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雯 

在浦东新区档案馆内，保存着一批些许泛旧、斑驳的黑白影像档案，上面记录着一派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火热劳动场景，依稀还有刚出炉的包子冒着热气。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浦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兴水利，开挖川杨河、大治河两条骨干河道的伟大工程。光影之间，跃然眼前的是一个时代的辉煌、一个时代的精神。

顺应时代发展、破解水利难题的大手笔

浦东是一片在江流海潮冲击之下逐渐成陆的土地，据史家研究，自距今1700余年的东晋初年初步成陆以来，随着土地东扩，浦东人民为抵御海潮侵袭，基本上每四个世纪修成一条捍海主塘，除主塘外的各种塘堰则不可计数。长期以来，浦东虽河塘密布、水资源丰沛，但水网之间缺少相互交通，沿江片与沿海片的水质差异较大，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多发台风暴雨，缺乏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解放前，一旦暴雨洪水来袭，方圆数百里的村庄常常是汪洋一片，耕地、庐舍毁于一旦，甚至有尸体和棺材随水漂浮的惨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先后开展了两项大工程，即1949年10月修成绵亘浦东沿海南北的人民塘、随塘河，以及1977年修成的浦东运河，也是南北走向。但是，尚缺乏东西向的干河规划。

十年“文革”结束后，神州大地迎来了全面复苏、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春天。随着浦东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水系分割导致的沿江工厂码头排水不畅、沿海农业用水水质问题及洪涝灾害隐患日益凸显，修建联通浦东沿江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东西向骨干河道势在必行。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也正有推进水利建设的整体蓝图，提出了“郊区农村各县开挖一条大河”的规划。1977年，当时的川沙县委、县革委会经过近一年的勘察酝酿，决定实施开挖川杨河工程。因其起讫点分别为沿海的川沙三甲港地区和沿江的杨思地区，故名为“川杨河”；同年8月，在上海市农田基本建设学习班上，当时南汇县的大治河工程也被正式确立。取名“大治河”，意为南汇要从饱受“文革”大乱的苦难岁月走向国泰民安的“大治”，显示了自力更生、团结治水、彻底改变自然面貌的坚强决心。这是当时浦东党委、政府顺应时代发展、破解水利难题而推出的两个大手笔，工程计划方案一经上报，立即得到上海市领导的批准和支持。

两条大河都是“通江达海”的大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川杨河全长28.7公里，投资3299.74万元，是川沙县历史上质量标准最高的水利工程；而大治河全长达到39.5公里，投资超过5000万元，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两河的资金来源均通过市、县拨款和人民公社、生产队自支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浦东，这两条大河的兴建，无疑是一项特别繁重艰巨的任务，不仅资金体量大，而且涉及面广、工程难度大，除了大量的土方工程外，还需进行水利测量、沿途动拆迁安置以及两岸绿化、土地平整、桥梁水闸修建等一系列工作。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项目整体工作谋划推进有力有序，各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1978年5月，川沙县革委会宣布川杨河工程指挥部成立，时任川沙县委书记唐学优担任总指挥，朱晋民担任指挥，王金祥、王龙宝、杨林根、龚章根等12人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工程组、拆迁组、后勤组等职能组室，同时还设杨思港水闸工程、三甲港水闸工程及公路桥梁工程等三个指挥所。不久，唐学优调离川沙，由曾任川沙县副县长的王金祥担任常务副总指挥，全面负责工程统筹实施。陆品刚任工程组负责人，具体负责工程质量。同样，大治河工程立项后，南汇县委也非常重视，召开常委会进行了专题研究，从组建工作专班到开展思想动员，从拆迁工作测算到物质资料筹备，都进入到紧锣密鼓的备战之中。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疑难问题，均列入县委常委会议题，进行专题研究，及时推进落实。

