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便加入上海京沪中学篮球校队 (中立者为作者)
杜冶秋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话剧导演，也参演过多部影视剧，他在《济公》中饰演的钱老板让人忍俊不禁，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杜冶秋于1932年出生在湖北大冶矿区一户医生之家，他的童年和少年在贵州遵义度过，抗战胜利后其父杜宗光到上海任职，他随之来到上海，从此在上海生活了近70年。80岁时，杜冶秋执笔回忆了往事，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在其笔下就如一副风俗画。以下是部分摘录。
父亲到了上海后，全家好似断了线的风筝，日夜期盼，终于有消息来了，叮嘱我们抓紧时间复员上海，来信还叮嘱回沪前要把我的名字“月生”改掉，因为上海的大流氓也叫杜月笙，音同字不同，怕同学取笑，便改成冶秋，寓意生在大冶中秋节之意，姐姐也吵着改，将乐琴改为冶芬，算上大哥冶航，从此三兄妹便成“冶”字辈了。这时已是1946年即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初夏。
说起“复员”二字，这六十多年前最最热门的词藻，现在的青年听了也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太空语”了。当时，一个逃难到内地去的普通家庭，要想从内地“复员”到上海，是何等艰难的事啊！那真叫人挤人挤死人啦！父亲好不容易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我们总算有了“复员”的可能。
一个从内地初来乍到的孩子眼里，真叫开洋荤了，上海虽然经过战争的折磨，但那“东方巴黎”的瑰丽与繁华，是难以褪色的。战后仅一年光景，这里便又成了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父亲供职的福民医院，地处虹口横浜一侧，战前这里是日租界，此时日侨都已回国，成了清一色的华人世界，但一切设施依旧保留着“东洋人”的特色，像是日据时期的残迹。连我家的卧室里还留着“塌塌米”的草垫哩！只是赫赫有名的福民医院此时已改称第四医院了。
年仅十四岁的我，终日游荡在喧嚣的北四川路上，那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来回地穿梭着，夹杂着满街叫嚷的报童声。什么谢某某当选上海小姐啰！什么甜姐儿闹婚剪舌头啰！连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报选票的声音，都在大街上不绝于耳，既有官场消息，又有花边新闻，整天热闹非凡。若问什么是旧上海风光？在我呆在这里的两年间，可谓尽收眼底，成了我少年时代最难以忘却的金色岁月！
记得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还应新民晚报“十日谈”之约，以“崇拜轶事”为题写了一篇趣闻，摘录于下，是为怀旧。
崇 拜 轶 事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滩真热闹极了。五花八门的小报，光怪陆离的社会新闻迭出不穷。风华少年的我耳濡目染，如坠烟雾，一夜之间似乎猛地长大了一截。就说看电影吧，小时候在后方最迷恋的要算韦斯莫勒的“泰山”片或是艾洛弗林的西部片，这时已被“战地钟声”“魂断蓝桥”等文艺片牢牢吸引住了。这不足怪，时代风云嘛，好莱坞也是推崇现代题材的，正像越战后风靡一时的丛林片一样，参战国总是要在战后借助各种语言来渲染功绩的，真有不小的作用。当时父亲在横浜桥福民医院（现市第四医院）任职，离虬江路旧货市场不远，那里满马路都充塞着美军的剩余物资。不少青少年都去争抢，大头皮鞋、石磨牛仔裤和麦尔登的军夹克是最为时髦的了。仿佛穿上这身衣着就像是亨弗来鲍加，泰隆保华的化身了。那时对好莱坞这些明星的崇拜和影片中塑造的英雄，已混为一个概念。
