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动在十里洋场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上海”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一书，力求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对1840年之后来沪犹太人的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探析。本文摘取的是有关上海犹太社团文化活动的部分章节。即便在异国他乡，甚至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犹太民族依然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卓有成效地开展文化教育活动。
育才中学的前身
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犹太社团刚形成之时，由于人数较少，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因此犹太家长大多把孩子送到租界当局办的英国学校、法国公学和美童学校学习，也有一些犹商大家族，如沙逊家族采取了聘请私人教师的办法，以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随着社团人数的不断增加，建立犹太学校以满足犹太孩童教育的需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00年建造舍里特·以色列会堂时，犹太富商亚伯拉罕和所罗门就捐资在会堂内附设了一所犹太学校，即后来上海犹太学校的前身。1922年，舍里特·以色列会堂迁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学校也随之搬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
四十年代初，由于中欧犹太难民孩子的大量入学，使得上海犹太学校人满为患。为了解决犹太难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嘉道理家族在难民集中的虹口地区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1942年1月，在霍瑞斯·嘉道理的帮助下，学校迁到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627号的新校舍。人们常称之为“嘉道理学校”的这一新校舍被认为是当时虹口地区最漂亮的建筑，后来也逐渐成为犹太难民的文化中心之一。
一些犹太富商除了积极为犹太社团办学外，也尝试为中国人办学校。1902年，伊利·嘉道理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开设了私人学校育才书社，并自任校长。书社招收百来名青年，分几个班级上课，专攻中英文两科，主要是为租界内洋行、工厂及工部局培养翻译人才。这其实是一所私人补习学校。1910年前后，工部局有意为纳税华人子弟创设一所普通学校。嘉道理闻讯后，向工部局表示愿意将原来的育才书社改建为工部局学校。为此，他在山海关路购地10亩，建造了一幢有15个教室的三层楼房作为新校舍。1912年3月12日，育才书社迁入新址，并更名为“工部局立育才公学”，归工部局管理，即今育才中学之前身。
此外，上海犹太人中还有不少被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音专、沪江大学等高等院校聘为教授。
上海犹太人开办的惟一一所专门艺术学校是由舞蹈家尤斯图斯·凯尔——帕斯夸尔创办的舞蹈学校。凯尔——帕斯夸尔是犹太难民中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1939年，身无分文的他作为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先在索科尔斯基舞校担任指导，后自己开办舞校，教授古典舞、杂技、民歌、特色舞和现代轻歌舞剧，尤以教授交际舞和体操而闻名沪上。舞校的儿童芭蕾也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
活跃的新闻出版广播
除了创办犹太报刊杂志外，上海犹太人还是上海新闻出版界一支活跃的力量。
索科尔斯基来上海前曾在天津《华北明星报》任副总编辑。1921年1月，他与上海总商会董事汤节之共同创办了《商报》。这份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报纸每天向读者传送六百多个商会的商业信息，发行量名列上海报纸的第三位，位居《申报》和《新闻报》之后。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其作为“上海报界革命者”的形象还是深得时人好评。此外，他还为几个国家的多家报纸提供新闻稿件，包括上海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成为当时最知名的报道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之一。
美籍犹太人伊罗生是立陶宛犹太人的后裔，受共产国际委托，帮助中国共产党工作，于1932年1月13日创办《中国论坛》，热情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国际宣传和支援中国革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32年1月，《中国论坛》刊登了遇难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和作品。
当1933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他成为同盟中央执委中的惟一一位外国人。
上海犹太难民还于1939年5月2日开办了XMHA电台，用德语广播。每天下午播放一小时系列节目，既有轻松活泼的音乐文艺节目，又有严肃的新闻节目，既有介绍世界各地和上海犹太人状况的专题报道，又有诸如医疗、卫生、保健等常识的生活节目，因此深受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欢迎。如1941年以犹太代办处代表身份来上海的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就应邀在XMHA电台发表讲演，介绍了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离境时的艰难，他们的烦恼与希望，以及有关巴勒斯坦的情况等。
在出版方面，上海犹太人翻印、出版了不少犹太教、希伯来文学的经典作品和教材，甚至还有中国古籍作品。
丰富多样的艺术体育活动
在大批中欧犹太难民中，艺术体育人才的比例相当大。他们的到来大大丰富了上海犹太人的文艺体育生活。
在电影创作上，犹太导演贾克·佛莱克和露薏丝·佛莱克夫妇执导了由民华影业公司和大风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世界儿女》，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执导中国影片的外国导演。
