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业之热
1936年时的南京大戏院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影院业，煞是热闹，一家家经营电影放映的戏院接二连三地开张迎客。1930年年初头一个月内，就有3家新建成的电影院开张。1月18日，位于南市蓬莱市场的蓬莱大戏院开张，新开张的戏院以环球公司摄制的影片《情海巅花》开启帷幕。十天后，1月29日，在市中心山西北路上新落成的山西大戏院开幕。第二天，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由联华公司管理的光华大戏院接着开幕。一个月后，2月30日，由上海滩上有名的大亨黄金荣投资新建的黄金大戏院开张，这个位于市中心敏体尼荫路法大马路口(今西藏路金陵中路口)的戏院，规模宏大，设施一流，成为沪上戏院的新星。又过了不到一个月，3月25日，由南怡怡公司投资建造的南京大戏院开幕，首映环球公司的影片《百老汇》。9月份，又有两家戏院开张，一家是9月6日开张的浙江大戏院，该戏院由西班牙人倍来亨兄弟开设，戏院采用西班牙宫廷式建筑风格，规模虽小，但装潢十分别致。另一家是9月25日开幕的位于汇山路(今霍山路)上的百老汇大戏院，该戏院由永泰和烟草公司总经理陈伯昭等集资建造。10月29日，明星影片公司投资建造的明星大戏院开幕，专门放映电影。11月，新华大戏院和新光大戏院先后开张。位于宁波路的新光大戏院由英籍华人陈伯藻投资建造，11月21日以放映麦唐纳的《琅屿仙子》拉开帷幕。短短一年时间里，先后有十家戏院开业，专门放映电影，可见当时上海电影业之热。
上海算得上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早在1885年11月，有一天《申报》上登出一则广告，上曰：为赈济两广、山东灾民，将于21、23日两天在格致书院用“西法轻养气隐戏灯”放映影戏，内容为英、法、德、俄、美等各国风景和民俗。广告登出后，在市民中引起好奇，虽然观看的票价每张高达五角，但观者踊跃。操办者颜永京早年留学美国，精心收藏外国影戏画片，这次为赈济灾民，将历年收藏的影戏画片拿出来，亲自操作“西法轻养气隐戏灯”，为市民演示西方各国风情民俗。颜永京此时放映的影戏实际上是“幻灯影片”，离真正的电影诞生还差十年，但“影戏”一词就此被沿用下来。
到了1896年8月，也就是电影在世界上刚诞生七个半月，就有西方商人在闸北西唐家弄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此后美国放映商雍松和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雷玛斯等经常在上海的茶馆、酒店、园林内租屋售票放映电影，连续放映了《俄帝游巴黎》、《马德里街市》、《西班牙人跳舞》、《骑马大道》等影片，多为介绍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片及滑稽短片，颇能吸引观众。当时上海报纸对影片上映情形有详细报道，谓：“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形同影片而奇妙幻化皆出入意之外……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电影表现之新奇与吸引人，可想而知。到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靠放映电影积累了些资本，干脆将虹口乍浦路一块溜冰场场地买下，用铁皮搭建了一座有250个座位的影戏园，取名为虹口大戏院，建立了上海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由此而始，上海电影业开始逐步发展。
时间过去了30多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进入大发展和急剧膨胀的时期，上述上海影院业开办之兴盛，即其一端。
上海早期拍摄电影的情景
歌女红牡丹剧照
这个时候，国产有声电影的出现，也是上海电影市场的一个热点。20年代末，美国几家大公司有声影片的上映，刺激了一些华资影片公司也试拍有声片。1930年，明星公司决定试拍用蜡盘发音的影片《歌女红牡丹》。真是凡事开头难，一开始试拍，蜡盘的发音和画面的自然衔接是一大难题，蜡盘面积小，对应的胶片也只好缩短，以至于一部影片要有十七八盘胶片，放映时换片次数增多，同时蜡盘运转率强行压低，宽嗓门变成尖嗓子，声音很不自然。公司在配音方面失败了四次，才算勉强完成，虽然声音不太理想，但终于有了自己的发声片。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1930年底拍成后，明星公司即大肆进行宣传，1931年1月下旬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15日起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七天后又在中央、明星、新中央三家影院同时上映，因为是中国影片公司第一次上映有声电影，所以卖座极盛。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纷纷以高价购买该片在南洋各地的上映权，明星公司由此获利不少。在这同时，友联公司、天一公司也分别摄制成首部有声电影《虞美人》和《歌场春色》，上映后引起轰动。
二、辱华电影引发抗议
在电影市场兴旺的上海，外国电影一直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上映的一些外国影片中常常有一些有侮中国人的镜头，激起一些充满爱国之心人士的愤怒，终于有一天，一场抗议发生了。
1928年在上海大街上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所做广告
