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女侠”是中国近代巾帼英雄、革命家、诗人秋瑾的别号。秋瑾生于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在其家乡浙江绍兴英勇就义，年仅32岁。秋瑾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堪称传奇，对中国近现代革命以及长期禁锢的女性解放，可谓影响深远。本文采撷的，仅仅是她短暂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与上海的一些交集，尤其是她留在这座现代化城市中的一些雪泥鸿爪。
愤而回国
秋瑾最初与上海的交集，可以说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取道上海乘船前往日本。包括她后来几次出现在上海，也多因需乘船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不过随着时事变迁，形势发展，后来发生的故事就不同了。那时候秋瑾匆促的脚步，开始不时驻足上海。她在上海参与创立学校、创办报纸；乃至在上海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发展会员、制造炸药等等。这样的经历，决定了她与上海这座城市，已不会再是泛泛之交。
赴日留学是秋瑾人生的重要转折，此时中国民主革命浪潮已风起云涌，且日益激荡澎湃。秋瑾被这样的潮流裹挟着，义无反顾地投身进了这股革命洪流中。秋瑾最初赴日启程是在1904年6月28日。就在此行赴日前一个月，秋瑾到杭州游览西湖，然后到上海见大她七岁的好友吴芝瑛。当时后者曾劝她不要出国，可倡义卖救国。秋瑾听罢，朝她微微一笑，回答道，我赴日留学决心已定。
秋瑾那次赴日不是从上海登轮，而是与在京结识的京师大学堂日籍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夫人服部繁子一起，从北京到天津塘沽，在那里乘上日本大阪商船公司所雇德国“独立号”商轮，于7月2日到日本神户，再转乘火车到达东京。随即于7月4日进入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所办日语讲习所，在那里学习日语。不久即在这里加入反清秘密会。也是在这里，她将原名秋闺瑾，正式改为秋瑾。
秋瑾在日语讲习所学习一月后，由服部繁子介绍她进入实践女校学习。不久该校筹设“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定于第二年5月开学，秋瑾和一些学生已提前报名。一来为筹措这笔入读费用，二来以探望离别有年的母亲，秋瑾于1905年三四月间回了趟家乡绍兴，然后在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返日前的这个夏天，秋瑾在国内忙碌得真可用一句脚不着地来形容。她先是到上海虹口登贤里上海爱国女校（后迁蓬莱路）找校长蔡元培，并递上她在日本结识的民主革命家、光复会领导人之一陶成章给她写的介绍信；旋返绍兴往访在绍兴中学堂主持教务、投身反清革命的徐锡麟，同样递上陶成章写的介绍信。之后即由他们介绍，在上海加入由蔡元培、龚宝铨等人于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曾在新闸路仁和里“人和煤号”内设有联络机关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由于活动太多，因此耽误了秋瑾按时返回日本上学，所以直到7月17日才从上海乘上轮船回到日本。
1905年9月，已是光复会成员的秋瑾，又在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另一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成立及反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惊恐万分，于是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在日反清革命党人，限制留日学生的行动自由。日本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同意了清政府的要求，随后便出台《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将于1906年元旦起施行。
查阅当年报纸，可知由于此《规则》的出台，使中国“自费留学生大部分将受所谓清国公使馆之掣肘，失去求学之自由”。还有留日学生针对《规则》规定日本各校不得接受因“性行不良”被他校退学的学生，一针见血指出：“万一我辈持有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诬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路，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接着就出现中国留日学生反《规则》集会、罢课等。留日学生陈天华甚至蹈海献身，以死抗议，反响激烈。面对同胞牺牲，秋瑾悲愤异常，她竭力主张全体学生罢课归国，并在继首批204名留日学生归国后，于1905年12月25日，毅然登上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返回祖国。