这两项事关浦东乃至上海郊区水利、农业长远发展的大工程，始终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1977年12月5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同志带领市委领导班子及100多名机关干部前往大治河工地视察指导工作，他亲自捋袖挥锹、加入劳动大军，并作重要指示，要求大治河要“搞一个第一流的大样板工程”，给了建设者们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当天晚上，县委常委就开会学习讨论彭冲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第二天在工地上召集了各级负责人三百多人参加的传达大会。县社两级领导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掀起夺取开河战斗最终胜利的新高潮。

一场全民上阵的战役

开挖川杨河、大治河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机械化施工技术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的全人工施工有了很大进步，河道上层80公分以上的表层土开始采用半机械化来运输，但人力仍是主要的倚仗，特别是向下深挖时仍然要靠人工肩挑手扛，一步一步往上搬运。

由于河道规划各区段地质条件及技术要求的差异，两条大河都采取了分段分期施工的方法。川杨河分东西两段施工，自东向西施工，东段为三甲港起至川北公路陆家大桥，河道底宽逐步缩窄，西段工程从川北公路陆家大桥至杨思水闸，河道底宽逐步放宽，且地势逐渐增高。大治河则分了三期实施，自西向东推进，一期从航头到宣桥，二期从老港五尺沟到东海滩段，三期从宣桥到老港。

两项工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泛发动各公社、村组农民群众参与、打“人民战争”的方式完成的，在那个百业待兴的年代里，谱写了一曲团结奋进干事业、无私奉献勇作为的壮丽凯歌。各公社、队组党组织负责人靠前指挥、一线作战当表率，带出了一大批作风过硬的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驻地还有大批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等也先后前去支援。

在川杨河工地上，平均每天有3万至4.5万人参加开河，最多时有5.6万余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30%左右，青壮年劳动者基本全员上阵，很多妇女以及十几岁的少年也欣然加入，不输七尺男儿。参与大治河工程的农民群众，前后总人数达到10万余人，装运泥土的数千台拖拉机机声震天，河两岸搭建的简易工棚绵延数十里。

除大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外，工程夜以继日地推进。工地上整日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激昂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公社、队组之间自发展开了劳动竞赛，每个河段的负责人都掐指计算着每日开挖的土方，工程指挥部每天统计上工地的人数和挖掘土方数。每当夜幕降临时，两条灯火长龙还分别在浦东南北绵延闪亮，照样是一派繁忙景象。隆冬时节，工地上寒风刺骨，开河勇士们的背脊里却流淌着热腾腾的汗水。这样的艰辛，非亲历者无法体会，期间感人的故事、付出的牺牲数不甚数。

当年的川杨河工程常务副总指挥王金祥，是一位从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干部。开河期间他常常连续一两个月吃住在工地不回家，双脚踏遍了28公里长的川杨河两岸，抓工程进度、生产安全，及时解决技术和质量问题，保持了“两个零”的记录（无一起工程质量事故、无一起因工伤死亡事故）。他还非常重视勤俭办事，经常在工程会议上打着算盘告诫同志们，开河经费是农民种了多少粮食棉花才换来的，我们必须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

原南汇地区很多年过花甲的老人，是当年开挖大治河的主力。他们回忆，最艰难的是挖到河底时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挑担的路越来越长、攀登的泥阶越来越高，累到每挪动一步都好像用尽了浑身的力气，装满了料的铁簸箕硌得人“前心搭后背地疼”。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以及在运用机械化生产手段时的安全风险，有不少人落下了关节炎、腰肌劳损、肠胃病、脑震荡等伤病。

为了充分激发劳动者的干劲，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两条大河的工程指挥部还在宣传工作上频出妙招，各种宣传标语、字牌横幅遍布工地，“宁吃千辛苦，引来幸福泉”、“愿流万担汗，汇成幸福泉”等振聋发聩的口号经常响起，还先后办起了工地简报、简易广播站、流动黑板报等当时主流的宣传阵地。紧张劳作间隙，大家围坐在一起观看新鲜出炉的“战报”，疲惫的身体顿时满血复活。