战事结束得十分辉煌，人们在脑细胞里都平添了不少崇武意识。从重庆“复员”到上海，我便断然选择了京沪中学（现新沪中学）念书。只因为该校是由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办的。尤其是那座作为敌产没收的校址更引起我的兴趣，那是日本原先的一个谍报机关，直到学校开课了，后楼的一只铁扶梯，只消双手一碰便会麻电，显然是某种预警设施尚未拆除，身临其境有三分恐惧。传说担任校长的黄树滋先生曾是汤恩伯十分敬重的幕僚，不但学识渊博，为人也十分亲和敦厚，此时是借助于汤的势力弃政育人的。某日，像是校庆一周年，黄校长宣布汤恩伯将亲临学校视察，一时间真像开了锅，人人都为有缘目睹“三星上将”的风采翘首以待。这一天来到了，汤恩伯下得车来，全校师生一字长蛇阵，从校门口一直排到了通往校长室的二楼扶梯上，每人都手持一本拍纸簿渴望签名。那知被便衣们一推六二五，风卷似的一阵挡驾，护着他径直而上，谁也没如愿，只好纷纷散去。我们便按原计划去宝安路的操场上进行一场足球赛，这也是校庆的一项活动。谁知球赛正要开始，汤恩伯竟然光临了，还要兴致勃勃的为我们“开球”。还与健儿们合影一张，我是校队门将，分享了这份“荣幸”。呵！这一天可算是大大的饱赏了一番崇拜英雄的滋味。
未几，又一椿引我兴奋的消息传出，说卫戍司令部隔壁有个“海乐”游泳池要开池了。届时将由我最为崇拜的运动健将徐亨先生（后任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和著名影星胡蝶女士联袂剪彩。班里的几个球迷和影迷雀跃不止。因为徐亨当时既是泳坛高手又是足球守门员和排球国手哩。但泳池很小，仅有数十人凭柬入场，再说这等社交场合素来都是不让我们这些捣蛋鬼进去的。怎么办？只好翻过一道不高的红墙，绕道溜进厕所，解了个手，居然也混了进去。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剪彩”这名堂。不同寻常的是在场多数都穿上泳衣在池边等候，司仪宣布典礼开始，徐、胡二位先是谦让一番，后来还是胡蝶接过剪刀，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她便自然地露出那迷人的笑容，向前走了几步剪了起来，定是那纤细的手使不上劲儿，居然剪了半天没剪断。我们几个小子放肆地笑了起来，引来一群责备的眼光，我们像定格似的便收住了口。这时，徐亨很机敏地走到她身边，相互一笑，徐讨过剪刀，轻轻一剪，绸带落地。掌声起处，徐亨已纵身入水，以“自由式”像表演似的游了两个来回，真让我大开眼界。我虽自幼善水，但毕竟是内地小河里泡大的，像徐亨这种韦斯莫勒式的标准泳姿从未亲眼见过。也就是这种“崇拜”的动力，促使我在十六岁那年便在杭州的一次泳赛中夺取了亚军。也是有这良好的水性，时隔四十年，当我在电视剧《济公》妙手移瘤一集中扮演钱老板时，从五米高的石拱桥上跳下河去，也毋须寻找替身。
胡蝶后来也入水了，这位大明星的演技十分到家，但“水上作业”却显露笨拙，除了她那丰腴的身材和清丽的笑声在池边荡漾之外，余下都在记忆中淡忘了，不过这也是一种珍藏的印象。
这一年的初冬，父亲医院隔壁的戏剧专科学校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时，适逢首届学生实习公演，剧目像是“梁上君子”，医院里的一些年轻医师和护士小姐都被私下邀请过去观赏，顺便也把我给捎带着。回想起来这算是初次看专业演员演戏了。也是值得回味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叫赵贵生的学生，他扮演的小偷真是惟妙惟肖，后来我懂得那叫生活自然，显然是受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学说的影响，自我出发体验角色十分入微所致。因为只有几步之遥，从此，我便经常不断地去到那楼上小剧场里，偷看他们的排演，有时回家晚了，只消说是去大胡子学校看排戏了，父亲也就不责怪了。因为家父曾有缘和熊佛西先生同桌吃过一顿饭，有过一面之交，并对他的豪爽个性十分推崇。这里不禁使我有所感慨，人生旅途往往是某种机缘，倘若家父当初不在福民医院供职，我也就不可能去横浜桥领略“上海剧专”这个诱人的天地，而这也许正巧成为我日后从艺的契机。由于我对这个演小偷的演员太感兴趣，从而引来一丝萌动。心想，我要能学学这一行也未尝不可嘛！果不其然，五年之后，我便阴错阳差地跌入戏剧圈内。后来，我当然也就知道，事隔一年以原著小说《錶》搬上银幕时因演技出众一炮打响的赵钱孙，便是我当年十分羡慕的赵贵生也。传说还是我的恩师佐临先生给他改的名字哩。这两年真有回味不尽的往事，随着五色缤纷的生活图景，不断更替着“崇拜”的方位。这也导致我步向成年时，在选择生活的途径中彷徨不定，从军？从政？从艺？还是当一名体育记者？（因为我当时还是拥有大量读者的《东南日报》体育版的忠实读者），看来“崇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心态，尤其在青少年时代。说它有好处，是因为能激励起某种动力，去追求、去攀登，去健全自我。说它危险，是因为“崇拜”的方位往往和自身的潜质不同步，而自身又是那么盲目自信时，这便闯入了人生的“误区”，永远寻找不到接轨的站头，那可是一大憾事了。