心胸豁达
回到国内的秋瑾，暂时停留在了上海，她要全力赞助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
原来此前有留日学生提议，在上海开办一所专门学校，以让从日本归国学生继续读书。一些人正在努力自筹经费，筹办中国公学。回到上海的秋瑾，“于此校助力甚多，由是瑾之信义，著于遐迩”。正是有了秋瑾和其他留日归国学生多方奔走努力，1906年春中国公学终于在上海虹口（后迁吴淞）正式开办。在上海奔走赞助创办中国公学期间，秋瑾曾致信留在日本的同学王时泽，信中写道：“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索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也。”秋瑾心胸豁达，不强求他人一定也要回国，但要切记“无忘国耻”，“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
就在忙于赞助创办中国公学期间，秋瑾在这年3月，经同盟会会员褚辅成介绍，到浙江南浔镇浔溪女校，教学生日文和卫生等课。主持该校校务的徐自华与秋瑾志趣相合，从此结为情同姊妹的莫逆之交，秋瑾殉难后，徐自华曾记述，有一天她和秋瑾对饮共酌，秋瑾“醉后痛谈，所持宗旨，嗟夫巾帼，放弃权利，不图自立，甘受专制；提倡女学，开其知识，男女平权，请从余始；愿为同胞，牺牲一己，……”。秋瑾在浔溪女校受到师生们爱戴，却招来地方顽固势力的攻击，最终导致秋瑾在两个月后愤而离开南浔。之后她去了趟浙江金华、缙云等地联络革命志士吕逢樵等人，然后回到上海。此时已是6月，秋瑾又在为创办《中国女报》开始奔走、忙碌。正是在这个初夏的上海，秋瑾见到了乘法国邮船由日本去南洋从上海路过的孙中山。秋瑾毫不犹豫地将已筹集到用以办《中国女报》的一千元资助孙中山。之后她便前往湖南湘潭夫家，以办学为由，向丈夫要到三千元。秋瑾很快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入盛夏，秋瑾依然马不停蹄挥汗如雨地忙碌着，或是请武术教练教自己剑术；或是藏身虹口厚德里，和原大通学堂学生、此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职的光复会成员陈伯平等人，积极联络会党，发展革命势力。与此同时，他们还秘密研制炸药。那天由于操作不慎引发爆燃，致使秋瑾的手受伤，幸好处置及时，没有大碍。但爆燃还是惊动了巡捕房，幸亏秋瑾反应敏捷，编了个事由机智化解，捕房才没深究。随后为安全计，秋瑾回绍兴避了一个多月，然后才重新回到上海，奔走于创办《中国女报》。
当时秋瑾为创办《中国女报》，计划募五百股，共一万元，集满三千元即试办。这时徐自华、徐月华姊妹捐助给她一千五百元。这年底秋瑾在上海参加光复会集会，并表示负责动员响应支援萍浏醴起义。集会结束，秋瑾即动身前往嘉兴、杭州，发展那里的革命组织，以配合起义。
最后告别
此时正值1906年和1907年之交，秋瑾此时在上海正为《中国女报》的创刊，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此前有位名叫陈撷芬的女子，曾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女学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女性的独立精神。不料陈撷芬自己在行动上却做得差强人意。当时国内还有一家女性刊物《女子世界》，但其办得“文法太深”，女性读者普遍反映很难读懂。有鉴于此，抱着宣传妇女解放和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力的信念，秋瑾决定创办一份文字通俗，妇女易读的《中国女报》杂志，并亲自撰写《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提出创办《中国女报》的宗旨就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内容则“以论说、演坛（讲）、新闻、译编、调查、尺素、诗词、传记、小说”为主；并特别强调“本报以文（言）、（通）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还表示“如有海内外同志以所著诗词传记小说及新闻等类见赠，当择优登录”，可见秋瑾创办《中国女报》的视野，已不局限于国内。由于经费不足，秋瑾希望社会上“热心志士，以资捐助”。这份《广告》除刊登于上海《中外日报》，还另外印送各地女子学校。凑足启动资金后，1907年1月14日，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国女报》创刊号终于问世。当时社址设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厚德里91号“蠡城学社”。
秋瑾对于《中国女报》的出版可谓倾注了巨大精力和寄予了殷切期望，为办好该刊，她“经营罔倦，编纂益力，并日冒风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为苦”。
《中国女报》创刊号问世后，秋瑾又匆忙赶回绍兴，处理那里的办校事宜。随即秋瑾被“公举”为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督办”。几天后，秋瑾参与创办的天足会女学堂，也在上海新马路白克路（今凤阳路）开始招生。
