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帮会 第九章 帮会色泽（附图）
19.时隐时现的红色之光
顾竹轩
顾祝同
陈箓
用顾执中的话说，这次秘密行动，“万一泄露，则我等皆休矣。但此等大事，一定是经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老姚出面的，不会草率从事”。所谓通过老姚出面，是指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当时如果没有帮会中人的帮助，要完成向新四军支援物资的运输任务，确实困难重重。
顾如茂，字竹轩，生于1885年。他16岁从家乡盐城跟随母亲、兄长顾松茂逃荒到上海，落脚在闸北天宝里，靠拉协记公司的黄包车接送客人为生。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籍巡捕，不需要文化考试，只要年轻力壮、身材高大就行，顾竹轩符合条件被录取。好景不长，顾竹轩因在一次履职时擅自放走嫌犯而被开除。脱去巡捕服的顾竹轩别无长技，只得重操旧业拉黄包车。
几年过去，顾竹轩积攒下了一些钱，就自己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靠收取租金获利。这种“放黄包车”的生意没有靠山是做不长，做不太平的，于是顾竹轩就想到了要拜老头子。
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说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王德林《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一文说“顾竹轩以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曹幼珊为老头子。曹在当时的青帮中是大字辈的人物”。顾竹轩侄子顾叔平在《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文中，则说顾竹轩在20岁时“拜青帮头子刘登阶为师”。刘登阶也是青帮大字辈。
顾竹轩越搞越大，在闸北开香堂收徒弟，最多时达万人，后来他的势力渗透到公共租界。除了放黄包车，他还在闸北开设茶楼，让一些在上海的家乡戏淮剧艺人在茶楼上演出，此举吸引了大量苏北人听众，但他骨子里并不看重家乡戏曲。《苏北人在上海》一书说：“苏北地方戏的演出遭到贬损。从20世纪头10年起，淮剧和扬剧团在上海演出。但这两个剧团几乎从未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的大名鼎鼎的戏院里登台出演。”“就连天蟾舞台也不以苏北戏为特色，而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却是盐城人，强有力的青帮领袖，上海苏北人称他为苏北皇帝。一位上海负盛名的淮剧名角抱怨说：‘我们甚至无法在顾竹轩的戏院里唱。’苏北戏最常见的不是在正规戏院里演出，而是在临时搭的露天舞台上或在苏北人居住区的茶馆里演出。”
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闸北豪绅王彦彬成立闸北保卫团，自任团总，下有九个队，团部设在闸北大统路慈善团内。想到顾竹轩在闸北很有势力，王彦彬就请顾竹轩担任团附。据第九队队长王德林后来回忆：顾竹轩负责保护苏州河上驳船货运。团的经费地方筹集，武器弹药自备，用人则由团部报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立案加委，属官管民办的地方武装。团丁招募而来，大都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这些人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是穿上“老虎皮”，手拿武器，可以欺压善良，为非作歹。也有些纨绔子弟应募而来，借此向人炫耀，聚众滋事。这些人和顾竹轩都有一定的关系，王彦彬想要控制他们为己用，所以请顾竹轩担任团附。
王德林说：在顾竹轩担任闸北保卫团团附期间，很眼红公共租界的丹桂戏园（后改名丹桂舞台）生意好，于是依靠公共租界流氓头子季云卿和巡捕房，在其对面也开了一家戏园，取名天蟾舞台，上演连台戏《开天辟地》，连续多月，观众盈门，着实让顾竹轩狠狠赚了一把。丹桂戏园不甘示弱，釜底抽薪，花重金将《开天辟地》的主角常春恒挖了过去。天蟾舞台顿时门庭冷落，这让顾竹轩觉得很失面子，岂肯善罢甘休。他一开始曾做过常春恒的工作，想让常回头。无奈常不服。顾竹轩竟暗中指使门弟开枪，将常打死在戏园门口，上海滩为之震惊。
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说：“这是一位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据其亲信徒弟王兴高说，顾至少谋杀过七位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两个是律师。由于他有恶势力，竟能逍遥法外，并收徒弟一万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
顾竹轩为了与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职位，指使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发后，王兴高被判十年徒刑。两人谈妥，由顾竹轩负责王兴高家属一切开支。仅过三年，顾竹轩就不再支付这笔开支，王兴高知道后，深为不满，遂告发顾竹轩。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法判顾竹轩十年徒刑，关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监狱。两年后经顾祝同出面保释，顾竹轩才恢复自由。
关于顾竹轩，人们知道的多是他作为“江北大亨”的种种劣迹。殊不知就是这同一个顾竹轩，也做过不少令人赞许的事情。1929年冬，顾竹轩回乡葬母前，得知家乡遭遇旱灾，特地筹借了一笔银元返乡。办完母亲葬仪后，他即投入赈济一事上。凡上门求济的，孩童每人银元一枚（当时抵五十斤稻），青年男女每人两枚，老人五枚，鳏寡七八枚不等。不少外地居民也闻讯而至，饥民船只塞满唐湾河，顾竹轩将带来的银元全部发光。