1930年2月22日，大光明电影院正放映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叫《不怕死》，由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摄制，喜剧演员罗克主演。然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华人不是身穿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样子十分窝囊，在洋人面前低头哈腰，受人欺侮，出尽洋相，就是充当盗贼、绑票和贩卖鸦片者，形象野蛮、恶劣、下流，实在令人看不下去。那天影片正在放映，座位中突然有一个汉子挺身而出，气愤地跑到台上，大声疾呼，抗议影院放映这部辱华影片，叫大家不要再看。观众中不少人早已有同感，见有人出来抗议，说出了憋了好久的心里话，一时群情激愤，纷纷吵着要求退票。这个跳上台发动抗议的人，就是复旦大学戏剧教授，后来有名的剧作家洪深。其实在洪深抗议之前，已有人对这部《不怕死》的影片提出过抗议。当《不怕死》刚上映时，大光明等戏院在报上进行吹嘘，说这部影片“能使你大笑特笑，笑得千愁俱去，百病皆消”，然不少人看了不但笑不出，反而感觉受了一场侮辱，上了大当，故放映不久，就有36名青年联名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大光明戏院门口，表示抗议。其后他们又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信中说：“这部影片不看不知道，一看实在叫人难以平静。它塌尽了中国人的台，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们中国人也有热血，我们中国人也会不怕死的……看了这部影片，我们的血几乎沸腾了，我们再也忍不住了，我们要发出抗议。”但当时的国民党电影检查机构对此抗议根本不予理会，电影依然照放不误。
电影院老板见此情景，立即指使雇员将洪深扭入经理室，同时又打电话叫来巡捕房巡捕。洪深在新闸捕房被关了数小时后才被释放。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不少知名人士和社会团体纷纷发表电文，声援洪深的爱国举动，要求当局禁映该影片，并要求制作此影片的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向中国人公开道歉。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只得下令该影片禁演。3月初，洪深向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控告大光明电影院。3月13日，临时法院开庭审案，旁听席上挤满了人，几无立足之地。大光明老板想不到此事社会反响竟如此强烈,怕事情闹大了影响今后的生意，因此表示自愿罚款3000元，并登报向同人谢罪。至此，这场抗议事件，方告结束。
三、左翼电影之发端
就在洪深抗议《不怕死》辱华影片上映的时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不久，电影创作作为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也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1931年9月，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通过了对白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对于电影，要求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并要发动一场中国电影界的无产阶级电影运动，来同资产阶级及封建的倾向作斗争。在这个纲领指导下，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2年年初，一个年轻人来到明星公司，带来了电影剧本《狂流》。剧本内容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汉口附近的傅庄农民，在小学教师刘铁生带领下，为筑堤防洪与贪污赈灾物资、欺压村民的地主傅柏仁作斗争的故事。剧中穿插了地主女儿秀娟同小学教员刘铁生相爱，而地主傅柏仁为攀附县长势力，却将女儿许配给县长公子李和卿的爱情纠葛。故事结尾，暴雨袭来，江水决堤，傅柏仁与李和卿被洪水狂流所吞没。《狂流》的剧作，结构严谨，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动人，对人物刻画十分细致，细节描写真实，语言精练，台词也富于个性化。明星公司老板觉得是个好本子，当即决定投拍，由程步高任导演，董克毅任摄影，丁一之为编剧。
丁一之，是夏衍的化名。夏衍原名沈端先，浙江余杭县人，生于1900年，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电工技术，却爱好文学与哲学，参加过当时日本的工人运动与左翼文艺运动。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秋，夏衍同冯乃超、郑伯奇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为沪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戏剧团体。1930年，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发起工作，这年8月，他又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夏衍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
明星公司创办人张石川（左一）
明星公司创办人郑正秋