1907年3月4日，《中国女报》第二期在众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期待中出版。令人瞩目的是，第二期《中国女报》除刊有秋瑾撰词谱曲的《勉女权歌》和一组诗歌外，还发表了她那张著名的持刀穿和服像。这与秋瑾曾以男妆打扮示人一样，有意用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自己对封建礼教和旧规陋习的蔑视。1904年2月，服部繁子在北京第一次见到秋瑾时，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服部繁子后来回忆道：“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密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旧的普通式西服，袖子过长，……在我面前站着的可说是一位潇洒的美男子。”后来服部繁子曾问秋瑾，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扮？秋瑾回答说，因为在中国“男子强，女子一直受压迫，我希望设法树立男子般的强心，打算先把外形变成男的，再直到心也变成男的……”。于今看来，秋瑾用如此“惊世骇欲”的作派来表示她的决绝之心，是否足够成熟或可另当别论，但她敢于蔑视和反抗封建礼教、旧规陋习的勇气，还是值得充分肯定，毕竟其中反映了那时中国女性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认识在启蒙阶段的一种觉醒。
作为革命家的秋瑾，内心也有很文艺的一面。她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有一阵人们时常听到她会不经意间哼着什么歌。原来这正是秋瑾为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调动她在留日期间学到的一些音乐知识，在酝酿创作歌曲。这首歌就是由她作词作曲、刊登在《中国女报》第二期上的《勉女权》。歌词共分两段：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诚如有论者指出，这首歌的曲子谱得并不优美，但歌词还是感人的。尤其歌词中还引用了英法战争末期抗击英军侵略的法国女英雄若安（现在多译为贞德），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意在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像若安那样，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功立业；在“恢复江山”的过程中，握紧一双“素手”，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以女子之身从中建立功勋。由此也可见，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是和推翻清王朝，争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
且说这期间秋瑾在上海还与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员孙毓筠联络；当时上海革命党人主持的“启东学校”专重体操、测绘，意在培养军事干部，秋瑾也曾亲往这所学校，联系该校学生、光复会员杨旭东，商定一旦起义，由其负责军火运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销路不广及经费不继等原因，《中国女报》出了第二期后便被迫停刊。秋瑾对此深感失望和痛心，且因此“叹同胞之黑暗，痛祖国之无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女报》虽仅出了两期即终刊，但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值得关注。如所刊《拟告国人书手稿》、《拟晓谕手稿》，前者号召国人起来进行民族革命；后者为光复军誓师檄文，读来可以充分感受到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满腔爱国热情与奋发踔厉的革命气概。
秋瑾最后出现在上海的时间是1907年6月，当时秋瑾由绍兴经杭州，去离杭州东北约四十公里的崇德石门镇，为筹光复军起义经费访徐自华，后者悉倾金饰共三十余两相资助。秋瑾大为感动，当场取下手佩玉钏一双相报，而且她似乎已有预感，并写下“此别深愁再见难”诗答赠；三嘱“埋骨西泠之约”，涕泣而别。随即便在那里乘船走水路到上海，在爱国女校访徐月华，奋书“此别不须忧党祸，千秋金石证同盟”句。告别徐月华后，秋瑾又赶去会晤光复会骨干陈伯平，与之敲定浙皖联合起义日期；随后又从上海赶回绍兴，去布置落实起义事。这一离开上海，也是她与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最后告别。
秋瑾写有一首《申江题壁》诗，这也是她除了革命行迹外，以文学的形式在上海留下的履痕：
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淞愿竟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
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氛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