1931年秋，运河决堤数十丈，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久久不退。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这时候，顾竹轩出现了。他竭尽全力，在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间奔走，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台）三县争取到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顾竹轩还慷慨解囊，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今太阳山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五六万银元用于此次赈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顾竹轩让天蟾舞台停业，以供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暂作栖身地。天蟾舞台楼上楼下住满了难民，他们的衣食所需多由顾竹轩设法筹集。不少人想回苏北老家避难。顾竹轩就和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竹轩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到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共收容、运送上万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顾竹轩又一次让天蟾舞台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
顾叔平在《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文中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通过四叔顾竹轩的关系，利用青帮组织，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一些革命任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顾竹轩）曾营救过当时的上海工运大队长姜维新同志（系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许”。
有一件事给顾叔平留下印象尤深，那是1943年春，中共盐阜区党委派唐君照向顾叔平交办一项重要任务，“护送喻屏同志及其爱人李枫同志从苏北转途上海赴延安。当时喻屏同志是中共盐阜区党委敌工部长，李枫同志是淮安县委书记，接到组织通知，要调往延安工作。从苏北到延安，如果走陆路，沿途日伪封锁很严，危险性很大；走水路如果先乘船到大连，然后从东北去延安，沿途也很危险。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从水路取道上海，因为可以利用我四叔顾竹轩的关系，提供种种便利和应付紧急情况。唐君照同志向我交代，途中让喻屏同志以我的教师身份作掩护，先由一位同志协助我送到东台，以后则由我一人护送到上海，在上海设法从日伪机关里办好去山西岚县的通行证，以便转往延安。他还关照说，可以将此行的意图和喻屏夫妇的身份向顾竹轩如实讲明，瞒着他反为不利”。
于是，顾叔平如实向顾竹轩“谈了喻屏夫妇此行的真实情况，说明喻屏夫妇是共产党的干部，想依靠他的掩护和帮助去延安，他表示没问题”。
这毕竟是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事。顾竹轩知情后不出卖他们已属难得，更别说施以援手了。从江苏到上海的路途，有惊无险，总算平安抵达。“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顾竹轩在家（湖北路迎春坊15号）会晤并宴请喻屏夫妇，研究了去延安的路线和安全措施。顾竹轩花了相当于一二十担米的钱，买通了在发放通行证的日军机关办事的中国人，并由他作保，为喻屏夫妇领到了去山西太原的通行证。为防途中不测，他还写了一封给京剧名艺人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的信，托他帮助喻屏夫妇解决困难，交给喻屏夫妇路上备用。因为李桂春常在北方大中城市唱戏，很有名气，人头熟，可以帮忙，而顾竹轩与他关系很密切，其子李少春是顾的义子。一切准备就绪，由顾竹轩买好了车票，让喻屏夫妇起程了。在接到喻屏夫妇平安到达山西岚县的信后，我返回苏北，向唐君照同志作了汇报，唐对我说，组织上已接到电报，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延安。”
1945年3月，顾竹轩帮助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斌的妻子林立在上海秘密治疗。林立当时患了严重的甲状腺肿症，须作切除手术。“当时上海仍处于日伪统治时期，敌人对共产党人搜索很严。为了安全起见，林立同志先住在顾竹轩家中。后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同志住进了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又在顾竹轩家中休养了十多天。”顾叔平完成好护送林立的任务即将返回根据地时，顾竹轩请顾叔平将自己年仅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带去参加新四军。
1946年，为了利用帮会力量瓦解敌人，迎接解放，中共地下党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由顾叔平负责青帮工作。顾叔平把自己的使命告诉了顾竹轩，顾竹轩同意帮忙。“我们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他的经理室成了我们最安全的碰头场所。我还依靠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青帮组织，获取合法身份，站稳脚跟，发展力量，开展对敌斗争”。经顾竹轩介绍，顾叔平与胡敬安（曾教过蒋介石）、吴仲达（江宁区区长）、马树礼（前线日报馆馆长，后来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结拜为兄弟，并收了三百多名青年作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共地下工作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顾叔平还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当上了榆林区副区长，经常出席国民党市政府的会议，搜集到不少重要情报。
顾竹轩帮助过共产党，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上海解放后，陈毅曾亲往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1956年7月，顾竹轩因病去世。
当然，帮会中人帮助过共产党的不仅仅是顾竹轩。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部队整编为七个正规师，战略物资极其缺乏，新四军各师派人到上海采购，但是要把大批紧缺物资运出上海非常困难。为此，中共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配合，开辟了海上运输线，由新四军在江海上接运；上海方面则在各口岸开设“运输行”、“运输公司”等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名，把运给新四军的物资夹带、偷运出上海。这其中经手的不少都是帮会中人。