明星影片公司，算是沪上资格最老的一家影片公司。它创办于1922年2月，主要创办人张石川，本来出身洋行买办，后来担任民鸣新剧社戏院经理，曾同美商亚细亚影片公司合作，拍过《难夫难妻》等几个滑稽短片。在1920年上海狂办交易所高潮中，张石川也赶浪潮开办了大同交易所，不久偃旗息鼓，他利用剩余的资金，邀请了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发起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最初公司就设在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第一年陆续拍摄了滑稽短片《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顽童》和五部新闻片。后来见影片《阎瑞生》上映率很高，便将当时轰动一时的张欣生谋财杀父案改编成剧本，拍摄了《报应昭彰》，本来指望这部凶杀案影片可以赚钱，没想到一出来即遭当局禁映。此时公司所筹资金已用尽，扩大招股又无人响应，正在走投无路时，另一个创办人郑正秋建议拍正剧。张石川本来一直反对拍正剧，现在公司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眼看即将倒闭，不妨一试，于是设法筹集了一些资金，开拍《孤儿救祖记》。《孤儿救祖记》是一部家庭伦理片，影片从1923年春天开拍，到这年12月摄制完毕。当时观众看多了庸俗无聊的滑稽片或凶杀片，对这部影片感到很新鲜，于是一炮打响。试映第二天就有南洋影片商以8000元购买了南洋地区放映权，各地片商也纷纷来租映或购买拷贝，明星公司终于走出困境。事后张石川在《明星影片公司十二年经历史》一文中承认：“在万分危难中挣扎，能够起死回生，确实全靠这部《孤儿救祖记》的力量。”“如果没有它，早就没有明星公司了。”
1933年3月5日，上海中央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门前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原来是明星公司新制影片《狂流》公映。影片上映后即得到好评，各报纷纷发表评论，有的报纸还出了《狂流》特辑，盛赞它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 “明星公司划时代的力作”。当时上海的《晨报·每日电影》评论道；“这是一部值得赞美的影片”，“显出它的前进的意识与圆熟的技巧，使我们承认这是中国影片新的良好的收获”，呼吁“希望整个中国的电影事业随着这《狂流》冲向光明中去”。由于影片以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受灾农民的悲惨遭遇以及对当时农村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揭露，被认为是明星公司的第一部“左翼电影”，于是，由明星公司带头，上海的左翼电影蓬勃发展起来。
四、佳作纷出
电影《狂流》的成功，影响了其他影片公司。联华公司根据田汉所写的本子，摄制了另一部左翼电影《三个摩登女性》。故事围绕着一个男性青年电影明星，描写了三个不同性格妇女的生活道路。青年大学生张榆因抗婚从东北逃到上海，后来在上海演艺圈立足，成为明星，演无聊的爱情片。九一八事变后，未婚妻周淑贞与母亲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在电信局当接线员，这时张榆正与南国姑娘虞玉热恋。有一天张榆突然接到一个劝他改变创作方向的电话，当得知电话是未婚妻周淑贞打来时，不禁思绪万千。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张榆来到抵抗前线工作，痴情少女陈若英是他的影迷，向他表示了爱慕之情。后来张榆负伤住院，在病房中巧遇参加战地救护的周淑贞，张榆终于发现了未婚妻周淑贞的可爱之处，回心转意，向周表示愿意恢复婚约。不料停战后，已成为富孀的虞玉从香港归来，又找张榆共叙旧情。而张榆面对陈若英的一片痴情，答应与之合作拍一部影片作为纪念，想不到在拍摄女主角自杀这场戏时，陈若英知道同张榆结合无望，假戏真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周淑贞又回到电信局工作，并参加了电信工人的罢工斗争。陈、周的举动，深深教育了张榆，他终于认识到：“只有真正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最后他拒绝了虞玉的引诱，紧紧地握住周淑贞的手。影片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对几个摩登女性不同品质、不同情感和性格生动鲜明的塑造，吸引和打动了不少观众，左翼影片也因此以既充满浪漫色彩又具强烈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段时间上海的电影界，真是好电影不断产生，除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外，《母性之光》、《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中国海的怒潮》、《逃亡》、《自由之花》、《春水秋波》等一部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影片相继问世，其中一部由胡蝶主演的片名叫《姊妹花》的影片，在群芳中成为一枝独秀。
姊妹花剧照
1934年春节，电影《姊妹花》在新光大戏院首映以来，天天爆满，创下连映60天的最高纪录，成为电影界的一大新闻。
1933年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的电影演员蝴蝶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的。故事围绕着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而展开。父亲赵大因犯走私案外逃，带着小女儿来到城市生活，跟着父亲的妹妹二宝自幼生活优裕，成年后做了军阀钱督办的七姨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留在农村母亲身边的姐姐大宝，因嫁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农民陶哥，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不久为天灾战祸所逼，一家老小流落到城市，大宝迫于生计，当了二宝儿子的奶妈。不料三天后陶哥摔伤，急需钱医治，大宝向女主人二宝预支工钱，反招来责骂。为了救丈夫，情急之中大宝偷摘了小主人的银锁，准备典钱给丈夫治病，不想此事被督办的妹妹发现，两人厮扭中撞落的花瓶正巧砸死了督办妹妹，大宝成为杀人犯。母亲赶来探监，碰见军法处长，发现他正是自己的丈夫赵大，她由此向丈夫说明真情，并迫使赵大让她们母女三人相见。赵大作了安排，相见时，母亲说明真相，证明大宝、二宝是同胞姊妹，并要二宝设法救出姐姐。大宝诉说了自己的苦难经历，终于使二宝转变了思想，答应救出大宝。可是赵大怕丢掉官职，阻止二宝这样做。最后母女三人离开赵大，乘车去找督办。影片结尾暗示：一家人虽然团聚了，但他们的命运仍要由督办来决定。
