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著

第一章钟情

1

钟情总是有缘由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乃至对事，这应该是通识。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生诧异，诧异于还在二百四十多年前，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已郑重建议英国政府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要知道，当这个叫毕谷的西方人充满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时，他还没有到过上海。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异国人，却能一语中的道出上海未来的趋势，这种超凡预见，确实有理由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那么，毕谷钟情上海的缘由何在呢？

如果细加考察，我们还是不难找到其中的某些端倪。比如，毕谷曾受公司派遣，负责处理广州港的商业事宜，另辟新的通商口岸；而且他还先后管理过奥古斯塔号和玛丽公主号两条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到过广州、宁波。在此过程中，毕谷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商人。正是通过和这些上海商人的交往，毕谷对上海有了一定的认知。

然而，不知是由于毕谷所提建议本身有缺陷，还是出于其它什么原因，总之，英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毕谷提出这一建议后，整整过去了三十年，依然缺少憬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政府为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特派遣卡斯卡特来中国谈判。此番来华，卡斯卡特还怀揣一项政府指令：“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北纬27-30度之间。”

1793年英使谒见乾隆皇帝

读到这项英国政府的指令内容，我特地找出世界地图查了下，结果发现，北纬27-30度范围内有宁波、舟山，却不包括上海，位于北纬30度北面的上海，没有留住英国执政者的视线。

卡斯卡特结果死于来华途中，中国之行可谓半途而废。又过了六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又派遣特使来华，这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后，中国皇帝坚决要他行跪见礼才肯接见，而他则坚持不愿，因而引起一番争执的马戛尔尼爵士。此人是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硕士，也是位外交家；与他同行的公使斯当东，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他曾经还获得过另一所大学的医学硕士。关于此番出使，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洋洋四五十万言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详尽地描述了此次中华之行的经过。但即使是这次马氏来华，要求增辟的也还是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希望得到临近珠山（即舟山）的小岛屿，或是靠近广州的某处地方，以供英国商人居住。这表明，三十七年前毕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进取上海的建议，根本没有激起回响。至此，可以说，毕谷对上海的钟情，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了英国政府。

但尽管这样，从马氏所提要求中，却透露出了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设立租界的思想萌芽。只是这一段时期，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谓迭遭败绩----

先是马戛尔尼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词驳斥：“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士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

接着，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谋求建立与清王朝间的直接政府关系。阿美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此行的结果比马戛尔尼还要惨，傲慢的中国皇帝不仅不欢迎他，甚至都懒得见他一面。还要他快点离开北京。

在此，我们已不难看到，英国政府几次三番要求在中国增辟口岸，却没有一次提到上海。

2

道光十二年（1932年）的一天，随着船长礼士一声命令：“起锚！”悠长的汽笛声顿时在海边荡响。随即，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叫“阿美士德勋爵”号的巡洋舰，徐徐离开了澳门。当船长礼士趾高气扬发出开船令时，船上七十多名水手中，很少有人知道此番远航真正指挥着这条巡洋舰的，并不是他们的船长，而是一个叫林赛的英国人。因为这次远航，除商务外，还负有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寻求新的通商地点的重任。应该说，作为政府行为，英国对上海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钟情，正是在这时候开始进入序幕的。

年仅三十岁的林赛踌躇满志，那时他已是东印度公司一名高级职员。站在甲板上，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他充满自信地既像对自己，又像对站在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次我们决不会空手而回。”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回，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胡夏米。

我们是个复数，林赛说我们，自然包括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副手。副手叫郭士立，是个中国通。此行他充任翻译及随船医生。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郭士立曾有过一次乘坐中国商船从天津到广州的航行经历，并在那年8月20日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就是那次的短暂停留，上海一下子激活了郭士立的“灵感”，以至使他对上海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他看到了上海的地理位置与贸易发达的重要性，并认为上海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他的分析和判断，比起毕谷对上海的预感，深刻了许多。

东印度公司很看重这次“阿美士德”号巡洋舰远航，为了更有利于行使它的间谍使命，“阿美士德”号甚至破例不装载一箱鸦片，也就是说，宁愿放弃走私鸦片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也要确保这次任务的完成。在此附带提一笔，林赛同时也是一名鸦片贩子。

“阿美士德”号商船在进入中国海域后的可疑行迹，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怀疑，未几，接到报告的清政府下令，各地严禁“阿美士德”号商船入境，并不准与之贸易。