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负责人姚惠泉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物。据当时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上海《新闻报》记者、民治新专校长顾执中回忆： “在那时，我觉得姚惠泉是个怪人，是神秘人物。他是上海附近的浦东人，一口浦东话，我当时近40岁，他至少50岁左右，他口口声声不断地喊黄任老，喊杜先生，尤其杜先生喊得特别多，特别响亮。黄任老即黄炎培，是上海职教社的领导人，那时已不在上海，在重庆。至于杜先生，是指上海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杜也是浦东人，那时也在重庆，心向蒋介石，受任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他原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会长，那时地方协会已是一座空城，可是姚还是尽可能地利用它，使它仍起些作用。这样，又使人不免想到姚是青帮中人，是杜月笙幕内的中坚人物。谁能料到他是披上了这些不进步的外衣，来进行进步的工作，使尽一切力量，动员各方面来支援新生的新四军。这一切，最初我是茫然的，不久，临到我头上来了，也就知道了。”
顾执中所说的临到他头上一事，是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姚惠泉请他速去汇中大楼出席一个紧急会议，“我问他是什么会议，他不肯讲，说到了自然会知道”。那次秘密会议由姚惠泉主持，顾执中到会后，姚惠泉即“起立宣布上海人民将以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组织一个对新四军为主的慰劳团：决定从经济、人力、医药等方面支持新四军……”
当时正是1938年冬天，上海沦陷已一年多，敌人的特务在“孤岛”内横行不法，随时有人被抓被杀。用顾执中的话说，这次秘密行动，“万一泄露，则我等皆休矣。但此等大事，一定是经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老姚出面的，不会草率从事”。所谓通过老姚出面，是指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当时如果没有帮会中人的帮助，要完成向新四军支援物资的运输任务，确实困难重重。
20.帮会中的黑色之影
丁默村（左）李士群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在汪伪76号特务机关中，还有一个人物叫吴世宝，长得黝黑粗矮。吴世宝曾拜青帮通字辈荣炳根为老头子，在抗战爆发前，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成员，为丽都舞厅经理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吴世宝经季云卿介绍进了76号后，把自己的一帮徒子徒孙也拉了进去，组成警卫队。
就像共产党注重利用帮会力量一样，其他政治势力同样也想到了这一点。汪伪76号特务机关即是其中之一。
上海沦陷后，仍在租界活动的恒社骨干汪曼云，于1938年秋，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介绍，与李士群相识，就此与伪方勾搭上。
汪曼云，字秀峰，杭州人。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咨议、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后，汪曼云出任伪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3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共产党，赴苏联留学。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被捕，后托人请青帮大流氓季云卿保释，随后拜季为师，加入青帮。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自首叛变。
1939年春，汪曼云与来沪的中统特务丁默村接头，建议丁默村去攀附汪精卫。
丁默村，湖南常德人，生于1903年，早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国民党，又投入季云卿门下，成为青帮悟字辈。1934年，丁默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第三处处长。
1939年9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陈调元公馆正式成立，其头目为李士群、丁默村。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前身是李士群、丁默村投敌后，在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扶植下建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关。
李士群、丁默村二人均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季云卿的门徒，当然不会忘记网罗帮会弟兄为他们办事。他们采用拜老头子的方法，吸收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中的华捕头目等入伙，组织“租界突击队”。自1936年夏至1939年夏，他们利用“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的名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经费由日方提供。特务机关还每月提供给张啸林、季云卿等帮会头目经费。
李士群曾是陈立夫手下的人，不担心中统会算计他。但一想到自己在军统中缺乏人脉，无人关照，便忧从中来。当时在沦陷区，汉奸、日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有发生。
这时，李士群收到一份材料《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是日方通过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张师石得到的；材料汇编了杜在上海与各方面的关系。李士群突然想到，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拜把子兄弟，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军统在上海的大小活动多能知晓。李士群觉得这份材抖是他结识杜月笙的绝好机会。
于是，李士群找了个日子，将汪曼云约到家里，拿出材料让汪曼云过目。汪曼云满脸惊讶，他想象不出李士群怎么会拿到这份材料。李士群说：“有人出卖了杜先生，我虽然是事不关己，但出于义愤，所以请你来，这份材料太长，你拿回去仔细看吧，看后还我，上面日本人签了字，所以必须原件归还的。”
汪曼云欲言又止。李士群说：“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汪曼云问道：“能不能把这份原件带到香港，给杜月笙看看？”
