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说的咖啡馆风情，是指的过去的咖啡馆风情，确切说来，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弥漫在当时上海租界社会中的咖啡馆风情。那么，那时的咖啡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风情呢？

当我试图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时，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比喻，尽管记得好象有位伟人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去理会伟人的教诲了。我想说的比喻是：如果说租界是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产生的怪胎，那么，咖啡馆就像是依附在这个怪胎脸上的一只俏丽可人的小鼻子。我之所以不以“明亮的眼睛”，或“樱桃小嘴”之类来作比，是我觉得如果真那样的话，倒未免有点抬举了咖啡馆。眼睛的明亮和性感的樱桃小嘴尽管也流溢出耐人寻味的风情，但那样的风情显然过于张扬了。俏丽的小鼻子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它不会左顾右看，也无法甜言蜜语；它只是有节律地呼吸着，以感受租界社会的生存脉息。在我看来，这样的风情，就与咖啡馆独有的情韵相近了。

昔日沪上咖啡馆

不知是巧合，还是租界出现后的必然，总之，一家曾以“上海咖啡馆”为店招的咖啡馆，就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只是初时店名称：C.P.C。这样的店招，一看而知道流溢出当时的时尚和风情。再如在“过去的咖啡馆”中，还有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有着这样的洋文：RENISSANCE。当时的中国人叫它“文艺复兴馆”。不过，在更多的老上海们对过去的咖啡馆的记忆中，无论是“C.P.C”，还是“RENISSNCE”，其印象似乎尚比不上诸如“百乐门”、“锦江饭店”、“上海总会”、“华懋饭店”及其他一些大小俱乐部等这些场所的咖啡馆来得深刻。我常想，这些地方的咖啡馆究竟弥散着怎样的风情，招徕得咖啡客们常常门庭若市呢？

好了，说了半天，应该切入有关咖啡馆的叙事了。

毫无疑问，出入咖啡馆的人，大多都是有故事的。即使没有故事，其本身即是故事，那就是一则关于有“闲”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同样生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租界的鲁迅先生身上就不会发生，先生将别人泡咖啡馆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杂文了。有一次，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曾遇见先生出入一家咖啡店，一下子将先生惹恼了，先生当即提笔疾书，写下了一篇题为《革命咖啡店》的杂文，先生在文章中“声明”道：“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先生在这里自嘲的“时代错误”，固然有其特定的讽喻，但确实也是一种实情。前些年，我曾经和一些年轻时常常去咖啡馆喝咖啡的老人聊天，其中有位姓糜的老人年轻时在一家书店任职，他说闲时常和店里要好的几个同事去泡咖啡馆，“坐在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满有情调的。阿拉隔壁钱庄里的小开也最欢喜到咖啡店喝咖啡。”

我问老人，“泡咖啡馆的人里，洋人多还是华人多？”

“洋人华人都有。”老人嗫嚅着干瘪的嘴唇说。

老人所说的洋人中，不少就是外国海员。如上海总会濒临黄浦江，出入那里的洋人就格外多。这些洋人多是英国水手。船到上海，他们往往就喜欢跑上海总会。这里有性感的舞女作陪，有疯狂的爵士乐相伴，有刺激的酒喝，还有浓浓的咖啡提神……

前文提及的中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馆”的RENISSANCE，则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当时有人说，这名称寄托着白俄们对帝俄王朝卷土重来的梦想。曾有资料说，出入于RENISSACE的人中，不是帝俄分子，便是帝俄分子的同情者。或者是流落在上海的帝俄时代的王公贵人，富绅大贾，他们都喜欢到这里聚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俄罗斯的公爵亲王、大将上校。以至我国已故著名记者、文化人士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提及RENISSACE时写到，“你要在这里组织一个莫斯科歌舞团，也是一件极便当的事情，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乐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这里决不会没有。而且你就是选走了一批，这里的人才还是济济得很呢。这些秃头赤脚的贵族，把他们的心神浸沉在过去的回忆中，来消磨这可怕的现在。圣彼德堡的大邸高车，华服盛饰，迅如雷电的革命，血和铁的争斗与死为邻的逃窜，一切都化为乌有的结局，流浪的生涯，开展在每一个人的心眼前，引起了他的无限的悲哀。他们的心眼中，都只有过去。他们歌颂过去，赞美过去，憧憬过去，同时也靠着过去赢取他们的面包、青鱼与烧酒。”

这就是咖啡馆给这些人营造出的风情。因了这种风情，咖啡馆在他们眼里，才充满了魅力，才吸引得他们不时需要光顾。

如果说这样的咖啡馆风情未免有点酸楚，那么更有充满火药味的呢。也是《上海春秋》向我们透露的信息，当年有成批的军火买卖双方，就是在“百乐门”里边喝咖啡边将生意谈成的。想象一下吧，两个穿着体面的男士，在暧昧的灯光下，耳畔缭绕着靡靡的音乐，边用勺轻轻搅动着咖啡，边不时悠闲地品茗一口，其他咖啡客又怎么会想到，这两个人谈的内容，却是用于制造血腥的军火买卖！咖啡馆风情在这里就被异化了，异化成了血腥。而且我还想象着，很可能坐在这里谈这样的买卖，其中一方说不定就是个妙龄女郎，这样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正好用咖啡馆的风情，掩盖战场上的血腥。

二

当然，更多的时候，咖啡馆还是人们消闲娱情的地方。但消闲娱情一不小心，也容易生出别一种“风情”。一个名叫霍塞的美国记者，就曾在其出版于1940年的一本名为《出卖上海滩》的书中，写到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里的一些大班，其中不乏喜欢泡咖啡馆的，如有一个叫威利·倍恩已经退职的大班，只要和他人聚在一起一喝咖啡，就会提神，提神的结果就是“无论如何必要作一次冗长的演说。”以至弄到后来，再也没人敢和他一起进咖啡馆。