此时，“阿美士德”号巡洋舰已经抵达长江口外。对这一片水域而言，第一次出现了欧洲商船的影子。

中国方面的敌视，林赛很快就从几位中国渔民身上感觉到了。那天长江口外正好有一条渔船经过，林赛命令“阿美士德”号巡洋舰靠上去后，郭士立立刻朝渔船上正在作业的中国渔民大声喊话，说只要他们为“阿美士德”号引航，他们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渔船上一位满脸皱纹的老渔民竖着耳朵，总算听清了郭士立的话。于是就见他抬起头高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呀，我们请你们来了吗？”老渔民话音刚落，一旁的几个渔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声激怒了林赛。“给我击沉它！”只见林赛像发疯一样叫道。渔民们听到林赛的喊声，这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于是马上调转船头，赶紧朝吴淞口方向驶去。

看到渔船匆忙逃离，林赛和郭士立顿时相顾而笑。原来他们正是要利用这艘渔船在前面开路，将他们带进上海。就这一点说，“阿美士德”号巡洋舰的阴谋得逞了。

6月20日凌晨，“阿美士德”号巡洋舰在边尾随着中国渔船，边测量航道中，抵达吴淞口。接着，林赛和郭士立换乘上小艇，不顾吴淞炮台和中国兵船开炮警告，强行闯入了黄浦江。之后这艘强盗小艇一如一条幽灵，沿着黄浦江水域，一路向上游游去，中途几经停留，最后于黄昏时在小东门外的天后宫靠了岸。

当然，小艇一路进入，也并非毫无阻挡，比如在蕴藻浜，他们就曾遭到清政府派船堵截，严令立刻离开上海。只是这样的严令，根本不会让林赛当一回事，他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反过来警告阻拦他的官员：“我此行是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误了事你担待得起吗？”说罢，林赛狞笑着，命令小艇继续强行朝黄浦江深入。

3

有一点是确然的，那就是林赛要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说的是实情。从天后宫上岸，来到人来人往的上海县城，接着林赛继续采取强行闯入的方法，相继面见了上海知县和上海道台。见面后，前者拒绝一切交谈，只是一味强行将事先已准备好的所谓的“紧急公文”递交后者过目。

究竟是什么公文，要如此急切地让清政府治下的上海官员阅读呢？

不知是上海官员的视力不好，还是阅读水准有限，总之，他们阅读得很慢，也好，那就让我们顺着他们的目光，索性也来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紧急公文吧----

“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谨禀苏松太兵备道大人，转报上宪。现在大英国船已至此，并进口欲买卖。船装载洋布、大呢、羽毛等货。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但此百年间增加十倍，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如今每年大船七十、八十只到中国，带本国的货物来，买运贵国的茶叶三千万斤及湖丝等货，银几百万圆。又，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利。倘贵国的商，买我本国的货，我们买贵省的茶叶湖丝等货，则两下均受益。又加国之饷，增民之生活计。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此是彼此至重之事，是以我恭禀大人俯念以此事情，转报上宪；如可始创，贵省与本国生理始虽少微，亟添甚大，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禀赴大人台前，万望施行。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这份性质显属通商宣言的文本，将自己说得很委屈，此番前来欲求通商，是鉴于“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不仅如此，你们来英国做买卖还“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你们也要给我们好款待，让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这份别出心裁的文本，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绝口不提。殊不知正是通过鸦片，英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这才是一个天大的不平等交易呢！从此后几天林赛、郭士立等人的行踪分析，递交文本很可能是他们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相信上海官方不可能会很爽快地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复，然后请他们尽快离开。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先是在呈文的接不接受，以及转呈两江总督问题上双方折腾了一阵；接着林赛等人又抓住上海道台在批文和言谈中称呼英国时用了“夷”字，认为这是侮辱，提出交涉，于是上海道台又不得不回函解释，一函不行再书一函。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而就在这些天里，林赛、郭士立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此行还负有不可告人的间谍使命。大量侦探工作就在这过程中，既紧锣密鼓，又悄无声息地秘密进行着。正是通过这次侦察，林赛对上海产生了比此前所有西方人都更为透彻的认识。他的随员们，包括郭士立，已不止一遍听到他这样感叹，“简直不可思议，像上海这样重要的地方，以前怎么就没被注意呢？”

不仅如是，此时林赛还意识到，上海居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由于中国南方省份的商船一般不能越过长江北驶，这样，上海的地位足以使它可以垄断国内贸易。

林赛们亲临上海实地的侦察，验证了毕谷在1756年对感觉中的上海的判断和预见。

林赛说的没被注意，是指没被谁注意呢？也许仅是不列颠帝国，也许除了大英帝国，还有其它。但不管怎么样，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林赛对上海的钟情，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上海钟情的开始。只是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会，也不可能知晓，掩隐在这种钟情后面的，却是血腥和劫掠。这就像彼时林赛、郭士立们在上海县城出现，上海县城的老百姓们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脸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时，决不会想到正是这几个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不久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一样。

我们还记得“阿美士德”号巡洋舰船长礼士吗？当林赛他们在和上海官员办交涉时，他当然不会闲着，也许他比林赛他们来得更忙，更紧张，原来这段时间，他正倾全力于搞测绘，刺探吴淞口清军防备情况。

