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起义是近代上海历史发展中一次规模可观的农民起义，也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当时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已横扫南面半个清政府的统治，以英法美等国列强为后台的上海外国租界正等待着大发展的时机，复杂的中外关系，使小刀会起义经历了不同一般的历程。在中外势力的联合攻击下，曾经占据上海县城将近一年半时间的小刀会起义最后终于失败。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小刀会起义的直接影响不免出乎人的意料，上海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由此被打破，外国势力趁虚而起，强势的租界管理体制因此建立。



1855年上海地图
一、起义缘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它同各地贸易的发展，一些秘密会党组织也悄悄地进入上海。当时广勇的秘密团体双刀会，闽勇的秘密团体鸟党，旅沪福建人的青巾会，旅沪江西人的编钱会，都开始在上海生根发芽，加上由本地农民、手工业者、团练乡勇组织的百龙党、罗汉党等，各种秘密会党可谓五花八门，而在众多会党和帮派中，以刘丽川为首领的天地会实力最为雄厚。
刘丽川，原名阿源，广东香山人，本系农民出身，后见时世变迁，民间困苦，夙兴夜寐，苦思再三，认为“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便在香港参加了民间秘密组织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1845年11月19日)，刘丽川担任了天地会领导人，开始暗招军士，进行反清活动。四年后，因在广东打不开局面，刘丽川随一帮海员来上海谋发展。刘丽川凭着能说一口英语，当过糖业掮客、丝茶栈伙计，有一段时间因失业请在外商洋行做事的同乡吴健彰帮忙介绍一份活干，忙了一阵也没有什么结果，便以中医身份，挂牌行医，替人治病。刘丽川本没有受过医道训练，其行医实出于失业之无奈，但他善于根据不同的病症，对症下药，治疗病人颇有成效。加之他有义侠之风，对于前来求医的贫苦病人，往往慷慨相助，不收分文诊费，为此深受同乡敬重，名气也越来越大。刘丽川在从医的同时，仍大力从事天地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动员广东和福建来的水手入会，日子一长，他发展了大批天地会成员，自然而然地被会员们推为首领。
除了刘丽川领导的天地会，以李仙云、李咸池、林阿福、陈阿林等为首领的闽南小刀会在上海的失业工人和航运水手中发展也很快，成为上海众多会党中又一支实力派。1853年春天，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江南重镇南京，5月下旬，闽南小刀会在海澄县起义成功并攻占漳州府，消息传来，令在沪的各派会党兴奋不已，经过一番联络和磋商，众头领决定组成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这年7月初，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成立，代表天地会的刘丽川，因实力最强，威信高，被推为大首领，代表闽南小刀会的李咸池为第二首领，李仙云、林阿福、陈阿林均为重要首领，而百龙党的潘起亮、朱月峰、蔡永良、张汉宾和罗汉党的徐耀等人，也成为上海小刀会的领导骨干。
清政府上海地方官府眼看各派会党活动十分活跃，便加紧了弹压。7月中旬，有一天，百龙党首领潘起亮、张汉宾率领数十人同上海道署后面地藏庵勇发生斗殴，道台吴健彰闻讯，即令清兵将他们捆缚送县，饬知县严刑究办。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先后捕到潘起亮、张汉宾，二话不说，先施以酷刑，再将他们关于牢笼中。后来，恰有一批抗粮农民冲进县署同袁祖德斗争，潘起亮、张汉宾才在混乱之中得以逃脱，免于一死。袁祖德为了镇压会党，滥施淫威。上海县监狱中关押了100多人，因不堪压迫，发动越狱。袁祖德带领兵勇当场毙杀3人，又对其他囚犯进行审讯，将为首越狱者击断两腿，协从者断其一腿，用刑之残酷，令人发指。到了8月10日，道台吴健彰干脆发出告示，命令解散会党，严申“知情不报者，问罪如律”。袁祖德则根据这一命令，带领清兵数百人，赶到县城北门外小刀会处大肆搜查，逮捕了李咸池等17人，后经小刀会警告袁祖德“若不释放李咸池，就难保自己的脑袋”，李咸池等人才得以释放。在这种充满恐怖的形势下，小刀会加快了在上海举行起义的步伐。
9月5日，小刀会一部分会员在嘉定起义，一举占领嘉定县城，揭开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序幕。