影片《姊妹花》是郑正秋的精心之作。说起郑正秋，电影界人士都称他为“郑老夫子”，因为他身体多病，瘦弱不堪，再加戴一副1500度的近视眼镜，两鬓斑白，看上去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其实他生于1888年，1933年时才45岁，但他从事电影事业已有多年。自1923年他编写的社会片《孤儿救祖记》一炮打响，将明星公司从倒闭边缘救过来后，郑正秋便成为明星公司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郑正秋对电影创作有一句座右铭：“戏剧之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须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当含有批评社会之性质。”由此他很推崇社会片。30年代他受左翼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对艺术的社会性理解更加深刻，在电影创作上也有了更大的成就。《姊妹花》是郑正秋参与创办明星公司以来自编自导的第十八部电影，情节曲折动人，戏剧性的巧合和浓郁的悲剧气氛显示了他编导影片熟练的技巧。同时，他根据积累了多年的编导演经验，在常用手法上又加以创新，改变以往以抽象的善与恶进行说教的手法，代之以生动的画面对比，向观众展示贫困悬殊、阶级对立的活生生的生活现实。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应用，也打破了惯常的时空顺序，运用了“闪回”、“联想”、“回忆”等技巧，同时首创了“分身术”摄影，这使演孪生姊妹的演员胡蝶的演技得到充分的展示。胡蝶一人在影片中成功地饰演大宝和二宝，表演艺术达到高峰。这一切，都使电影《姊妹花》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创下了当时连映60天的最高纪录。两年后，周剑云和胡蝶携该片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受到苏联电影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明星公司和胡蝶因此分别获奖。
五、反动派打压的失败
左翼电影运动的高涨及其在观众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恐慌，他们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对左翼电影进行迫害和打击。1933年11月，由蓝衣社特务出面，对左翼影片公司的迫害变得明火执仗。
11月12日上午9时，艺华影片公司设在沪西康脑脱路金司徒庙(今康定路万春街)附近的摄影棚，来了三个年青人，三人向门房谎称访客，门房按例让来人进行会客登记，正当其中一人在登记访客单时，只见另一人一个手势，数十个暴徒突然从附近的弄堂里蹿出。这些人均着一身蓝布短衫裤，手持棍棒，凶神恶煞似地夺门而入，分头来到各办公室和摄影棚，一番乱打乱砸，将所有写字台、玻璃窗、桌椅等器具尽行捣毁，同时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台，摄影机一架，临走时撒下一叠传单，其中一份为油印宣言，落款为“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上面写道：“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致力于电影界的赤化。其出品的影片内容多为描写阶级斗争，因已向南京检委会行贿，故得通过发行”，“本会现向教育部、内政部、中央党部及本市市政府发出呈文，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清除赤色分子”云云。事发后，艺华公司即向曹家渡警署报警，等到警署人员赶到，这帮暴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第二天，这个所谓的“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还向报馆发信，声称“昨日行动，目的仅在于向该公司发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将更激烈之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调查。”。同一天，这个“影界铲共会”又向各影剧院发出警告信，谓各电影院必须拒绝放映由田汉、沈端先(即夏衍)等编剧或导演的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影片，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
反动派先向艺华公司开刀，企图“杀鸡警猴”，自有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一，因为艺华在9月份才正式宣告成立，可说是个新生儿，容易扼杀。第二，艺华公司成立之初，即拍了四部影片，从内容看，已是左翼电影的新阵地，故想乘其立足未稳，基础未固时予以摧毁。第三，反动派看准了艺华公司老板这个人有空子可钻，以为一顿打砸，可以将他吓退。
