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百货大楼
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接受通常按照一个典型步骤:从震惊,好奇,钦羡以至于模仿。事实上,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许多设施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上海租界了:银行于1848年传入,西式街道1856年,煤气灯1865年,电1882年,自来水1884年,汽车1901年,电车1908年。
20世纪初叶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内陆续兴建的几幢多层百货大楼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尤其是“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它们都是海外华人投资的。里面的电梯会把顾客送往各个楼层,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旅馆及有各种表演的游乐场。在《中国观察》上有一篇写上海百货公司的文章,写了百货公司“特殊的创业史”。开百货公司这个构思最早可能来自一个从澳大利亚新威尔士来的叫马应彪的海外商人,他回到香港后“开始创办一个公司,引进‘定价制度’,取消在中国商人中传统的讨价还价方式,并且向公众承诺最大的公正和真诚”。“因此该公司取名‘Sincere’(中文意为‘真诚’),全名即‘先施公司’。”从这个香港的六层楼商店开始,先施迅速在其他城市开了分公司。
西方游客如果走进面对面开在南京路上的先施或永安(分别于1917年和1918年开张),一定会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激动——为吸引顾客的激烈竞争。先施首创了新的各种货物大主顾销售。它也是第一家雇用推销小姐的商店。永安在它七层楼高的商店里引进了先施的全套销售策略,并于1932年建了一幢19层高的三角形摩天大楼,其中配备了最新设备:高速电梯,暖气和空调。第三大百货公司新新于1926年开业,其广告词是“本城惟一提供高等质量,上好服务,合理价格的理想商店”。为了商业竞争,新新发明了一种新的广告噱头:在六楼的一个玻璃柜里放一台收音机,这样顾客就能听到著名歌星的演唱。第四大百货公司大新于1936年在一幢全新的大楼里开业。
所有这些百货公司都坐落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外滩是殖民势力和财政的总部,那么由外滩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业中枢。当地人至今叫它“大马路”,也即第一大街,以此来表示它特殊的地位。很快,电车和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主干道上的地皮猛涨。在20世纪10年代晚期,它的东区就已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一个叫达温特的外国人写的《1920年上海手册》上是这样描述这条街的:
南京路当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街之一……我想游客一定会惊奇——这大概是他的第一印象——路上都是中国人!100万中国人对少得多的1.5万西洋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来者会惊奇地发现他几乎遇不上一个可以问路的外国人。他会意识到,尽管外国影响很大,但这是中国,街上成千上万的都是中国人。
另一个会给游客留下印象的是交通。下面一组数字是当时官方对南京路、江苏路交叉口人车流量平均统计:1918年2月25日、27日、28日3天,从上午7点到下午7点:人力车14663,行人30148,四轮马车942,汽车1863,独轮车2585,二轮车527,自行车772,小马车129,电车754。
这条街的传奇声誉因为这些新的百货大楼而更加声名显赫,这些“半外国的豪华商店其与众不同处在于”,商店里面“中外产品交织……银饰品、丝绸、缎子、毛皮都种类繁多。上述商店每家在开业那天一般报道都有10万美元的柜台收入”。对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里购买现代的奢华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仪式。
上海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指南可以在无处不在的广告上找到,这些广告有的被霓虹灯照着,有的贴在临街的店铺上,还有的是五花八门地印在报刊杂志上。由此,它们也产生了一门物质文化的“符号学”。比如,《良友》画报上关于永安公司的一个广告是一幅镶嵌画,包括康克令水笔,各种棉布,天鹅牌丝袜和棉袜,PILSNER ART EXPORT啤酒,和一份《良友》杂志。从这些无所不在的广告上,我们可以轻易地为现代城市家庭的日常开销和享受列一张单子:各类食品,洗衣粉,保健药品,电锅和自动汽炉,药,香水,香烟,相机,留声机和录音机及其他。
(树人摘自《世界知识》 作者:李欧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