二、攻占县城



小刀会刘丽川起义



小刀会起义军将士
9月7日(八月初五)，照例是举行祭祀孔子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在上海县城内文庙正殿前，牛、猪、羊等牲品排列齐全，主祭人、主考官及一班士人都已早早来到，恭候着道台和其他官员的到来和祭祀大典的开始。正在此时，600多名小刀会成员，头扎红巾，手执器械，在刘丽川等首领指挥下，已潜至县城的东门、北门附近，等候着城门打开。在小东门，700多个新近招募来驻扎在城门内的广东籍壮勇，早已经小刀会暗中联络，作为起义内应。此时他们得到联络暗号，便将城门打开，众小刀会战士蜂拥而入，向县署衙门奔去。县衙门里40名广勇，有些本来是小刀会成员，立刻从腰间取出红巾戴在头上，加入起义行列，不是会员的，纷纷逾墙逃走，连带勇头目也逃得无影无踪。知县袁祖德睡梦中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声，顾不上更衣，披着一件睡袍走出来，看此情景，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只见眼前一片头戴红巾的壮士，手持刀枪，向他逼近。小刀会起义军喝令袁祖德交出印信，袁祖德此时才镇静下来，捶胸大叫：“印信在此，如果你们要拿，就先拿我的性命。”接着他又威胁道：“我乃天子命吏，你们中有谁敢把我怎么样?”同时口中谩骂不绝。谁知今日的小刀会可不买他的账，曾经受其迫害过的潘起亮大呼：“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说着，挥刀直前，袁祖德想伸手阻挡，只见右手一个手指顷刻被砍落在地。其他义军一拥而上，刀矛相加，袁祖德身上连中20多刀，顿时血流如注，一命呜呼。
起义军杀了袁祖德后，即向道台衙门赶去。小刀会起义的消息很快传至文庙，祭祀大典顷刻之间乱了套，士绅星散，庙门紧闭。街上的起义军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支持，沿街居民不时将一捆一捆红布从窗内扔到街上。
起义军来到道台衙门，将它围得水泄不通。道台吴健彰不像袁祖德，片刻之前，他已得到小刀会谋反的消息，因此率领勇丁准备应对，等到起义军逼近，照例开空炮数发，排枪一阵，企图以此来驱散起义军。然此举已无济于事，只见小刀会会众呐喊着拥入道署。吴健彰见情况不妙，便命勇丁炮击起义军，然而勇丁们反将炮口转向堂上，同时纷纷从腰间拿出红巾，戴在头上。原来这些兵勇都是三合会的弟兄，事先已得到小刀会要举事的消息，在此关键时刻亮相，助小刀会一臂之力。吴健彰见此情形，大惊失色，慌乱中被其贴身侍卫拽入内署。起义军迅速跟进，吴健彰走投无路，面对持刀逼近的小刀会义军，像一只可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他让人拿出了官印，拱手献上。因为吴健彰是广东人，小刀会中的广东帮战士出于同乡之谊，没有将他处死。
道署既已失落，其他各级官员，除少数几人自杀外，都换上平民衣服，四处藏匿起来。就这样，人数不多的小刀会起义军，靠着一些铳枪、长矛和小刀，占据了这座有着27万人口，高墙围绕的县城。
起义军为巩固对县城的占领，派出战士分守六处城门，每门十余人，凡出入者皆加以盘问，箱笼包裹均不准带进带出。取得胜利的起义军，按照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将新政权定为“大明国”。刘丽川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称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被封为左副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被封为右副元帅，兼署上海县事，其他首领均一一封为元帅、将军、大臣、参谋、先锋不等。起义胜利的当天午后，新政权以“顺天洪英义兴公司”名义发布告示，声称当今“贪官污吏，布满市朝”，“礼义不存，廉耻尽丧。暴敛横征，野皆狼心狗行之吏，卖官鬻爵，朝尽兔头麋脑之人”，“所以政教日衰，风俗颓败，人心离而国势难支”，为此决定“歃血同盟，誓清妖孽，厉兵秣马，力扫腥膻”。要求“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同时声明义军纪律严明，“军令如山，秋毫无犯”，“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凡军士不听号令、奸淫妇女、掳掠财物、偷盗猪狗者均予斩首。起义军严明的纪律和维护城内社会生活照常进行的努力，吸引了不少民众加入义军，加上周立春带领嘉定、青浦一带的起义军4000人前来，很快使起义军的队伍扩展到了近3万人。
三、捉放道台吴健彰