要我静下心来，回述初到上海的轶闻趣事，那是三天两夜也道不尽兴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我和姐姐先后来沪求学，但大哥仍随母亲留守遵义。药房在表哥的协管下，生意更为兴隆，俨然已成该地药业之首，但母亲毕竟不是生意人，加上回乡之心极为迫切，而这时表哥在当地已有妻室，似乎无意返乡。于是，母亲决定舍弃一切，将药房奉送给他，择时返沪。
记得这一年，也就是1946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母亲在大哥的护送下赶往重庆，机票都已定妥，只是尚未确定航次，不料此时竟爆出一则惊魂新闻：重庆返沪的航班，竟然接二连三在上海龙华机场坠毁！那时通讯不像今天这般通畅便捷，母亲究竟是哪次航班也不得而知。那几天父亲沉默寡语，脸色严峻，吓得我也透不过气，为宽慰父亲，医院的同仁也纷纷为此打探，但消息全无。只知道航班已经暂停，而龙华机场遇难人员的名单却不见公布。那几天整个上海街头巷尾，好似阴云密布，偏偏让我们家摊上这份惊愕。大约过了两个星期，重庆方面传来消息，母亲和大哥竟然登上了复航后的首趟航次，父亲心事重重赶去龙华总算太平无事！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将他俩接到家时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勉强，依旧惊魂未定。从此，两位老人便决心永生不坐飞机了，这种后怕也一直延伸到我身上。战后将近一年，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哥顺利插班到著名教育家欧元怀执掌的大夏大学法律系就读，姐姐继续在教会办的名校清心女中住校，只有我放了学便早早回家陪伴母亲。时不多久，春节来临，回想在贵州每回过年都是孩子们最盼望的，印象最深的是小年夜吃到大年夜，鸡鸭鱼肉、干果糕点，吃得吐进吐出。战争给华夏大地带来无尽的灾难，但是大后方毕竟是世外桃源。每当过年都是苦中作乐的，此逢战后第二个春节，总算全家团聚可以在上海过个太平年了，结果出乎意料，弄得乏味之极。父亲那几天就是忙着把下级送来的火腿之类，再调配一些高档礼品，去给院长和一些场面上的人拜年。有时还硬拖着母亲一起去，而她一向是个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但此时也没办法，只得不断换行头，着高跟，叫强生车东家西家的跑，一个年过下来，总算领教了这种虚伪势利的上海社交场！为此，她强烈要求尽快回杭州安家，父亲实在拗不过她，只好随她之意作转移的准备。
然而，要在杭州定居下来，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家五口，全靠父亲一人承担，可以想象离乡背井二十余年，杭州老家已一无所有，亲友都失散了，外公外婆已早离人世，一切都时过境迁。倘若父亲辞去上海的职务，到杭州另起炉灶挂牌行医，设备呢？药品呢？病源呢？况且杭州名医甚多，各占一方，谁又相信你呢？父亲深知医师的信誉是靠日积月累打造出来的呀！当时，我少不更事，但也略感父亲那一时段真是处在心力交瘁之中。
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生存能力，在这般艰难的岁月，十里洋场的纷纷扰扰，加上国共谈判破裂后，内战阴云密布，民心动荡，物价飞涨，孩子们又都未成年，母亲又是个不能怠慢的主，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来说，要撑起这个家，还要在场面上过得去，是何等的举步维艰啊！但父亲竟然处之泰然，把后来的事情，调配得妥妥当当，用当今的时髦辞藻来说，是绝对的“给力”了。