原来艺华公司老板严春棠是个贩卖鸦片起家的商人，早年他曾投靠在黄金荣的门下，借黄金荣门徒之名，自己又广收门徒。1932年，在上海有大力士之称并在武侠神怪片《关东大侠》、《女镖师》里扮演主角的查瑞龙和彭飞，对老是拍武侠片感到厌倦，想尝试拍几部新片。彭飞是严春棠的门徒，在彭飞请求之下，严春棠答应出钱，于是通过“五月花剧社”的赵湘林介绍，请来田汉为他编导一部电影。此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接连制造了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之后，国内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田汉就以此为主题，编写了《民族生存》的剧本，并由他亲自导演。查瑞龙、彭飞、舒绣文、洪逗等扮演剧中主要角色。当影片拍摄时，艺华公司还没成立。后来经田汉介绍，阳翰笙、夏衍等也和严春棠有了接触，答应为其编剧。田汉另外又编写了《肉搏》和《烈焰》两部电影剧本，阳翰笙也将《中国海的怒潮》交给严春棠。这几部影片都有鲜明的抗日反帝色彩，很合民众的胃口，影片拍完上映后，社会上反应强烈。严春棠见拍电影比贩大烟光彩，而且也能赚钱，便兴致勃勃地创办起艺华影片公司，聘请田汉担任公司编委会主任，通过田汉，将当时上海电影界的一些知名人物也吸收到公司里来。这一来，艺华公司虽然同明星、联华这些公司相比属“小弟弟”，但因为引进了许多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的电影工作者，却同明星、联华一起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鼎立之足。
严春棠的艺华公司遭打砸后，一方面因受到反动派的恫吓而产生动摇，另一方面仍认为艺华拍摄进步影片，已在社会上获得声誉，不甘心退却，所以仍坚持着，拍摄了—些较好的影片，如田汉编剧，卜万荃导演，金焰等主演的《黄金时代》，由阳翰笙编剧，胡锐导演，黎明晖、胡萍主演的《生之哀歌》，以及《逃亡》、《凯歌》、《人之初》、《飞花村》、《时势英雄》等，都是当时比较优秀的电影。
反动派企图通过打砸艺华公司来杀鸡儆猴，实际上不但艺华公司没有被吓倒，上海的左翼电影界更以其顽强的精神，拍摄了一部部优秀影片。1934年年中，上海电影界又以一部《渔光曲》的上映，引起轰动。
渔光曲剧照
《渔光曲》由30年代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编剧。蔡楚生原籍广东潮阳，12岁时到汕头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同时进行自学。1925年他参加店员工会，组织了“进业白话剧社”。第二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导演陈天等到汕头拍外景，蔡楚生和剧社同人给予协助，由此对电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蔡楚生来到上海，在华剧影片公司当临时演员、场记等，同时自己练习写作。1931年底，由史东山推荐加入联华，正式担任编导。他执导的影片《渔光曲》，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起轰动，放映了84天而不衰，超过了一年前《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随着影片的公映，《渔光曲》的歌声也传遍全国，成为当时群众最喜爱的电影歌曲之一。第二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电影界第一部荣获国际电影节奖的影片。电影《渔光曲》的上映，使左翼电影运动声威大震，并引起国际电影界的注目。
六、名星之死
1936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蔡楚生、周剑云等人也像文化界的其他爱国人士一样，发起组织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适应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年5月，电影界的爱国人士也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此后不久，联华、新华、明星等公司拍摄了《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奔》等国防影片，宣传全民团结抗战。然除了国防影片，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仍在原来左翼电影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艺术的追求，创作着形式多样的电影。
众多色彩斑斓的左翼电影面世过程中，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影星，如有“影帝”之称的男演员金焰即是其中之一。金焰原出生于朝鲜汉城，父亲是医生，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受日本殖民当局迫害，举家迁往我国东北，并加入了中国籍。1918年金焰的父亲病逝，家庭生活失去来源，他投靠两位姑妈，先后在上海的南华中学、天津的南开中学等处求学，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金焰”，意谓如火一般地充满活力，蓬勃向上。1927年他离开天津到上海投奔民新影片公司，被录用作表演学员，曾在《木兰从军》和《热血男儿》两部影片中扮演群众角色。1928年他经卜万苍介绍，加入了田汉主办的南国艺术剧社，第二年他毛遂自荐，当了郑正秋的秘书，进了明星公司，同年孙瑜邀请他和高倩萍加入民新影片公司，合演《风流剑客》，这是他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在南国艺术剧社等处的经历使他具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故在这部电影中表演朴实自然，很受观众欢迎。1930年他加入了成立不久的联华公司，主演了《野花闲草》，一举成名。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个富家出身的音乐家同一位卖花姑娘相恋并结婚的故事，金焰演男主角音乐家，阮玲玉演女主角卖花姑娘，影片上映后，评论界大加赞赏。1932年，在一家小报举办的电影观众评选中他被评选为“电影皇帝”，金焰在演艺界的地位由此大为提高。
三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