李士群听了这话，正中下怀。汪曼云当天前往香港。杜月笙见了材料，也相当吃惊，他的门生张师石出卖了他。杜月笙吩咐秘书把这份材料抄下来。李士群的名字就此深深印在了杜月笙的记忆中。
在汪伪76号特务机关中，还有一个人物叫吴世宝，长得黝黑粗矮。吴世宝曾拜青帮通字辈荣炳根为老头子，在抗战爆发前，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成员，为丽都舞厅经理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吴世宝经季云卿介绍进了76号后，把自己的一帮徒子徒孙也拉了进去，组成警卫队；吴世宝任誓卫队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队长。
高鑫宝通过吴世宝，搭上了李士群的关系，除在沪西几家大赌台投资充做股东外，还在他的丽都舞厅楼上开了一间半公开的小型赌台，财源茂盛，赚了大把钞票。
高鑫宝到处张扬他与吴世宝过去的关系，当吴世宝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向76号进贡时，他恼怒，抱怨，讲吴世宝不讲义气。高鑫宝清楚自己没有能耐和吴世宝抗衡，但又不想“孝敬”。后来，高鑫宝干脆不理吴世宝，自忖这个过去的门生不至于会对他怎么样。高鑫宝实在不了解吴世宝。
高鑫宝既不遵守游戏规则，又到处张扬与吴世宝过去的主仆、师生关系。让吴世宝非常不爽。吴世宝窝着一肚子火，一怒之下，顿生杀机。对吴世宝来说，杀一个高鑫宝，就像拍死一只苍蝇。
1940年3月15日晚上，高鑫宝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一品香旅社出来，在人行道上等他的私车调头时，吴世宝指派的两名杀手赵嘉猷、唐万芝向毫无防范的高鑫宝连开数枪，高鑫宝当即倒地。。
吴世宝财迷心窍，贪得无厌。1941年12月，日军准备将劫自上海海关的一批金砖用铁甲车运至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吴世宝从徒弟张国震那里获得情报，垂涎三尺，决定不顾一切从其“主子”口中夺下这批金货，占为己有。吴世宝派张国震等人埋伏在正金银行附近，原想拦截铁甲车，进而控制铁甲车，最后将铁甲车开走。结果铁甲车是拦截住了，司机却拔掉车钥匙溜走了。钥匙被拔，铁甲车无法发动，张国震等人只好赶紧撤退。
日本人经过侦查，终于查到了张国震身上。张国震见势不妙，躲避起来。李士群问吴世宝要人，说：“你不交出张国震，我就无法在日本宪兵面前替你说话了。”吴世宝只得交出，又怕张国震出卖她，便安慰张国震：“你进去后，我会想方设法让你早点出来的。”
没过几天，《中华日报》刊登了汪精卫的通缉令，称“吴世宝肆行不法，作恶多端，着即通缉讯办”。
吴世宝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还是不放过他。果然日本宪兵来抓他了，他早走一步。日本宪兵扑了个空，问李士群要人。李士群不敢怠慢，马上和老婆叶吉卿一起找到吴世宝老婆佘爱珍，对她软硬兼施，向她保证：“吴世宝进去不会有危险，也不会受虐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早点出来。”
佘爱珍见事已至此，只得委屈老公先蹲一下日本宪兵的监狱了。李士群为了不使吴世宝受虐待，确实上下打点，自掏腰包向日本宪兵队长和特高课长等人送厚礼。同时，李士群却巴望吴世宝早点死。在李士群看来，吴世宝拥权自重，尾大不掉。此前李士群就有心将以吴世宝为首的帮会流氓逐出76号，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李士群对汪曼云说了心里话：“吴大块头这个人，不仅日本人恨他，连我也恨透了他。他在76号，我这份家当迟早会给他拆个精光。”
由于张国震没有招供，“劫金案”查无实据，日本人无法对吴世宝明正典刑，只能秘密处死。汪曼云提醒李士群，即使让吴世宝死，也应该让他死在“自己人”手中。
于是，李士群就与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林少佐交涉，希望他顾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面子，把吴世宝、张国震交给76号惩治。日方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
张国震在“自己人”手中被执行枪决。根据李士群等人的策划，吴世宝须关押三年，关押地点是吴世宝在苏州买的一幢洋房内；吴世宝被查封的财产全部发还。
住自家洋房——这还算是关押吗？吴世宝暗自好笑，他相信这一切都是李士群为了对付日本宪兵而玩弄的手法，为此，他对李士群心存感激。
吴世宝出狱的当天早上，日本宪兵给他送来了早餐——一个小饭团和一碗米汤。自由在即的吴世宝怀着对李士群的感恩之情，享受了这顿“最后的早餐”。他哪里会料到米汤中放了败血性毒菌。这种毒菌在人体内每分钟繁殖一倍，三十六小时后能使人致命。据参加吴世宝入殓的人说，本是“大块头”的吴世宝，死后变得像一只瘦猴。
李士群死和吴世宝如出一辙，也是吃了日本人的下毒食品。李士群惹恼日本主子的起因，首先是触犯了日本在华商人的经济利益。
当时苏浙皖三省和沪宁经济物资都是日军上海“登部队”控制，日本商人经售。“清乡”开始后，这些物资须由清乡督办专员公署登记。为了吃这块肥肉，李士群在苏州建立了永兴隆公司，自任董事长，并在周边多座城市设立分公司，硬是把经售权从日商手中夺了下来。被断了财路的日商向日本军部告李士群的状。想到一些军用物资控制在李士群手中，日本军部也不放心，劝他撤销永兴隆公司，但是李士群没有照办。日本军部终于意识到，留着李士群，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周佛海得到军统局指示，除掉李士群。周佛海知道日本人也有此意，决定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李士群有宿怨，而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是老同学关系；周佛海指使熊刽东利用冈村杀李士群。
1943年9月6日晚，冈村以调解熊剑东与李士群的宿怨为名，约他俩到百老汇大厦叙谈。李士群心生疑窦，但冈村发出邀请，他又不能不去。为谨慎起见，李士群与翻译夏仲明说定，不吃冈村的东西，连烟都抽自己的，还派了几名保镖埋伏在周围，叮嘱道，如两小时过去，还不见他下楼，就上楼接应他。
但是这次会面，冈村和熊剑东唱双簧营造出的轻松友好气氛，一点一点磨损了李士群警惕的神经。后来他不仅抽了冈村递上的香烟，还喝了冈村送上的汽水，并悄悄吩咐夏仲明下楼让保镖们别上来。
冈村妻子身穿鲜艳和服，走着碎步，笑容可掬地将一碟她亲手做的牛肉馅饼放在李士群面前。她暧昧的目光使李士群起了戒心，他把食物谦让给冈村和熊剑东。双方正在谦让，女人又端上来两碟牛肉馅饼，冈村和熊剑东先吃了起来。经他们微笑着一催，李士群觉得再不吃未免不给主人面子，终于吃了一小口，仅仅一小口要了他的命，这碟牛肉馅饼里被下了毒。
1943年李士群死后，汪伪特工总部改名“政治保卫部”，下属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分局。一分局设在杭州民生路45号，负责人万里浪，主要力量多为青帮，他们包办烟赌娼，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汪特机关南京区的主持者是原国民党中统特务马啸天、苏成德，也多吸收青帮分子作为耳目。