在文学戏剧方面，上海犹太总会内设有一个“文学小组”——埃尔哈卡社，每周都举办一次“星四聚会”。“文学小组”旨在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发挥才能。久居上海的难民作家们写了许多剧本，其中大多被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上海犹太人艺术活动的蓬勃兴起，是在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之后。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犹太难民中有许多艺术人才，另一方面，处于艰难岁月中的犹太难民也迫切需要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来增强生活的信心。
避难来沪的中欧犹太艺术家在上海成立了各类文艺组织。如“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等。这些专业艺术团体旨在团结犹太艺术家，组织演出，举办画展，增进福利。早在1939年头几个月，难民音乐家们就在犹太总会和跑马厅总会举行了音乐会。
1943年冬，“上海音乐家协会”在“上海阿什肯纳兹合作救济会”的资助下，在东海大戏院举行了一次募捐义演。由36人组成的上海音乐家协会乐队在奥托·乔基姆指挥下，演奏了萧邦的《波兰舞曲》、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等曲目。
上海犹太人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1912年，上海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体育组织——上海“犹侨体育俱乐部”（简称上海JRC）。1938年12月，上海JRC执委会专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犹太难民聚集的虹口地区开展体育活动。次年2月，上海JRC发出倡议书，号召欧洲犹太难民积极参与俱乐部的活动。同年4月23日，在犹太儿童福利基金会资助下，第一届上海犹太运动会在荆州路体育宫举行。这是上海犹太人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运动会后，犹太难民足球队并入上海JRC队，参加上海足球联赛。
上海JRC下设拳击、足球、手球、网球、曲棍球、乒乓球、国际象棋、小足球和田径等项目。犹太运动员在“马卡比节体育运动会”和上海市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好成绩。上海JRC也被认为是上海最出色的体育俱乐部之一。上海JRC拳击队成立于1939年，成员大多是来自德、奥等国的著名拳击运动员。
1946年9月17日，拳击队的拳手们在与美国海军拳击队员的对抗赛中获得全胜，一时间轰动上海，成为上海犹太体育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犹太人对上海文化的影响
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不仅促进了犹太社团的繁荣和发展，丰富和提高了犹太居民的生活，而且对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丰富了近代上海的文艺舞台，在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中欧犹太人演唱的意第绪语歌曲，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是上海乃至远东第一次出现的意第绪语表演；大批犹太艺术家来沪演出，促进了上海文艺舞台的繁荣；犹太人在上海创办的许多报刊使上海出版物的语种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广泛；上海犹商兴建的各种建筑，如沙逊大厦、爱俪园、新康花园等，正可谓是中西合璧、千姿百态，为上海的近代建筑文化增添了光彩；上海犹太人办的餐馆，如沪上第一家“法式西菜馆”罗威饭店的开办，上海犹太教徒的“考歇”食品都丰富了近代上海的饮食文化；犹太文化名人爱因斯坦、玻尔等的访沪，在近代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特别是犹太教徒在上海的活动，如犹太会堂的建立，犹太宗教仪式的举行，犹太礼拜的仪式，犹太宗教教育的发展，犹太教典籍的刊印等等，更是充实了近代上海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容。
其次，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为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引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如奥地利医学家韩芬，《黄报》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施托福尔，都是精神分析学创立者弗洛伊德的学生，正是通过他们在课堂上的讲授和报章的传播，率先将精神分析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德国犹太作曲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不仅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将奥地利犹太音乐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安诺德·勋伯格的和声体系和瑞士音乐理论家恩斯特·库尔特线条对位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了中国。俄国犹太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将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的传世之作《伊万·苏萨宁》介绍到上海。此外，上海的犹太翻译家还首次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海姆·比阿利克、伊萨克·辛格等人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品译成英文乃至中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再次，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也为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上海犹太人在各大高等院校执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其中有不少成为推进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出色人才。
我国最早在国际重要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就是在犹太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导下脱颖而出的。勃朗斯坦夫人为了培养傅聪，多次托朋友到纽约寻觅收集乐谱。我国老一辈小提琴家谭抒真、陈宗晖、毛楚恩，钢琴家范继森、李民强等都得到过德籍犹太音乐家、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的卫登堡的指导。在音专经过弗兰克尔和许洛士等培养的中国学生丁善德、瞿希贤、桑桐、汤正方等，都成为我国作曲界的一代宗师。哈同不仅成立了广仓学会，整理中国国故，还大力资助一批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进行研究和创作。他将收集的八百多片甲骨供王国维静心研究，王国维因此而写出了《戬寿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内的学术地位。青年画家徐悲鸿也应哈同之邀在爱俪园中进行创作，画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自然，在上海的犹太文化人自身也受到了海派文化的影响。