那是一个注重精神力量、倡导艰苦奋斗的年代。参加开河的劳动者都是自带被褥和生活用品，睡的是简易工棚、稻草地铺，吃的是少有荤腥的粗茶淡饭。川杨河工程不发工资，采用工分累积法，上一天工地一般计10个工分，到年终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分配，分配水平高的队每个工分能按1角钱计算，低一点的只能按6、7分计算。而据大治河工程的亲历者回忆，完工后得到的奖金差不多够买“一床新的被面子”。可见报酬是多么微薄。但是，没有人计较付出与得到是不是成正比，作为在新中国红色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水患得根除、农业得丰产、家乡得富庶！

“大河效应”惠及长远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浦东人民艰苦卓绝的拼搏，两条大河如期完工。至1980年1月15日，川杨河东西段全部竣工，河面平均宽度70米，河道底宽在不同区段从20米到60米不等，自西向东联通杨思、北蔡、张江、唐镇、川沙、蔡路等地，汇沿途10余条南北向主要河流之水，通向东海；1979年1月15日，大治河三期工程全部竣工，河面平均宽度102米，河道底宽平均64米，自西向东联通闵行的闸港、鲁汇及浦东的航头、新场、宣桥、黄路、老港等地区，汇沿途七条南北向主要河流，注入东海。此后四五年间，两河又进一步攻克技术难关，分布实施夹塘地区河道深挖疏浚，打通了被清雍正年间所筑钦公塘所阻隔的黄浦江、长江两大水系。从此，在浦东版图上，两条锦带横贯东西，构成了南北呼应、四通八达的水利、水运网络，浦东人民“江海相连”的梦想终于成真！
    两条大河的竣工通航，成为浦东乃至上海市郊水运和水利网络系统的重要枢纽，对于改善水环境，促进航运、水利和农业生产，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杨河沿线受益农田面积达35万亩，达到了“百日无雨保灌溉、日降雨180毫米以内全部农田不受涝”的显著效果，工农商各业用水得到稳定保障，原先“十年九涝”的低洼地带以及沿黄浦江的工厂、码头区，从此远离水患。

大治河建成后，引排水和容蓄量显著拓展，调控自如，水源充沛，原南汇地区和奉贤东部的20多个乡镇受益，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有了稳定的淡水水源保证，同时还增加了一条五级航道，可通行300吨级船舶。防汛抗台能力得到极大提升，1981年8月十四号强台风来袭的时候，大治河为黄浦江分洪、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十多年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浦东新区一直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对川杨河、大治河的河道护堤、船闸桥梁、沿线码头及两岸生态环境进行了多轮改建，并大力开展水源水质保护治理，使“大河效应”不断深化，惠及长远。川杨河的引水排污功能之强，至今无可替代，在浦东新区水务部门每年实施引清排污方案中，其引、排水量长期位居全区各河道之首。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经过多次改建，陆续建成了一批高品质居住小区，形成了浓荫匝地、鸟语花香的“生态绿廊”。2009年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后，浦东南片地区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2019年8月，随着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出炉，提升大治河通航能力的问题更是成为区委、区政府关注的热点。不仅沿线桥梁改建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还建成了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内河枢纽船闸，可通行最大载重量升级到1000吨级，设计年货物通过能力为2900万吨，将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网综合集疏运能力。

今天，当我们伫立在川杨河、大治河畔，眺望一江碧水奔流向东的时候，四十多年前那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开河场景犹在眼前闪现，那嘹亮激越的劳动号子依稀萦绕在耳边。这些珍贵的记忆，都通过档案载入浦东的史册。回望历史，自上海开埠以来，虽不断有乡贤志士和民间组织为兴修水利、根除水患而耗资出力，但受财力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限，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放在浦东整体发展建设的视野中进行统筹规划，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才使得几代人的梦想终于成真。当我们捧读这段历史，也必定会深刻感悟到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