小刀会起义活捉了道台吴健彰，摧毁了清政府在上海的政权，不仅使清朝政要心急如焚，也牵动了英美驻沪领事的心。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在出事当天，亲自到县城去了一趟，专程探望吴健彰。美国公使马沙利也十分关心这个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他不单自己赶往县城去察看实情，还派传教士晏玛太带信给刘丽川，要求将吴健彰送出城外。
吴健彰被俘后，先是被关在道台衙门内的曦园，后被押至城西的广东会馆。在小刀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吴健彰，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福建帮主张将他处死，上海帮、宁波帮、广东帮及福建帮中有身份者，认为只要道台愿意转向起义军，可以恢复他的官位。而作为广东帮首领的刘丽川，看在吴健彰是广东同乡的份上，特谕勿斩，暂时关押。吴健彰因此活了下来。
刘丽川收到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带来的信，不免踌躇起来。多年来在洋场的经历，使他对英美领事的作用多少有些知晓。他知道，自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以来，英美等国领事的态度都很谨慎，他们并没有一味站在清政府一边，向起义军进行讨伐，而是标榜中立，甚至暗中还同起义军进行谈判。刘丽川也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上海，洋场外国势力不能小看，其背后是庞大的帝国。再说，既然他们声言中立，何不利用这层关系，同他们加强联系，这样做，至少对小刀会来说是没有坏处的。于是就在当天晚上7时许，刘丽川在一名侍从副官和一支卫队的护送下，来到北门外外滩美国领事馆拜会马沙利。一见面，刘丽川即对马沙利说：“吴道台还活着，请您放心。但今晚还不能放他出来。如果我能办到，我将尽一切挽救他的生命。也许，明天他就会得到自由。”他怕马沙利听不明白，又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吴道台能参加起义，如果这样，当今后我们进攻苏州时，他将留下来当上海的总督，这意味着他仍将是上海的首脑。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起义，则我只能回答；我将尽一切力量保住他一条命。”
第二天，即9月8日，吴健彰写信给英、美两国领事，将他被关押的地点通知领事，并要求他们运用领事权力进行干预。美国领事接到吴健彰的信，起先想从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上抽调200名士兵进城去进行干预，公开劫走吴健彰，但仔细一想，怕此举有碍“中立”，既有损自己国家的荣誉，又给人留下话柄。思考再三，决定改派霍尔和史密斯两人前去探望，见机行事，设法救他出来。
9月9日，霍尔和史密斯来到关押吴健彰的广东会馆，三人窃窃私语一番，不一会，吴健彰脱去官服，身着商店伙计的衣服，戴着一副阔边墨镜，手里拿着一把破伞，大模大样地跟着霍尔和史密斯朝屋外走去。守卫的广东帮战士，早已得到刘丽川的命令，毫不阻拦，甚至建议是否需要护送他们出城门。精明的霍尔和史密斯谢绝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小刀会内部广东帮和福建帮之间在如何处置吴健彰问题上存在争议，万一路上碰上福建帮军士，事情就麻烦了。霍尔一行迂回曲折地向城墙走去，好不容易避开起义军，来到北城城墙，靠着随身所带的坚实的长布条，从城墙翻下，安然逃脱。吴健彰逃出县城后，即来到离北门几百码的晏玛太家，借得一顶轿子，来到外滩的旗昌洋行，同美国公使马沙利住在一起。与此同时，吴健彰的家属也由英国牧师雒魏林等帮助，从城中逃出，到租界宝顺洋行住下，不久乘英国邮船“玛丽伍德”号回到了广东老家。
刘丽川默许放走上海道台吴健彰，不仅受到福建帮的指责，也受到南京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责难，刘丽川对此为自己辩护说：“本当将其家属一同押在城里，因花旗领事金能亨在我面前讨情，要求放其回故里，故予着兵丁送其出城，此念同花旗相好之故。”然刘丽川没想到的是，他本着同花旗国相好之故，放走了吴健彰，原指望美国领事和小刀会能友好相处，却不料美国人并没有领他的情，救出吴健彰后，又在暗中竭力资助吴健彰恢复政权，向起义军反扑。先前清政府有一艘洋船“羚羊”号停泊在上海县城城北河中，它本来应该是起义军的战利品，但当起义军前往“羚羊”号收缴船上的大炮、火药时，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却指挥军队将船上所有的军火劫走，待吴健彰回到租界后，金能亨又把所有大炮、火药等原封不动地交给吴健彰，供其用来进攻起义军。外国列强一面暗中支持清军，一面趁着清政府在上海的地方政权因小刀会起义而瓦解之时，打起了争夺上海海关的主意。