陆其国
顾竹轩
顾祝同
陈箓
用顾执中的话说，这次秘密行动，“万一泄露，则我等皆休矣。但此等大事，一定是经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老姚出面的，不会草率从事”。所谓通过老姚出面，是指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当时如果没有帮会中人的帮助，要完成向新四军支援物资的运输任务，确实困难重重。
顾如茂，字竹轩，生于1885年。他16岁从家乡盐城跟随母亲、兄长顾松茂逃荒到上海，落脚在闸北天宝里，靠拉协记公司的黄包车接送客人为生。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籍巡捕，不需要文化考试，只要年轻力壮、身材高大就行，顾竹轩符合条件被录取。好景不长，顾竹轩因在一次履职时擅自放走嫌犯而被开除。脱去巡捕服的顾竹轩别无长技，只得重操旧业拉黄包车。
几年过去，顾竹轩积攒下了一些钱，就自己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靠收取租金获利。这种“放黄包车”的生意没有靠山是做不长，做不太平的，于是顾竹轩就想到了要拜老头子。
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说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王德林《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一文说“顾竹轩以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曹幼珊为老头子。曹在当时的青帮中是大字辈的人物”。顾竹轩侄子顾叔平在《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文中，则说顾竹轩在20岁时“拜青帮头子刘登阶为师”。刘登阶也是青帮大字辈。
顾竹轩越搞越大，在闸北开香堂收徒弟，最多时达万人，后来他的势力渗透到公共租界。除了放黄包车，他还在闸北开设茶楼，让一些在上海的家乡戏淮剧艺人在茶楼上演出，此举吸引了大量苏北人听众，但他骨子里并不看重家乡戏曲。《苏北人在上海》一书说：“苏北地方戏的演出遭到贬损。从20世纪头10年起，淮剧和扬剧团在上海演出。但这两个剧团几乎从未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的大名鼎鼎的戏院里登台出演。”“就连天蟾舞台也不以苏北戏为特色，而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却是盐城人，强有力的青帮领袖，上海苏北人称他为苏北皇帝。一位上海负盛名的淮剧名角抱怨说：‘我们甚至无法在顾竹轩的戏院里唱。’苏北戏最常见的不是在正规戏院里演出，而是在临时搭的露天舞台上或在苏北人居住区的茶馆里演出。”
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闸北豪绅王彦彬成立闸北保卫团，自任团总，下有九个队，团部设在闸北大统路慈善团内。想到顾竹轩在闸北很有势力，王彦彬就请顾竹轩担任团附。据第九队队长王德林后来回忆：顾竹轩负责保护苏州河上驳船货运。团的经费地方筹集，武器弹药自备，用人则由团部报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立案加委，属官管民办的地方武装。团丁招募而来，大都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这些人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是穿上“老虎皮”，手拿武器，可以欺压善良，为非作歹。也有些纨绔子弟应募而来，借此向人炫耀，聚众滋事。这些人和顾竹轩都有一定的关系，王彦彬想要控制他们为己用，所以请顾竹轩担任团附。
王德林说：在顾竹轩担任闸北保卫团团附期间，很眼红公共租界的丹桂戏园（后改名丹桂舞台）生意好，于是依靠公共租界流氓头子季云卿和巡捕房，在其对面也开了一家戏园，取名天蟾舞台，上演连台戏《开天辟地》，连续多月，观众盈门，着实让顾竹轩狠狠赚了一把。丹桂戏园不甘示弱，釜底抽薪，花重金将《开天辟地》的主角常春恒挖了过去。天蟾舞台顿时门庭冷落，这让顾竹轩觉得很失面子，岂肯善罢甘休。他一开始曾做过常春恒的工作，想让常回头。无奈常不服。顾竹轩竟暗中指使门弟开枪，将常打死在戏园门口，上海滩为之震惊。
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说：“这是一位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据其亲信徒弟王兴高说，顾至少谋杀过七位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两个是律师。由于他有恶势力，竟能逍遥法外，并收徒弟一万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
顾竹轩为了与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职位，指使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发后，王兴高被判十年徒刑。两人谈妥，由顾竹轩负责王兴高家属一切开支。仅过三年，顾竹轩就不再支付这笔开支，王兴高知道后，深为不满，遂告发顾竹轩。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法判顾竹轩十年徒刑，关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监狱。两年后经顾祝同出面保释，顾竹轩才恢复自由。
关于顾竹轩，人们知道的多是他作为“江北大亨”的种种劣迹。殊不知就是这同一个顾竹轩，也做过不少令人赞许的事情。1929年冬，顾竹轩回乡葬母前，得知家乡遭遇旱灾，特地筹借了一笔银元返乡。办完母亲葬仪后，他即投入赈济一事上。凡上门求济的，孩童每人银元一枚（当时抵五十斤稻），青年男女每人两枚，老人五枚，鳏寡七八枚不等。不少外地居民也闻讯而至，饥民船只塞满唐湾河，顾竹轩将带来的银元全部发光。
1931年秋，运河决堤数十丈，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久久不退。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这时候，顾竹轩出现了。他竭尽全力，在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间奔走，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台）三县争取到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顾竹轩还慷慨解囊，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今太阳山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五六万银元用于此次赈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顾竹轩让天蟾舞台停业，以供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暂作栖身地。天蟾舞台楼上楼下住满了难民，他们的衣食所需多由顾竹轩设法筹集。不少人想回苏北老家避难。顾竹轩就和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竹轩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到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共收容、运送上万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顾竹轩又一次让天蟾舞台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