（树人摘自《上海犹太人》作者：潘光、王健）
育才中学的前身
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犹太社团刚形成之时，由于人数较少，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因此犹太家长大多把孩子送到租界当局办的英国学校、法国公学和美童学校学习，也有一些犹商大家族，如沙逊家族采取了聘请私人教师的办法，以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随着社团人数的不断增加，建立犹太学校以满足犹太孩童教育的需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00年建造舍里特·以色列会堂时，犹太富商亚伯拉罕和所罗门就捐资在会堂内附设了一所犹太学校，即后来上海犹太学校的前身。1922年，舍里特·以色列会堂迁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学校也随之搬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
四十年代初，由于中欧犹太难民孩子的大量入学，使得上海犹太学校人满为患。为了解决犹太难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嘉道理家族在难民集中的虹口地区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1942年1月，在霍瑞斯·嘉道理的帮助下，学校迁到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627号的新校舍。人们常称之为“嘉道理学校”的这一新校舍被认为是当时虹口地区最漂亮的建筑，后来也逐渐成为犹太难民的文化中心之一。
一些犹太富商除了积极为犹太社团办学外，也尝试为中国人办学校。1902年，伊利·嘉道理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开设了私人学校育才书社，并自任校长。书社招收百来名青年，分几个班级上课，专攻中英文两科，主要是为租界内洋行、工厂及工部局培养翻译人才。这其实是一所私人补习学校。1910年前后，工部局有意为纳税华人子弟创设一所普通学校。嘉道理闻讯后，向工部局表示愿意将原来的育才书社改建为工部局学校。为此，他在山海关路购地10亩，建造了一幢有15个教室的三层楼房作为新校舍。1912年3月12日，育才书社迁入新址，并更名为“工部局立育才公学”，归工部局管理，即今育才中学之前身。
此外，上海犹太人中还有不少被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音专、沪江大学等高等院校聘为教授。
上海犹太人开办的惟一一所专门艺术学校是由舞蹈家尤斯图斯·凯尔——帕斯夸尔创办的舞蹈学校。凯尔——帕斯夸尔是犹太难民中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1939年，身无分文的他作为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先在索科尔斯基舞校担任指导，后自己开办舞校，教授古典舞、杂技、民歌、特色舞和现代轻歌舞剧，尤以教授交际舞和体操而闻名沪上。舞校的儿童芭蕾也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
活跃的新闻出版广播
除了创办犹太报刊杂志外，上海犹太人还是上海新闻出版界一支活跃的力量。
索科尔斯基来上海前曾在天津《华北明星报》任副总编辑。1921年1月，他与上海总商会董事汤节之共同创办了《商报》。这份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报纸每天向读者传送六百多个商会的商业信息，发行量名列上海报纸的第三位，位居《申报》和《新闻报》之后。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其作为“上海报界革命者”的形象还是深得时人好评。此外，他还为几个国家的多家报纸提供新闻稿件，包括上海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成为当时最知名的报道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之一。
美籍犹太人伊罗生是立陶宛犹太人的后裔，受共产国际委托，帮助中国共产党工作，于1932年1月13日创办《中国论坛》，热情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国际宣传和支援中国革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32年1月，《中国论坛》刊登了遇难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和作品。
当1933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他成为同盟中央执委中的惟一一位外国人。
上海犹太难民还于1939年5月2日开办了XMHA电台，用德语广播。每天下午播放一小时系列节目，既有轻松活泼的音乐文艺节目，又有严肃的新闻节目，既有介绍世界各地和上海犹太人状况的专题报道，又有诸如医疗、卫生、保健等常识的生活节目，因此深受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欢迎。如1941年以犹太代办处代表身份来上海的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就应邀在XMHA电台发表讲演，介绍了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离境时的艰难，他们的烦恼与希望，以及有关巴勒斯坦的情况等。
在出版方面，上海犹太人翻印、出版了不少犹太教、希伯来文学的经典作品和教材，甚至还有中国古籍作品。
丰富多样的艺术体育活动
在大批中欧犹太难民中，艺术体育人才的比例相当大。他们的到来大大丰富了上海犹太人的文艺体育生活。
在电影创作上，犹太导演贾克·佛莱克和露薏丝·佛莱克夫妇执导了由民华影业公司和大风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世界儿女》，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执导中国影片的外国导演。
在文学戏剧方面，上海犹太总会内设有一个“文学小组”——埃尔哈卡社，每周都举办一次“星四聚会”。“文学小组”旨在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发挥才能。久居上海的难民作家们写了许多剧本，其中大多被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上海犹太人艺术活动的蓬勃兴起，是在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之后。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犹太难民中有许多艺术人才，另一方面，处于艰难岁月中的犹太难民也迫切需要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来增强生活的信心。
