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档案人，我异常喜爱收藏各类珍贵的史料。冬日，倚窗翻捡我历年来收藏的珍贵史料，发现有一厚册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战》三日刊，非常珍贵。杂志边缘已经泛黄变脆，仿佛经历过战火硝烟，但是装订书的黑色丝线，却依旧那样晶亮丝滑。
记得这一厚册《抗战》三日刊，是一位出生于抗战年代的朋友所持有的，得知我钟爱上海史，就特地赠送给我。而我知道珍贵，就特别包了书皮，装入一只文件袋，在书箱中收藏着。我工作繁忙，时光荏苒，却不料渐渐忘却了这本弥足珍贵的《抗战》三日刊。二十多年后，居然在今冬重新整理珍藏的档案史料时重新露出了真容。
韬奋创编的抗战杂志
翻看手中这份档案史料，为当时的全国各界救国会负责人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抵抗（抗战）》三日刊，1937年11月3日第二十三号。该号刊登有潘汉年撰写的《加强我们的团结》，金仲华撰写的《苏州河岸的新阵线》，王达夫《罗将军会见记——东战场巡礼》，阮有秋《从抗战路线到内地工作》等文章，报道华北、上海最新战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抨击投降派的妥协言论，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祖籍江西余江。1922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10月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同年7月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任总经理。1933年至1935年，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远赴欧洲、苏联、美国考察，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1935年8月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1936年5月，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6月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8月在上海出版《生活星期刊》。1936年11月，与沈钧儒等六人因“救国会”案入狱，1937年7月获释，8月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年底赴武汉。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将《抗战》与《全民》合并，出版《全民抗战》三日刊。“皖南事变”后出走香港，5月在香港复刊《大众生活》。1942年11月经上海赴苏中、苏北考察，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同年9月28日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大力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七君子”释放出狱。8月3日，邹韬奋等救国会负责人应国民政府之邀赴南京，“贡献一些关于救亡运动的意见”，并同时着手创办新的抗战刊物。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邹韬奋立即由南京返沪，经过五个昼夜的紧张筹备，由其任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于8月19日在上海面世。邹韬奋在创刊词上宣布：“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做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需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参政。”
《抗战》三日刊自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揭露亲日派的一切投降阴谋，经常报道、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使国统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而对于国民党政府，邹韬奋总是保持着清醒的“拥护”，始终坚持呼吁当局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保障人民权益，实行真正的全面抗战。
《抗战》三日刊上刊登的文章
创刊于上海的《抵抗（抗战）》三日刊
与邹韬奋创办的其他刊物一样，《抗战》三日刊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尽管战时交通困难，但邹韬奋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刊物尽可能快地送到读者手中。《抗战》三日刊专门设有“读者信箱”专栏，随时和全国各地的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全心全意地帮助读者解决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邹韬奋还号召广大读者群众共同办报，鼓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抗战》撰写通讯和各种性质的文稿。正是因为《抗战》三日刊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很快获得了全国民众的青睐，从国内各阶级到海外华侨，不论前方后方，都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尤其是千千万万的青年人，更是把《抗战》当作不可缺少的精神食量，称赞其为“良师益友”。
在邹韬奋的精心编辑下，《抗战》三日刊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在所有抗日救亡进步刊物中独树一帜，非常适合战时读者的需要。刊名印在封面上方正中，手写体“抗战”两个大字庄严而富有战斗气息。刊头左边为本刊要目，简洁明了，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国内国外的重大现实问题，每期都配以评论，进行深刻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抗战》三日刊开辟的栏目有战局分析、专论时评、各方通讯、战时常识、杂感随笔、诗歌语录、地图漫画等。编者将内容的可读性、版面的易读性、插图的可视性结合起来，板式紧凑、顺序严谨、栏目相对稳定、插图与文字版面协调，为当时期刊所少见。
因受到租界当局的干扰，《抗战》三日刊自第七号起一度更名为《抵抗》三日刊。上海沦陷后，邹韬奋、金仲华等绕道香港、桂林、衡阳、长沙赴武汉，于同年12月23日在武汉出版第三十号，并恢复原名《抗战》三日刊。至1938年7月3日止，《抗战》三日刊共出刊86期，1938年7月7日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的作者队伍令人嘱目，其中有社会名流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章乃器，有军界要人冯玉祥，有文化名人郭沫若、李公朴、茅盾、冼星海、臧克家，也有中共人士叶剑英、潘汉年、钱俊瑞，可谓极一时之盛。
《抗战》三日刊，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创办的大批抗日救亡刊物中的佼佼者。它以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代表了白区进步文化工作方向，引导了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珍藏至今的珍贵档案
《抗战》三日刊三天出版一期，对于上海战场的抗战记录十分详尽，如第一期文章《编辑室》说：“本刊内容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三天一篇的战场分析主要出自金仲华之手，并配以其兄金端华的上海战场图表，一村一河的争夺战，尽收眼底，让租界和战区的上海市民对敌我双方的战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让街头巷尾四飞的汉奸谣言不攻自破，让中国军民更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战》三日刊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火正旺之时，记者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出自第一手资料，十分可信。如在《抗战》第2期的一篇《日本动员的印象》中，记者记录日本士兵辞别家人赴中国战场时的场景：“当他们坐上车的时候，各人的家属及都市的学生们，都集到车站的月台上，每个人手里摇着一面小太阳旗，随着领队人的叫声，惘然地叫着口号，车里的兵等寻味着离愁，记挂着田园的荒芜，父母的饥饿，呆然沉坐在车厢里，连头也没有勇气抬一下，每个人口里啣着一枝粗劣的拷烟，濛濛地吹着……父母妻子的眼泪，却都不由地滴下来了，因为他们的儿子们，只见出去，不见回来，因着皇军的出征，他们的米愈贵，税加重，生活更没有办法了。”
这篇1938年8月23日刊登的文章，注明是“最近从日本归来的报道”。这和八十年后，在热门网站和一些微信、博客等自媒体上不断渲染当年日本全国怎样疯狂，怎样朝野一心发动参加侵略战争的文字完全不同，以记者在当时、当地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还原了侵华日军普通士兵被军国主义裹挟的真实一面。
《抗战》三日刊自第30期起迁汉口出版，到1938年7月3日止，共出86期。装订成册，就成了手中这一厚册沉甸甸的珍贵档案，珍藏至今。
（文/梁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