顾叔平在《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文中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通过四叔顾竹轩的关系，利用青帮组织，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一些革命任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顾竹轩）曾营救过当时的上海工运大队长姜维新同志（系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许”。
有一件事给顾叔平留下印象尤深，那是1943年春，中共盐阜区党委派唐君照向顾叔平交办一项重要任务，“护送喻屏同志及其爱人李枫同志从苏北转途上海赴延安。当时喻屏同志是中共盐阜区党委敌工部长，李枫同志是淮安县委书记，接到组织通知，要调往延安工作。从苏北到延安，如果走陆路，沿途日伪封锁很严，危险性很大；走水路如果先乘船到大连，然后从东北去延安，沿途也很危险。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从水路取道上海，因为可以利用我四叔顾竹轩的关系，提供种种便利和应付紧急情况。唐君照同志向我交代，途中让喻屏同志以我的教师身份作掩护，先由一位同志协助我送到东台，以后则由我一人护送到上海，在上海设法从日伪机关里办好去山西岚县的通行证，以便转往延安。他还关照说，可以将此行的意图和喻屏夫妇的身份向顾竹轩如实讲明，瞒着他反为不利”。
于是，顾叔平如实向顾竹轩“谈了喻屏夫妇此行的真实情况，说明喻屏夫妇是共产党的干部，想依靠他的掩护和帮助去延安，他表示没问题”。
这毕竟是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事。顾竹轩知情后不出卖他们已属难得，更别说施以援手了。从江苏到上海的路途，有惊无险，总算平安抵达。“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顾竹轩在家（湖北路迎春坊15号）会晤并宴请喻屏夫妇，研究了去延安的路线和安全措施。顾竹轩花了相当于一二十担米的钱，买通了在发放通行证的日军机关办事的中国人，并由他作保，为喻屏夫妇领到了去山西太原的通行证。为防途中不测，他还写了一封给京剧名艺人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的信，托他帮助喻屏夫妇解决困难，交给喻屏夫妇路上备用。因为李桂春常在北方大中城市唱戏，很有名气，人头熟，可以帮忙，而顾竹轩与他关系很密切，其子李少春是顾的义子。一切准备就绪，由顾竹轩买好了车票，让喻屏夫妇起程了。在接到喻屏夫妇平安到达山西岚县的信后，我返回苏北，向唐君照同志作了汇报，唐对我说，组织上已接到电报，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延安。”
1945年3月，顾竹轩帮助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斌的妻子林立在上海秘密治疗。林立当时患了严重的甲状腺肿症，须作切除手术。“当时上海仍处于日伪统治时期，敌人对共产党人搜索很严。为了安全起见，林立同志先住在顾竹轩家中。后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同志住进了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又在顾竹轩家中休养了十多天。”顾叔平完成好护送林立的任务即将返回根据地时，顾竹轩请顾叔平将自己年仅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带去参加新四军。
1946年，为了利用帮会力量瓦解敌人，迎接解放，中共地下党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由顾叔平负责青帮工作。顾叔平把自己的使命告诉了顾竹轩，顾竹轩同意帮忙。“我们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他的经理室成了我们最安全的碰头场所。我还依靠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青帮组织，获取合法身份，站稳脚跟，发展力量，开展对敌斗争”。经顾竹轩介绍，顾叔平与胡敬安（曾教过蒋介石）、吴仲达（江宁区区长）、马树礼（前线日报馆馆长，后来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结拜为兄弟，并收了三百多名青年作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共地下工作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顾叔平还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当上了榆林区副区长，经常出席国民党市政府的会议，搜集到不少重要情报。
顾竹轩帮助过共产党，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上海解放后，陈毅曾亲往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1956年7月，顾竹轩因病去世。
当然，帮会中人帮助过共产党的不仅仅是顾竹轩。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部队整编为七个正规师，战略物资极其缺乏，新四军各师派人到上海采购，但是要把大批紧缺物资运出上海非常困难。为此，中共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配合，开辟了海上运输线，由新四军在江海上接运；上海方面则在各口岸开设“运输行”、“运输公司”等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名，把运给新四军的物资夹带、偷运出上海。这其中经手的不少都是帮会中人。