四、海关受控



1857年建成的清政府江海北关
1853年9月9日，即小刀会攻占道台衙门，拘押道台吴健彰，占领县城的第三天，英、美驻沪领事分别向两国侨民公布了《在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擅自规定了进口商、航运商及货运承办人应缴的税款，均向本国领事缴纳，关税既可用现银缴纳，亦可用在40天内可兑换现银的远期支票缴纳。这一规则的公布，实际上成了外国列强窃夺上海海关征税权的前兆。
吴健彰逃出小刀会的“虎口”后，隐瞒了事情的真像，给朝廷上了个假奏折，谎称县城失陷之时自己恰值外出，途中闻报，急返县城等等，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幸免罢官。但当县城失陷时，他的海关监督关印也丢失了，于是他发出通告说，将用“常州漕运使”官印代替江海关监督官印，仍按旧制征收关税。他知道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关税收入，他这个上海道台也将名存实亡。10月12日，吴健彰向英国领事提出要求，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然吴健彰的这一要求遭到英国领事的断然拒绝。吴健彰还想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此举也遭到英国方面的阻拦。吴健彰再次碰壁，便指令将“羚羊”号和“羊神”号两艘洋船停泊在英租界外滩对岸的浦东江面，作为水上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不料两天后，“羚羊”号这艘破船发生爆炸，炸死五人，炸伤八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这时候美国人的态度同英国人稍有不同。他们既然帮助吴健彰出逃，支持他重新上台，当然也同意他恢复海关征税。金能亨向美国侨民发出通告，宣布承认吴健彰有权向美国船只征收关税，先前公布的结关临时规则将于10月24日上午起失效。但是英、法、葡、荷等国领事却坚持不承认吴健彰的海关征税权，美国领事看到吴健彰的水上海关变成了专为美国船只设置的海关，一反常态，也不再要求侨民向水上海关交纳关税。1854年1月4日，马沙利命令金能亨“停止纳税，在所有方面，将上海视为一个自由港”。金能亨接到上峰命令，即在1月20日发布通告云：“目前中国当局既准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本港，不向中国海关报关，也不付税，则美国船只离港时也毋需向中国海关结关税。”水上海关就这样在列强的反对下夭折了。
吴健彰见此路不通，便另觅出路，决定暂借苏州河北岸一所房屋作海关，从2月9日起又派出官吏重新开始办公。面对吴健彰这一做法，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考虑到今后同清政府的长远关系，终于开始承认苏州河北岸这所房屋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尽管如此，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5月初，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实行海关税务司制的方案，即由英、美、法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同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共同管理海关。阿礼国提出的这个海关税务司制度，很明显是对清政府的海关征税权进行侵夺，但在当时形势下，清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自小刀会起义以来，对外国商人的海关征税有名无实，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一带，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形势危急，急需军饷。在谈判中，英领事阿礼国等人则引诱道：“只要海关税务司这种制度建立了，清朝政府就可以得到可靠的关税收入，英国也愿意将代征期间所征得的税金如数奉还。”据统计，仅英国商人的这部分欠税税金，大约有48万两银子。于是两江总督怡良命令吴健彰“速将上海商税事宜，从长计议，妥为办理，勿致各夷有所借口”。6月27日，英国公使包令在同吴健彰会谈时，再次提出以改组海关作为归还欠税的交换条件。