当时，他每逢假日就只身一人风尘仆仆去杭州打探，遍寻故友，终于初见眉目。当时杭州的卫生局长，名医张信倍正打算往台湾转移，留下一所宅地待价而估，由于地处市中心官巷口不远，又与原广济医院相邻，父亲有所动心。但考虑那一区域内，正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连解放后名噪全国的叶熙春大医师，也在不远处的井亭桥边，新来乍到要想打开局面，并非易事。父亲一向把握“动心忍性”之道，时常提醒我们遇事万万得记住这条训诫。张府的这幢房子，虽是块好肉，但孤注一掷，可能吃不了兜着，回到上海和母亲斟酌再三，仍然举棋不定，但母亲实在不愿待在上海，他便当机立断只好舍命陪君子了。八根黄金大条的顶费对这刚复员不久的普通家庭来说如何筹措？可他依然从容应对，不动声色地让母亲和姐姐先行回杭，我和哥哥则随他暂留沪上。
半年后的暑假，我有机会去杭州观赏那未来的“家”。这暑假让我乐不思蜀，只因父亲一时难以脱身，我初中仅剩半年，插班没法插，只好悻悻然打道回沪。当我疲惫地跨入狄思威路宝安路口的家中，令我吃了一惊，屋子里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箱包，装的满是医疗器械和药物之类，原来父亲兢兢业业忙于公务之外，还在紧锣密鼓地添置日后在杭行医的物品。顿时，让我感到呆在上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反又觉得一丝不舍，似乎还没玩够似的。想起杭州整座城里只有两三个影院，这里家附近就有虹光、民光、海光、国际、光陆等等，更别说那些大光明、国泰等头轮影院了，真叫玩都玩不转。于是便时常瞒着父亲，约一两个贪玩的同学，逃课去“白相”。印象最深的是从虹口溜到跑马厅对面，到大光明去看电影。到了门口居然吓得不敢进去，原因是来的看客都是西装裤子短大衣，光亮入时的皮鞋，成双成对、涂脂抹粉的时尚男女，汽车、三轮车、私人黄包车鱼贯而来，我等虹口溜进来的逃学生，好象小瘪三似的看花了眼，吓得连售票窗口都不敢靠近，这让我初次领会到上海滩原来是有等级的。
即便虹口的影院也比杭州的强多了，这期间看了许多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字第一号”、“假凤虚凰”、“幸福狂想曲”等都是那时看的，相反好莱坞电影看得不多，因为那时没有译制片，而有“译意风”的影院，价钱又比较贵。那个年代的初中生，即便是富二代身上也不让多放钱的。记得“战地钟声”、“出水芙蓉”、“魂断蓝桥”这些外国大片，还是从贵州来沪顺道在重庆、汉口由大人带着看的哩！和现在的“粉丝”一样，对泰隆保华、埃络弗林、英格丽宝曼、费雯丽、桃乐珊拉姆这些时代明星，可以记住一辈子。但出于自己的个性，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依旧是“人猿泰山”的主角韦斯摩勒，当时就听说，他曾是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自由泳好手，更让我顶礼膜拜。
说起奥运会，这年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将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了。抗战胜利了，联合国成立了，中、美、英、苏、法五大战胜国，成了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总算扬眉吐气了一番。但一提起奥运会，脑袋就下垂了！堂堂五大国之一，依然保存个零的记录。所幸当时有个拉黄包车的人，名叫楼文敖，参加万米长跑令国人产生厚望，总以为这下可以扬眉吐气了。说来也巧，那时为迎接奥运，他每天一清早就去虹口公园训练，我们几个热爱体育的同学，几乎每天一大早就赶到那里观看，的确身手不凡。不久，在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热切期望中，楼文敖随团出发了，可悲的是众人期待的只不过是个泡影。那时还没有电视这回事，老百姓都等着看早报，结果传来的消息是楼文敖跑过半程，由于穿不惯有钉的跑鞋，脚底磨起了泡，没能跑完全程，几乎是走到终点的。这一消息传到国内，众人为之叹息！接着传出篮球国手的落败，又传出足球队回国的路费都付不出，只好绕道西亚、东南亚边踢边筹路费回到国内，真是丢人现眼！时至今日，体育健儿在国际体坛如此光彩夺目，真是扬眉吐气啊！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在上海渡过一生中五光十色的岁月，就当作是我的“少年游”吧！
（杜冶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