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负责人姚惠泉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物。据当时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上海《新闻报》记者、民治新专校长顾执中回忆： “在那时，我觉得姚惠泉是个怪人，是神秘人物。他是上海附近的浦东人，一口浦东话，我当时近40岁，他至少50岁左右，他口口声声不断地喊黄任老，喊杜先生，尤其杜先生喊得特别多，特别响亮。黄任老即黄炎培，是上海职教社的领导人，那时已不在上海，在重庆。至于杜先生，是指上海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杜也是浦东人，那时也在重庆，心向蒋介石，受任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他原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会长，那时地方协会已是一座空城，可是姚还是尽可能地利用它，使它仍起些作用。这样，又使人不免想到姚是青帮中人，是杜月笙幕内的中坚人物。谁能料到他是披上了这些不进步的外衣，来进行进步的工作，使尽一切力量，动员各方面来支援新生的新四军。这一切，最初我是茫然的，不久，临到我头上来了，也就知道了。”
顾执中所说的临到他头上一事，是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姚惠泉请他速去汇中大楼出席一个紧急会议，“我问他是什么会议，他不肯讲，说到了自然会知道”。那次秘密会议由姚惠泉主持，顾执中到会后，姚惠泉即“起立宣布上海人民将以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组织一个对新四军为主的慰劳团：决定从经济、人力、医药等方面支持新四军……”
当时正是1938年冬天，上海沦陷已一年多，敌人的特务在“孤岛”内横行不法，随时有人被抓被杀。用顾执中的话说，这次秘密行动，“万一泄露，则我等皆休矣。但此等大事，一定是经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老姚出面的，不会草率从事”。所谓通过老姚出面，是指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当时如果没有帮会中人的帮助，要完成向新四军支援物资的运输任务，确实困难重重。
20.帮会中的黑色之影
丁默村（左）李士群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在汪伪76号特务机关中，还有一个人物叫吴世宝，长得黝黑粗矮。吴世宝曾拜青帮通字辈荣炳根为老头子，在抗战爆发前，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成员，为丽都舞厅经理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吴世宝经季云卿介绍进了76号后，把自己的一帮徒子徒孙也拉了进去，组成警卫队。
就像共产党注重利用帮会力量一样，其他政治势力同样也想到了这一点。汪伪76号特务机关即是其中之一。
上海沦陷后，仍在租界活动的恒社骨干汪曼云，于1938年秋，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介绍，与李士群相识，就此与伪方勾搭上。
汪曼云，字秀峰，杭州人。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咨议、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后，汪曼云出任伪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3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共产党，赴苏联留学。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被捕，后托人请青帮大流氓季云卿保释，随后拜季为师，加入青帮。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自首叛变。
1939年春，汪曼云与来沪的中统特务丁默村接头，建议丁默村去攀附汪精卫。
丁默村，湖南常德人，生于1903年，早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国民党，又投入季云卿门下，成为青帮悟字辈。1934年，丁默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第三处处长。
1939年9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陈调元公馆正式成立，其头目为李士群、丁默村。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前身是李士群、丁默村投敌后，在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扶植下建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关。
李士群、丁默村二人均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季云卿的门徒，当然不会忘记网罗帮会弟兄为他们办事。他们采用拜老头子的方法，吸收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中的华捕头目等入伙，组织“租界突击队”。自1936年夏至1939年夏，他们利用“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的名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经费由日方提供。特务机关还每月提供给张啸林、季云卿等帮会头目经费。
李士群曾是陈立夫手下的人，不担心中统会算计他。但一想到自己在军统中缺乏人脉，无人关照，便忧从中来。当时在沦陷区，汉奸、日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有发生。
这时，李士群收到一份材料《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是日方通过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张师石得到的；材料汇编了杜在上海与各方面的关系。李士群突然想到，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拜把子兄弟，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军统在上海的大小活动多能知晓。李士群觉得这份材抖是他结识杜月笙的绝好机会。
于是，李士群找了个日子，将汪曼云约到家里，拿出材料让汪曼云过目。汪曼云满脸惊讶，他想象不出李士群怎么会拿到这份材料。李士群说：“有人出卖了杜先生，我虽然是事不关己，但出于义愤，所以请你来，这份材料太长，你拿回去仔细看吧，看后还我，上面日本人签了字，所以必须原件归还的。”
汪曼云欲言又止。李士群说：“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汪曼云问道：“能不能把这份原件带到香港，给杜月笙看看？”
李士群听了这话，正中下怀。汪曼云当天前往香港。杜月笙见了材料，也相当吃惊，他的门生张师石出卖了他。杜月笙吩咐秘书把这份材料抄下来。李士群的名字就此深深印在了杜月笙的记忆中。