6月29日，在外国列强的威胁与利诱下，吴健彰同英、美、法三国领事正式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规定在上海设立司税官，由三国领事各派税务司一人，共同管理海关，代理清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进出口税银。外籍税务司有权选用中外僚属，海关监督所签发的单据或其他任何文件，如无税务司的副署，则不发生效力，等等。7月12日，新设的上海海关正式开始征税，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英、法、美三国列强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中国海关从此进入一个为外籍税务司控制的屈辱时期。
五、清廷镇压



小刀会起义军抗击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在短短几天里，曾经迅速攻占了周围的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及江苏太仓，前锋指向苏州，并计划打到镇江与太平军汇合。在上海县城内，小刀会没收官署库银，赈济贫困百姓，豁免钱粮赋税，释放被囚民众，镇压土豪恶霸，保护正当商业，并废除了咸丰铜钱，自铸货币“太平通宝”。小刀会严明的纪律和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的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这一切都使清政府气急败坏，为此两江总督即命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领清军赴沪镇压。9月25日，清军江南大营帮办、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总兵虎嵩林也受命率川、黔清兵自南京至沪。至10月中旬，聚集在上海城郊的清军已有1万多人，加上各路乡勇，共达2万人，真所谓“营垒相望，旌旗蔽天”。10月，清政府出示赏格：如有捕获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等四人者，每人赏洋1000元，如有捕获潘起亮、徐耀等16人者，每人赏洋500元。他们又派出间谍，混入县城，伺机进行破坏和分化，以削弱起义军的战斗力。他们还强令近城铺户居民迁移，以切断群众对起义军的接济。
上海县城的东郊，原是个商业繁华区，这里有许多民房与店铺栈号，吴健彰为便于向城内进攻，扫清这一屏障，下令清军在这里放火。结果一把火，将小南门至大、小东门一带原有的200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仅剩一些废墟颓垣，砖堆瓦砾，致使百年富庶精华，毁灭殆尽。据当时一位目击此情的外国侨民说：“那一度曾经是火烟最稠密，并且也许是上海最富庶的东郊，竟变成凄凉无人的地带了。”这场大火，使老百姓损失的器物财产价值不下300万银元。
起义军紧张地准备阻击清军的进攻。他们在城墙上四面扎营，日夜巡查。在外城墙下排满蒺藜，还挖了许多陷阱，陷阱底下埋有锋利的竹钉，一旦跌落于陷阱，很难逃脱。小刀会还在六处城门的城墙上安置了大炮，在一些作为内部防线的房屋里、墙壁上都开了射击的枪洞，外面涂上白粉，枪眼外罩上一张白纸，纸与墙壁色泽相同，使人看不出那里是枪眼。
清政府为了收复被起义军占据的上海县城，连续不断地从水路和陆路发动攻击，但在起义军的英勇反击下，均遭到失败。为此，清政府处心积虑，用了许多攻城计谋，其中用的“火药轰城之法”，可谓手法新颖。
1854年2月初，许乃钊命令手下选派精干兵勇，每当深夜时偷渡城壕，在西面城墙底下挖了一条坑道，以棺木为壁，用铁唧筒将地下水抽出排去，至2月5日，一条宽五尺、长七尺多、高五尺的坑道挖成，即在当夜埋入火药1000余公斤，同时许乃钊传令水师各营准备四面围攻。次日早晨6时，秦如虎督兵点燃了引火线，一阵爆炸声惊天撼地，顿时飞沙走石，城墙崩塌，出现了一段三丈多宽的缺口。200多名清军兵勇大声呐喊着，通过架在城壕上的浮桥，拥向城墙缺口。这时，守城的起义军鸣锣报警，一时锣声喧天，只见一个个点燃了引火线的火药袋阵雨般地掷向刚被炸开的城墙缺口，顿时形成一垛火墙。同时，起义军战士又连连向缺口施放枪炮、火箭，并将砖头、石块、火药袋、火罐等向清军砸去。一时间，进攻的清军为火海所包围，纷纷逃出城壕。然此时也有几名清军冒着烈火冲至阵前，手提短刀和盾牌，向起义军扑来。当即有起义军战士冲出迎战，双方展开厮杀。林阿福、潘起亮率领的200名起义军在一片喊杀声中向城墙缺口冲去，同清军展开格斗，击伤秦如虎、千总罗熙贤。此后起义军越聚越多，清军终于抵挡不住，狼狈逃命。起义军乘胜追击，直攻清军四明公所炮台，占领了清军营地，缴获大炮12尊、一批抬枪和其他一些军火。在同一时刻，城内的起义军紧张地用蒲包、油篓装土，堵塞城墙缺口，很快修复了崩塌的城墙。此次战役，起义军阵亡10人，伤几十人，而清军把总蔡致胜等15人被打死，伤180人，损失惨重。
