋史大纲》27万字，短短四年翻译的字数至少在90万字以上。

　　早年的文学创作活动

　　1924—1925年间，这是张闻天早年文学创作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同时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反映了五四青年冲决罗网，寻求光明的曲折历程，艺术上颇多独创和探索，是当年新文苑的前列之作。此后，他又写了多种形式和格调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敏锐的洞察和深邃的思想。

　　在张闻天创作文学作品的历程中，影响最大的是1924年从美国回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在文学革命运动退潮时，写出充满革命热情的《旅途》，在恋爱婚姻题材的小说创作方面有了一个新的突破，符合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创造革命文学的主张。

张闻天1924年与中华书局同事们的合影。前排为张闻天（左2）、左舜生（左3）等，后排沈泽民（左2）、周伯棣（左3）、俞秀松（左4）等。

　　《旅途》以1920年代中美两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从消沉，经过旅美到振作，到回国后投身革命，最后牺牲疆场的人生旅程。小说通过三个爱情纠葛的故事为主线，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小说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变化，以及三位不同社会女性的人物性格。作品主题鲜明，寓意深远，不但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而且激情讴歌了一代中国青年对理想的追求。主人公钧凯同恋人蕴青的悲情诉说，读来令人肠断；而整个故事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异国风情的描绘，则又“使人读了如喝葡萄酒似的痛快”。小说完成后，当年《小说月报》连载，次年即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张闻天的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教育和鼓舞了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五四新文学创作史上也有一定地位。《旅途》通过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显示了强烈而又深广的社会批判力量。

　　1980年茅盾为《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写序言时，谦虚地表示：“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动的，但直到1927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

　　当《旅途》在 《小说月报》连载时，张闻天创作的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也同时在1924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上发表。剧本引发强烈反响，没过多久即被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于同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它同田汉的独幕剧集《咖啡店之一夜》、熊佛西的戏剧集《青春的悲哀》，都是这一年出版的戏剧单行本。这几部剧集的第一次印行，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5年6月，由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用文学的笔触创作了一篇书信体的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小说以一个远在他乡漂泊的游子长虹在寒冷的冬夜写给离别10年的母亲的一封长信，诉说其10年艰难生活的历程。小说当然不是自叙传记，然而却以无限感人的笔触表达了入党前，他对人生的体验和入党时的志愿。这个抒情主人公的曲折经历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激起革命旅途上的人们的共鸣。读者不仅可以从长虹的生活道路照见自己的身影，而且从长虹心灵的历程照见自己的灵魂。16年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胡乔木在延安主编的《中国青年》上重新刊载这篇小说，说“它是一篇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的史料”，“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中国若干青年中间仍然存在着。”

　　《飘零的黄叶》是张闻天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他创作历程中“文学的绝唱”。

　　1919年—1925年，张闻天致力于文学革命；而通过文学革命的实践，他又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对于张闻天来说，他的文学活动的成就只是他革命一生的“初阶”。五四爱国运动到“五卅”反帝斗争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造就了张闻天在文学事业上—创作、翻译、评论、编辑等多方面的成绩，同时又促使他毅然放弃所热爱的文学事业，踏上艰险的革命征程，促使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家成了政治家！

　　张闻天的青年时代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年了。时代在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年青一代的人生道路内涵，与张闻天那时已经不完全相同。但是，对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历史重任的年青一代来说，张闻天青年时代的学识和品格，理想与追求，仍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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