应该说，林赛们此行的收获是巨大的。这种收获既是政治的，更是军事的。林赛们既取得这样的双重收获，那么，夜郎自大的清政府离遭受重创，注定为期不远了。此时两个东西方国家的“利益”成反比，乃势所必然。

“阿美士德”号巡洋舰此行在上海共逗留了十八天。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清政府乃至对上海，这十八天的意义或重要性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一点，我们仅从林赛和郭士立回到广东后，分别向东印度公司当局提交的详尽报告中，便可察知。首先，两人一致认同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国内贸易的发达，以及上海一旦开放，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意义。尤其是郭士立还提到，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而对清政府来说，更致命的，是自己身上的痈疽已被林赛们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那就是政府腐败、军备废弛、外交虚弱。“这样的人就是遍布帝国的满清官员：屈从招致侮慢，反抗和挑战会引出礼貌和友善的表白。”阅读这段出自林赛之口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对大清帝国官员们的满脸不屑和鄙视。郭士立更在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成为事实，而当我们谦卑地请求时，那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遭到拒绝。”

有一点我们须注意，我们在了解林、郭二人在报告中提供的这些内容时，不要忽略了他们此行的间谍使命，我之所以一再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后来爆发的闻名世界的鸦片战争，直接启衅者固然是罪恶的鸦片，但促使英国政府开始下决心用武力向中国启衅，却和林赛们的此次来华，尤其是此次来华后提供的报告有着直接联系。正因为有了“阿美士德”号巡洋舰的此番来华，上海开始在英国资产阶级的视野里清晰起来，并使得他们日渐将钟情的目光，投射到了它的身上。

此时林赛显然已经看到，英国对欧陆的输出贸易，因了欧洲各国的严密抵制，已面临严重的障碍，在此情况下，他不由大声喊出：“英国为什么不可以向别人所未到过的地方去找寻出路呢？”

于其说这是某种暗示，不如说更是赤裸裸的建议。建议对中国进行武装入侵。

林赛指的这个“别人所未到过的地方”即是指的中国。而此时他对中国的乐观印象，更多的都是来自上海的启示。就这点说，林赛此番来华，确实称得上不辱使命。

4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交的一份建议中提出，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应包括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并能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北纬29-32度之间的地区，这个范围就包括进了上海、宁波在内的长江口和杭州湾地区了。

晚清时的吴淞炮台大门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大鸦片商查顿不仅更具体提出增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还进一步完善了林赛于四年前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

而这时候，1840年----这个即将给被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称作“东方睡狮”的中国带来巨大创痛的年代，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当“东方睡狮”在西方强盗入侵铁蹄的践踏下醒转过来时，已是满身疮痍。1841年，英军先后占领了厦门、定海、宁波等地。第二年上半年，又分别攻陷慈溪、攻入乍浦后，开始北上直取垂涎已久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长江门户----上海。

悲壮的上海之战很快揭开了帷幕。首当其冲的地方就是吴淞口。

陈化成（1776-1842）

此役中国出了几名直到今天仍为我们称颂不已的爱国将领，其最著名者是江南提督陈化成。在整个备战过程中，这位提督大人一直亲临第一线布防，不避风雨寒暑，住简陋的帐篷，与士兵同甘共苦。从福建调任上海的陈化成怎么也不会想到，关于进攻吴淞口，英国人早就作过侦察，甚至还采取了措施，因为他的不知，所以吴淞炮台的最后失守，他最后的牺牲，我才觉得更其悲壮。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一切，战事发生前一天，英军曾以夜色作掩护，乘船进入长江口安放浮标，为第二天舰队进攻指示航向。最初英军曾担心这一行动被吴淞守军发觉，但这事还是发生了。只是被发现后的结果，连英军都大惑不解，只见吴淞守军发现他们在水面上摆弄这些东西后，竟然仅仅只是报以窃笑。显然，在吴淞守军看来，战事一触即发之际，敌人还在愚蠢地鼓捣这些拴船的小玩艺，不笑他们笑谁。

当战斗打响，眼看敌人的军舰步步深入，频频发炮，这时候吴淞守军要哭也来不及了。

上海应该记住这一天，1842年6月16日。

吴淞口之役，中方死伤约二百人，陈化成中弹牺牲。英方死伤约二十人。这个十比一的数字出自英方统计，或许会有所夸大，但悬殊之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次沦入了异国敌人之手。

这一年的8月29日，当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代表清政府，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的英舰“皋华丽号”，与代表英国政府的全权公使璞鼎查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上签下字时，上海终于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搂入怀抱。

这是一种心怀叵测的钟情目的的到达，谁也无法逆料，在上海，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