尽管许乃钊的“火药轰城法”遭到惨败，但清军统帅吉尔杭阿仍认为：“攻城之法，惟穴垣最为妥速。”过去的几次火药轰城之所以没有成功，均误在缺口太窄，若能多办数处，同时举发，可冀一举成功。于是他命候补知府刘存厚等勘察城墙四周，最后选定在南门以西一带动作，因那里有民房可作掩护。7月24日清晨，清军点燃了预埋在那里的三枚地雷，随着三声巨响，似天塌地裂，烈焰飞腾，城垣砖石如雨点般飘坠，城墙被炸开三处缺口，有四丈余宽，但因施炸技术掌握得不好，清军50多人也当场被炸毙，待进攻的清军蜂拥而上，见到被炸死的自己人，吓得要死，纷纷倒退下来，刘存厚等只得在后面挥刀督战，清军才又蚁附而上。而此时起义军已在城内暗筑的土城后面及布有枪眼的空屋内等候着敌人。故当清军冲进城时，看不到一个起义军。正在惊讶之时，起义军的炮火雨点般射来，清军的进攻很快被击退。这次战役，清军死亡100多人，受伤300多人，起义军牺牲约50人。清军虽又遭惨败，然吉尔杭阿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却虚报战功，说清军仅阵亡十余名，“歼毙贼党一千四百余名，实为十个月以来未有之事”。
六、中外勾结
清军虽不断变换战术，却一直扭转不了屡遭失败的局面，他们便加紧同外国列强勾结，将希望寄于列强的武装干涉上。1854年9、10月间，清政府当局经同列强会商，开始修筑界墙，围困被小刀会占领的上海县城。先是法国公使同意清军在法租界筑界墙，将法租界和县城隔绝，后来又在北门的落红桥一带筑界墙，切断了从小东门一路对起义军的接济。英、美、法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为了向清政府夺取更多的特权，逐渐抛掉了“中立”的伪装，开始以武力帮助清政府对付小刀会起义军。
外国列强的武装干涉首先由法国打头阵。1855年初，清军和法军按照事先的策划，发动了进攻上海县城的“北门之役”。1月5日深夜，法国军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开炮轰击上海县城，次日凌晨，法军又从法租界内向东北隅的城墙开炮。7时30分，城墙被轰出一个缺口，法军登陆部队250人在炮火掩护下，越过壕沟，爬上城墙缺口，插上法国国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此时，隐蔽在城墙缺口对面一家典当铺里的一门重炮的炮口正对准他们。只听得“轰隆”一声，一颗炮弹在欢呼的法军中爆炸，杜伦上尉、贝蒂少尉和三个士兵即刻丧命，数名军官和士兵受伤。两队法军冒着起义军的炮火蹿入城内，可是他们遇到的是致命的火力。城里每一座房屋都像一座堡垒，成为法军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军前进得十分艰难，且损失惨重。在他们终于蹿至北门，将清军放入后，便赶忙撤退了。从北门进城的1500名清军，兽性大发，滥杀无辜，但在起义军勇猛机智的攻击下，仍然逃脱不了狼狈逃窜的命运。在这次“北门之役”中，法军付出了死伤40多人的沉重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促使法军更深地陷入了攻击起义军的泥坑。
“北门之役”之后，清军和列强决定加强对县城的围困，以断绝对起义军的一切供应。他们加快了界墙的修筑，为此强令拆除了一批妨碍构筑界墙的民房，致使不下数千人在寒冷的冬季无家可归，颠沛流离，有的甚至被迫自尽，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至1月22日，一道高一丈多、厚三尺的界墙建成了，从法租界的黄浦江边，沿着环绕县城的河浜北岸，一直通过洋泾浜以南的周泾浜，从小东门德大码头起，至北门的落红桥对岸，又自北门落红桥至打狗桥，再从打狗桥至老马路止，共计654丈长，耗银洋12916元。界墙筑成后，清军和外国列强完全切断了外界对城内起义军的物资供应。一位名叫斯嘉兹的外国目击者在其所写的《在华十二年》中写道：“法军宣告严格封锁，对于企图同叛党往来的人，一律开枪射击。有一天黄昏，我们望见一个可怜的老妇人想把一篮食物送给城内的一个贫民，给法军的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受伤，奄奄无力，倒在地上。法军哨兵又举起来福枪瞄准，射击这可怜的老人，在她近旁溅起像密集的雨点一样的泥土，接连又开了两枪，最后她的背上又中了一枪。”