昔日沪上外国人开设的酒吧

由威利·倍恩，不禁使我想起了从一则资料上获知的关于咖啡和羊的故事。故事说，咖啡树的原产地在埃塞俄比亚卡发省，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天，当地一位牧羊人发现他的羊吃了一种红色的咖啡果后，开始不停地又蹦又跳，显得异常兴奋。咖啡作为饮料可以提神，就这样由一只羊的误码率食咖啡果而使人类得到了启发。相传的故事当然不足凭信，但荷兰人于1616年将成活的咖啡树和种子偷运到自己的国家，在温室里培植却有史料记载。后来一些荷兰殖民地就成了欧洲咖啡的主要供应地。咖啡首次在美洲种植则是18世纪20年代的事了。为了写这篇有关咖啡的文章，除了查阅档案资料外，我还特地向一些“老上海”作了讨教，当我和其中的一位年轻时曾经去过美洲和非洲的苏先生谈起那个在喝了咖啡后就喜欢作冗长演说的威利·倍恩的人的故事时，我原以为苏先生也会感到可笑的。谁知苏先生听了，立刻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情，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稀奇，咖啡种植一普及，‘咖啡文化’就传播开来了。在阿拉伯半岛、埃及和土耳其，那里的人就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问题，尤其是谈政治。后来这些地区逐渐出现了咖啡屋。据我知道，最早的一批咖啡屋是在麦加开张的，而且很快就迅速传遍了阿拉伯地区。因为咖啡屋不久就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所以被政府关闭。但是咖啡屋是关闭得了的吗？这不，政府后来总算同意让咖啡屋纳税，承认其合法。”苏先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不无夸耀地接着说道，“那些咖啡屋我常去，里面装饰考究，各具特色，我们在那里当然不会谈什么政治，而是下棋、闲聊、唱歌跳舞，只要花上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尽兴地玩了。”

我问苏先生，“这和你回国后，后来在上海租界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有些什么两样？”

“当然有两样罗。那时租界的咖啡厅里，除了‘交际花’多、‘老爷叔’多，文化名人多之外，还有两多，那就是谈生意的人多、外国人多。”我知道苏先生过去曾经是上海滩上的“小开”，很是风光过一阵的，谈起这些往事，他显然来了精神，接着他又不无留恋地给我讲了当时几家华洋杂处的咖啡馆，“除了你已经晓得的‘文艺复兴’外，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还有‘巴赛龙那’和‘塞维尔’。前者充满西班牙情调，其实这里还是一家护照交易所，真护照假护照都有，主要是为那些没有国籍的洋人办的。”

苏先生的话不由使我想起了埃德加·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一九二八年我到达上海时，居住在那里的西方商人，其言行举止显得‘租界’好象是不动产，会垂诸永久。他们舒适安逸地生活着，觉得自己好象是大陆，而那四万万中国人则是一种近郊，为了生意的目的，上帝把它安排在那里。”

不知是谈得兴起，还是我们的话题钩起了苏先生对往事的回想，总之，围绕咖啡，他又向我津津乐道起来，他说喝茶有道，喝咖啡也有讲究。喝咖啡前先用冷水润润嘴唇，这就是纯化口味。咖啡上来，要趁热喝；第一口尝过后，再根据咖啡味道，决定放多少糖和奶。另外咖啡必得混合了苦、酸、醇、甜和香这“四味一香”，那才称得上是好咖啡。当我问何以见得时，苏先生笑呵呵地说，苦乃正是咖啡基本味觉，这也是品评咖啡是否纯正的基本指标；酸则使咖啡具有深度和韵味，此两种味体现的是咖啡豆的烘焙技术。香味则可说直接关系到咖啡的综合品质了，越是好的咖啡就越香。

苏先生简直是在为我上咖啡课了。

三

不过，出现在当时上海那些喝咖啡的场所里的外国人中，也曾有过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逃脱法西斯迫害，流亡到上海避难的三万多犹太难民。为躲避追杀，欧洲的犹太人突然来到了上海这个东方城市，用有识之士的话说，来到这个还没有任何准备，但又是惟一不能拒绝的都市——上海——当时真正的自由港，自由得连签证都不需要。自1938年起，这部分犹太难民大都散住在法租界和虹口区。上海那时确实就成了他们的诺亚方舟。生活尽管艰辛和窘迫，但从他们中大部分人出门时的西装革履装束上，仍可看出他们努力保持着的生活习性。除此之外，喝咖啡应该也是其中的习性之一吧。那些高档咖啡厅也许不是他们能经常出入的地方，但他们也有他们喝咖啡的好去处，那就是“露天咖啡店”。这里的一张老照片呈现出的，就是当时的“露天咖啡店”一景。那些戴着墨镜，穿着体面，从容不迫的咖啡客，便是犹太难民。墨镜遮住了他们的表情，因为看不出他们的表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此刻会想些什么。但在这样的“露天咖啡店”里品茗咖啡，想必应该也是自有其特殊风情的吧。尽管这样的风情未免有点酸楚、有点苦涩。

行文至此，顺带交代几句关于咖啡传入中国的情况，以结束本文——1907年，在修建昆明与河内之间的滇越铁路时，大批法国工程技术人员涌入云南，另外还有西方商人。当时，咖啡作为他们的“必需品”，被带到了中国。从此，由咖啡及咖啡馆营造出的独特风情，便从南到北，在中国大地上渐渐弥散开来，使之越来越成为了许许多多不管是有钱有闲还是无钱无闲等各式各样人们追逐的时尚。

                                                                                                            （文/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