在汪伪76号特务机关中，还有一个人物叫吴世宝，长得黝黑粗矮。吴世宝曾拜青帮通字辈荣炳根为老头子，在抗战爆发前，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成员，为丽都舞厅经理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吴世宝经季云卿介绍进了76号后，把自己的一帮徒子徒孙也拉了进去，组成警卫队；吴世宝任誓卫队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队长。
高鑫宝通过吴世宝，搭上了李士群的关系，除在沪西几家大赌台投资充做股东外，还在他的丽都舞厅楼上开了一间半公开的小型赌台，财源茂盛，赚了大把钞票。
高鑫宝到处张扬他与吴世宝过去的关系，当吴世宝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向76号进贡时，他恼怒，抱怨，讲吴世宝不讲义气。高鑫宝清楚自己没有能耐和吴世宝抗衡，但又不想“孝敬”。后来，高鑫宝干脆不理吴世宝，自忖这个过去的门生不至于会对他怎么样。高鑫宝实在不了解吴世宝。
高鑫宝既不遵守游戏规则，又到处张扬与吴世宝过去的主仆、师生关系。让吴世宝非常不爽。吴世宝窝着一肚子火，一怒之下，顿生杀机。对吴世宝来说，杀一个高鑫宝，就像拍死一只苍蝇。
1940年3月15日晚上，高鑫宝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一品香旅社出来，在人行道上等他的私车调头时，吴世宝指派的两名杀手赵嘉猷、唐万芝向毫无防范的高鑫宝连开数枪，高鑫宝当即倒地。。
吴世宝财迷心窍，贪得无厌。1941年12月，日军准备将劫自上海海关的一批金砖用铁甲车运至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吴世宝从徒弟张国震那里获得情报，垂涎三尺，决定不顾一切从其“主子”口中夺下这批金货，占为己有。吴世宝派张国震等人埋伏在正金银行附近，原想拦截铁甲车，进而控制铁甲车，最后将铁甲车开走。结果铁甲车是拦截住了，司机却拔掉车钥匙溜走了。钥匙被拔，铁甲车无法发动，张国震等人只好赶紧撤退。
日本人经过侦查，终于查到了张国震身上。张国震见势不妙，躲避起来。李士群问吴世宝要人，说：“你不交出张国震，我就无法在日本宪兵面前替你说话了。”吴世宝只得交出，又怕张国震出卖她，便安慰张国震：“你进去后，我会想方设法让你早点出来的。”
没过几天，《中华日报》刊登了汪精卫的通缉令，称“吴世宝肆行不法，作恶多端，着即通缉讯办”。
吴世宝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还是不放过他。果然日本宪兵来抓他了，他早走一步。日本宪兵扑了个空，问李士群要人。李士群不敢怠慢，马上和老婆叶吉卿一起找到吴世宝老婆佘爱珍，对她软硬兼施，向她保证：“吴世宝进去不会有危险，也不会受虐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早点出来。”
佘爱珍见事已至此，只得委屈老公先蹲一下日本宪兵的监狱了。李士群为了不使吴世宝受虐待，确实上下打点，自掏腰包向日本宪兵队长和特高课长等人送厚礼。同时，李士群却巴望吴世宝早点死。在李士群看来，吴世宝拥权自重，尾大不掉。此前李士群就有心将以吴世宝为首的帮会流氓逐出76号，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李士群对汪曼云说了心里话：“吴大块头这个人，不仅日本人恨他，连我也恨透了他。他在76号，我这份家当迟早会给他拆个精光。”
由于张国震没有招供，“劫金案”查无实据，日本人无法对吴世宝明正典刑，只能秘密处死。汪曼云提醒李士群，即使让吴世宝死，也应该让他死在“自己人”手中。
于是，李士群就与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林少佐交涉，希望他顾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面子，把吴世宝、张国震交给76号惩治。日方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
张国震在“自己人”手中被执行枪决。根据李士群等人的策划，吴世宝须关押三年，关押地点是吴世宝在苏州买的一幢洋房内；吴世宝被查封的财产全部发还。
住自家洋房——这还算是关押吗？吴世宝暗自好笑，他相信这一切都是李士群为了对付日本宪兵而玩弄的手法，为此，他对李士群心存感激。
吴世宝出狱的当天早上，日本宪兵给他送来了早餐——一个小饭团和一碗米汤。自由在即的吴世宝怀着对李士群的感恩之情，享受了这顿“最后的早餐”。他哪里会料到米汤中放了败血性毒菌。这种毒菌在人体内每分钟繁殖一倍，三十六小时后能使人致命。据参加吴世宝入殓的人说，本是“大块头”的吴世宝，死后变得像一只瘦猴。
李士群死和吴世宝如出一辙，也是吃了日本人的下毒食品。李士群惹恼日本主子的起因，首先是触犯了日本在华商人的经济利益。
当时苏浙皖三省和沪宁经济物资都是日军上海“登部队”控制，日本商人经售。“清乡”开始后，这些物资须由清乡督办专员公署登记。为了吃这块肥肉，李士群在苏州建立了永兴隆公司，自任董事长，并在周边多座城市设立分公司，硬是把经售权从日商手中夺了下来。被断了财路的日商向日本军部告李士群的状。想到一些军用物资控制在李士群手中，日本军部也不放心，劝他撤销永兴隆公司，但是李士群没有照办。日本军部终于意识到，留着李士群，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周佛海得到军统局指示，除掉李士群。周佛海知道日本人也有此意，决定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李士群有宿怨，而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是老同学关系；周佛海指使熊刽东利用冈村杀李士群。
1943年9月6日晚，冈村以调解熊剑东与李士群的宿怨为名，约他俩到百老汇大厦叙谈。李士群心生疑窦，但冈村发出邀请，他又不能不去。为谨慎起见，李士群与翻译夏仲明说定，不吃冈村的东西，连烟都抽自己的，还派了几名保镖埋伏在周围，叮嘱道，如两小时过去，还不见他下楼，就上楼接应他。
但是这次会面，冈村和熊剑东唱双簧营造出的轻松友好气氛，一点一点磨损了李士群警惕的神经。后来他不仅抽了冈村递上的香烟，还喝了冈村送上的汽水，并悄悄吩咐夏仲明下楼让保镖们别上来。
冈村妻子身穿鲜艳和服，走着碎步，笑容可掬地将一碟她亲手做的牛肉馅饼放在李士群面前。她暧昧的目光使李士群起了戒心，他把食物谦让给冈村和熊剑东。双方正在谦让，女人又端上来两碟牛肉馅饼，冈村和熊剑东先吃了起来。经他们微笑着一催，李士群觉得再不吃未免不给主人面子，终于吃了一小口，仅仅一小口要了他的命，这碟牛肉馅饼里被下了毒。
1943年李士群死后，汪伪特工总部改名“政治保卫部”，下属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分局。一分局设在杭州民生路45号，负责人万里浪，主要力量多为青帮，他们包办烟赌娼，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汪特机关南京区的主持者是原国民党中统特务马啸天、苏成德，也多吸收青帮分子作为耳目。
陆其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