清军和外国列强共同对县城实行的严密封锁，使起义军再也得不到外界的接济，处于弹尽粮绝的严重困境。当时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报道说：“据报城中饥荒严重，许多人早已离城而去。”确实，自从界墙修筑，县城内的粮食来源逐渐断绝，起义军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限每人每天食米半升，而民间所藏糠粞，也尽收归公有，贫苦之家只能以糠粞煮粥，杂以野草食之。留在城内的二三万居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为饥饿所迫，成群结队地挤在起义军高级首领的住所前面，叫喊着要粮食，老百姓有两三次几乎骚动起来。从1855年1月25日起，刘丽川等小刀会首领命令起义军皆食糜粥、草根，掘穴搜蟛蜞以果腹，同时把少量粮食供应给百姓。2月上旬，粮食已颗粒无剩，起义军杀牛马以食，民间罗雀捕鼠，甚至吃狗、猫之肉，凡是可食用的东西，都被拿来煮食充饥。饿死人的惨象终于出现，每天有八到十个人饿死。由于外界的供应断绝，城内其他物资也极为匮乏。城中油烛俱绝，弹药也消耗得所剩无几。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起义军面前。
七、最后的结局
为了打破中外敌人的封锁，摆脱困境，2月中旬，起义军曾经打算由一部分人员冲出县城，进袭松江，然因计划泄密，清军严加防备，突围计划没有实现。起义军又曾秘密同租界内的小刀会会员联系，打算通过租界内小刀会发动起义，同县城里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打破敌人的封锁，然此计划也因被情报被泄露，租界内筹备起义的两位领导人被捕而告失败。在这最后关头，起义军内部个别人经不起考验，跳下城墙，向法军投诚，均被法军解交清军，惨遭杀害。那些曾经在县城内同起义军并肩战斗的外国人员，看到前途无望无望，也大多数离开了县城。
2月17日，小刀会众领导人开会商议转移，会上众首领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结果刘丽川同陈阿林只好在私底下商定，各领一部分部队，在西门外集合，并在清军中寻找友人引路，进行突围。
当天深夜，城内城外一片宁静，西城门在夜色中悄悄打开，刘丽川和陈阿林分别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城外奔去。
刘丽川率领的一支部队，由预先约好的清军向导引路，经过清军的营房，并未受到攻击，经西郊小闸桥，于黎明时抵达虹桥时，同清军虎嵩林部遭遇，起义军因长期饥饿及连夜行军，身体疲惫不堪，虽奋勇抵抗，拼死搏杀，终于寡不敌众，除30多人被俘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起义军首领刘丽川在拼杀中遭清军士兵贺大胜、韦友瑶两人前后夹攻，抵挡不住，惨遭杀害，其“招讨大元帅”和“受命贵天”两颗大印为清军所缴获。与刘丽川等同时向西南突围的另外200余人，在龙华、七宝等处被清军追击，先后有150多人遇害，但仍有一些将士冲出围追。
陈阿林带领的一支队伍，黑暗之中迷失了方向，在外国人墓地间转来转去，最后无奈之下只能进入租界，在英租界山东路南端美国军队驻扎处，美国官员虽允许他们换装潜逃，但大多数起义军仍被清军查获斩首。陈阿林却幸得逃生，藏匿于一乡民家中，经过换装，手提竹篮及油瓶，扮作寻常百姓，经过市中心，直达一友人家中。此友人为英商华记洋行业主士戛，三天后，士戛将陈阿林又打扮一番，作为其侍从，搭坐怡和洋行的商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还有一些小刀会起义军，分别从小东门、北门冲出，可惜都没有逃脱清军的追捕。其中有一小支起义军乘坐两只小船，经黄浦江欲向浦东方向转移时，被清军发觉，快船追赶。起义军眼看逃脱无望，决然跃入汹涌的江水之中，壮烈殉难。另有蔡三冬、周龙林、马阿永等300多位将士在突围后被各营清军及附近团练逮捕，分别被处死。
在这次最后的突围中，大多数小刀会起义军英勇殉难，但在广大群众的多方掩护和帮助下，仍有一部分小刀会将士冲出重围。
潘起亮率领的一部分起义军在2月17日夜出城后，凭着机智和勇猛，加上会讲上海方言的便利，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终于冲出清军重重包围，历尽艰辛，抵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后来潘起亮在同清军的作战中屡建战功，被封为衡天安。另一支由闽帮组成的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县城撤出后，辗转来到江西，加入了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还有一些起义军退至嘉定真如镇和南翔镇一带，坚持斗争。此外，小刀会起义军还有一支水上武装力量，在主力从县城撤退后，他们也避走海上，继续坚持抗清斗争，活跃在山东、直隶、盛京等地的沿海，夺取官府银钱米粮，甚至登岸袭击清军营地，给清政府的漕运造成很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