女演员中，除了胡蝶，另一个大明星是阮玲玉。阮玲玉原籍广东香山县，1910年生于上海，自幼因父亲早逝，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年轻时在上海崇德艺术学校读书时，阮玲玉就酷爱表演艺术。1926年她经人介绍，考入明星影片公司。1927年主演的《挂名夫妻》是她的处女作，然初次登场即显露出不凡的表演才华。在明星公司演了五部影片后，1928年她进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主演了《情欲宝鉴》等六部影片。1930年，她又转入联华影业公司，在《故都春梦》中成功地扮演了妓女燕燕，由此奠定了她在影坛中的地位。1932年至1935年，阮玲玉的表演艺术进入黄金时期，在几部左翼电影中，她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由她主演的《神女》，更使她的表演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以致许多年后，1982年，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和法国举办的“中国电影巡礼”都特意放映了《神女》这部影片，外国同行都认为阮玲玉的演技，可以和当年美国的大明星葛丽泰·嘉宝相媲美。
阮玲玉因主演《神女》风靡影界，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位年轻而著名的影星，在演了《神女》后不久，却以自杀告别了人世。
原来早在1926年，阮玲玉16岁，刚考进明星影戏学校，跨入电影圈大门时，不幸为一个破落的富家子弟所占有。这个姓张的纨绔子弟，平时不务正业，靠遗产生活，嗜赌成癖，对阮玲玉视同婢女。阮玲玉在电影界初露头角后，张不但不改邪归正，反而变本加厉，动辄拳脚交加。阮不堪忍受，一度曾服药自杀，以求解脱。1933年，阮玲玉终于同张达民办理了分离手续。在杭州拍《城市之夜》外景时，富商唐季珊以豪爽体贴、知书达礼的君子风度，骗得了阮玲玉的好感，比起迹近无赖的张达民，阮玲玉觉得唐正是自己理想的情侣。然跟唐季珊同居不久，阮玲玉便发现自己被唐季珊玩弄了，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那个纨绔子弟张达民在脱离同居关系后，依然像一个幽魂似地紧缠着她不放，甚至于耍无赖手段，到法院控告阮玲玉犯“侵占罪，伪造文书罪”，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妨害家庭罪”和“通奸罪”。一时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向她袭来，一些黄色小报极尽渲染和污蔑之能事，婚姻上的不幸，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阮玲玉在1935月3月5日带着遗恨服安眠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离世时年仅25岁。
阮玲玉之死无疑使电影界失去了一颗灿烂之星，但左翼电影界为揭露和鞭挞社会的黑暗，反映下层民众对黑暗的反抗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的影片仍不断产生。抗战前夕，《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标志着左翼电影创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七、经典之作
《十字街头》剧照
《十字街头》赵丹和白杨剧照
1937年由明星公司二厂摄制的影片《十字街头》上映。影片通过对两个青年男女房客由相讥相识到相爱过程的轻松描写，表现了知识青年失学、失业的严肃主题，“一板之隔”的构思又制造了诙谐、风趣的情节，为影片增添了喜剧性。影片主题歌“春天里”曲调欢快流畅，又使影片充满轻快的气氛，赵丹、白杨等几名新秀出色的演技，更使观众对影片中这几个人物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所以《十字街头》公映后，即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影坛引起轰动，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马路天使》剧照
正在这时，另一部描写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小摊贩等一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电影《马路天使》问世，同样吸引了广大观众。影片叙述的故事很平淡，但通过这些小人物的遭遇，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表现了这群人物善良、纯真、团结互助和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影片充分运用蒙太奇技术——镜头的摇切，同时也注意音响效果，影片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婉转地唱出了东北人民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怨，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赵丹、周璇等几个主要演员成功的表演，演出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观众感到质朴、自然、真实、亲切，《马路天使》因此成为30年代上海进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成为我国电影艺术发展第一个高峰的标志。
正当上海左翼电影以其方兴未艾的势头迅速发展时，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终于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大敌当前，上海电影界也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大部分电影工作者跟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另有一些电影工作者前往香港，开始了抗战电影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