避难来沪的中欧犹太艺术家在上海成立了各类文艺组织。如“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等。这些专业艺术团体旨在团结犹太艺术家，组织演出，举办画展，增进福利。早在1939年头几个月，难民音乐家们就在犹太总会和跑马厅总会举行了音乐会。
1943年冬，“上海音乐家协会”在“上海阿什肯纳兹合作救济会”的资助下，在东海大戏院举行了一次募捐义演。由36人组成的上海音乐家协会乐队在奥托·乔基姆指挥下，演奏了萧邦的《波兰舞曲》、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等曲目。
上海犹太人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1912年，上海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体育组织——上海“犹侨体育俱乐部”（简称上海JRC）。1938年12月，上海JRC执委会专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犹太难民聚集的虹口地区开展体育活动。次年2月，上海JRC发出倡议书，号召欧洲犹太难民积极参与俱乐部的活动。同年4月23日，在犹太儿童福利基金会资助下，第一届上海犹太运动会在荆州路体育宫举行。这是上海犹太人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运动会后，犹太难民足球队并入上海JRC队，参加上海足球联赛。
上海JRC下设拳击、足球、手球、网球、曲棍球、乒乓球、国际象棋、小足球和田径等项目。犹太运动员在“马卡比节体育运动会”和上海市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好成绩。上海JRC也被认为是上海最出色的体育俱乐部之一。上海JRC拳击队成立于1939年，成员大多是来自德、奥等国的著名拳击运动员。
1946年9月17日，拳击队的拳手们在与美国海军拳击队员的对抗赛中获得全胜，一时间轰动上海，成为上海犹太体育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犹太人对上海文化的影响
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不仅促进了犹太社团的繁荣和发展，丰富和提高了犹太居民的生活，而且对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丰富了近代上海的文艺舞台，在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中欧犹太人演唱的意第绪语歌曲，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是上海乃至远东第一次出现的意第绪语表演；大批犹太艺术家来沪演出，促进了上海文艺舞台的繁荣；犹太人在上海创办的许多报刊使上海出版物的语种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广泛；上海犹商兴建的各种建筑，如沙逊大厦、爱俪园、新康花园等，正可谓是中西合璧、千姿百态，为上海的近代建筑文化增添了光彩；上海犹太人办的餐馆，如沪上第一家“法式西菜馆”罗威饭店的开办，上海犹太教徒的“考歇”食品都丰富了近代上海的饮食文化；犹太文化名人爱因斯坦、玻尔等的访沪，在近代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特别是犹太教徒在上海的活动，如犹太会堂的建立，犹太宗教仪式的举行，犹太礼拜的仪式，犹太宗教教育的发展，犹太教典籍的刊印等等，更是充实了近代上海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容。
其次，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为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引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如奥地利医学家韩芬，《黄报》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施托福尔，都是精神分析学创立者弗洛伊德的学生，正是通过他们在课堂上的讲授和报章的传播，率先将精神分析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德国犹太作曲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不仅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将奥地利犹太音乐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安诺德·勋伯格的和声体系和瑞士音乐理论家恩斯特·库尔特线条对位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了中国。俄国犹太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将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的传世之作《伊万·苏萨宁》介绍到上海。此外，上海的犹太翻译家还首次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海姆·比阿利克、伊萨克·辛格等人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品译成英文乃至中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再次，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也为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上海犹太人在各大高等院校执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其中有不少成为推进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出色人才。
我国最早在国际重要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就是在犹太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导下脱颖而出的。勃朗斯坦夫人为了培养傅聪，多次托朋友到纽约寻觅收集乐谱。我国老一辈小提琴家谭抒真、陈宗晖、毛楚恩，钢琴家范继森、李民强等都得到过德籍犹太音乐家、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的卫登堡的指导。在音专经过弗兰克尔和许洛士等培养的中国学生丁善德、瞿希贤、桑桐、汤正方等，都成为我国作曲界的一代宗师。哈同不仅成立了广仓学会，整理中国国故，还大力资助一批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进行研究和创作。他将收集的八百多片甲骨供王国维静心研究，王国维因此而写出了《戬寿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内的学术地位。青年画家徐悲鸿也应哈同之邀在爱俪园中进行创作，画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自然，在上海的犹太文化人自身也受到了海派文化的影响。
（树人摘自《上海犹太人》作者：潘光、王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