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一

可以说，老上海每一家著名商号的崛起，其背后几乎都发生过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那些老字号的存在和发展，说它们是在你死我活的商机中左冲右突、历经劫难才得以成名，决非夸饰。这方面的情形，其实即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有血腥，胜似血腥。

现在，我们就将看到曾经发生在旧上海绸布业这一“战场”上的一番“龙虎斗”了。“龙虎斗”的主角即是当时上海绸布行业的三大行业主：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

早年“宝大祥”

早年“信大祥”

昔日荣昌祥前的大街

先拿协大祥来说吧，在它出现前已有一家叫协祥的商号挂了牌，在这家叫协祥的商号里，附近的人们常常看到不时有两个身穿长褂，脚穿圆口黑布鞋，中等身材的男子在这里进进出出。别看此时他俩只是协祥的小股东，可不久以后，他们就成了协大祥的创始人！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柴宝怀、丁丕山。均来自浙江宁波。

20世纪初叶，随着洋布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一些资金雄厚的商家都以经营批发业为主，忽视零售。协祥亦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忽视，在今天看来，无疑属于“错失商机”；在当时，那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树林。谁能洞察并突破这一点，他便具有了“战略眼光”。柴宝怀、丁丕山就成了当时具有着这样的“战略眼光”的商界人士。有一天，当人们终于获悉确切消息：柴宝怀、丁丕山决定自立门户开一家洋布店时，大家恍然大悟，原来那一阵总是看到他们两人常常进进出出，不时聚首相议，原来就是在策划另立门户的事呀！

是的，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下绸布业的经营理念，决定合股开一家洋布店，专门从事零售业务。说来也巧，这时正逢设在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丁丕山赶紧前往联系，很顺利地就将它盘买了下来。事情办妥以后，两人兴奋不已，看看时间尚早，两人遂趁兴在小东门附近找了一家小酒馆喝起了酒。透过小酒馆一侧玻璃橱窗，正好可以望见他们刚刚盘买下来的布店大门，看到自己的店毗邻老城厢和十六铺水陆码头，小东门外大街又是洋布店集中地区，经营棉布零售可以说是再理想不过，两人很是庆幸自己的策划和行动。这一刻，他们互相勉励着：“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在上海滩上干出一番起色！”

柴宝怀、丁丕山两人终于走出了关键一步。但他们毕竟是协祥的“既得利益”者，在他俩身上，还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甘于冒险的精神英子。越是到后来，他们越是犹豫不决，不是犹豫“另立门户”，而是犹豫舍不得彻底丢掉协祥高级职员的饭碗。怎么办，既要捧协祥 饭碗，又要撑协大祥的实权？两人为此又几经合计，最后权衡再三，决定物色一个代理人。代理人当然要可靠、听话。物色谁呢？

一个熟悉的协祥小职员的面影不约而同浮现在两人眼前，这个人为人忠厚，脸上总是挂着随和的微笑，既听话，又不乏才干。柴宝怀和丁丕山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孙琢璋。

孙琢璋系上海浦东川沙人，从小家贫，长大后即进一家叫青蓝的土布店当学徒，后到协祥当上一名小职员。尽管柴宝怀、丁丕山在商业策划上不乏“战略眼光”，但在对人的洞察上，他们似乎还没到火候，即以物色孙琢璋来说吧，孙琢璋得知自己出任协大祥的经理，其流露出的喜出望外之情虽在柴、丁两人意料之中，但当这一决议决定以后，孙琢璋在即将正式上任时提出的要求，却让柴、丁两人大大跌了一回眼睛：孙琢璋很认真地对他们说，“既然让我出任经理，我这经理就要有全权，股东不得无端干涉；再是在经营管理上，我希望能冲破老框框。”

乍一听到这话，柴、丁两人心下着实有点不舒服，但他们毕竟是明智的，细细一想，孙琢璋的建议和想法确实有利于新商号的发展。况且大家的目的就是赚钱，只要有钱赚，又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应该说那时权力欲并没有全部占据他们的身心。所以最后两人还是表示了赞同。在为新商号起店名时，三人的一致意见是希望彼此从此通力协作，使这个在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得比协祥更具规模，更显人气。这样一经沟通，大家分明从中体味到了一种大家共同携手，大吉大祥，共创大业的人生况味。那干脆就给新商号起名“协大祥”吧。

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正式开业。孙琢璋确实有理由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随着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活脱脱显出了孙琢璋的真性情。首先，在经营理念上，孙主张明目标价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一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的商界游戏规则，殊不知在1912年前的上海商界，却是谁也没有想过，更别提遵照执行了。彼时上海洋布零售店都按传统习惯，在门市商品上每段记个实际售价的暗码，顾客上门，大多数商家先看暗码，再向顾客报一虚价，让顾客看货还价，这往往弄得顾客心存疑虑，乃至对商家失去信任。而协大祥一开业，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我们也许还记得，曾经何时，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一张柜台，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和商家隔成了“里”与“外”两个天地，这样的阻隔，对商家而言，也许出于商品的安全，对顾客而言，往往有被商家不信任之感，所以后来商家开始开架供应，实行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着实成了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的一大新闻。然而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协大祥的动作，原来这样的“新闻”早就被他们在运用了。开架供应，打破了商家和顾客之间的隔阂，它也因此成了协大祥在和同行竞争中拿出的一大举措。

当然，“真不二价”也好，开架供应也好，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接下来“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尽管也没有脱离形式的范畴，但在我看来，它毫无疑问已经开始逼近了内容，也难怪它一经出现，就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翻查了一下当时的有关档案资料，知道了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有的一尺打九五折，有的打九八折，所以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当然深受消费者欢迎了。

然而，在我看来，协大祥尤其高明的是，在当时大多数布商偏重城市消费的背景下，协大祥则抓住了一大批被忽视的农村顾客，在备货时不仅考虑到乡村的需要，而且注意到商品的价廉物美。如当时称作竹布的一种粗细色布就是为这一阶层的消费者准备的。在货源上，协大祥除销售棉布外，还兼营绸缎、呢绒、使丝、毛、棉三类商品于同一家店经营，互相联动，既受到顾客好评，又促进了销售。一时间协大祥可谓名声大噪。就此而论，柴宝怀和丁丕山和策划理念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物色的协大祥经理孙琢璋也称得上是“合格人才”。更可证明这一点，便是协大祥在孙琢璋主持下，连年获利。那时在上海滩流行的服装时尚“袍褂呢”，即出自协大祥。

就在这看好的形势下，丁丕山不幸病逝。不久后股东间又起矛盾。1922年底，丁丕山遗孀由甬来沪，委托代表，向孙琢璋提出拆股，其他股东也多有相应。孙琢璋是何等精明之人，走了老股东，还有新股东，这时候的孙琢璋利用股东间的矛盾，进行改组，获得了职工的信任和支持。在他，这无疑是最大的胜利。

改组后的孙琢璋继续任经理，在协大祥的店招下面，加了“同记”两字，以示与以前有别。换店招那天，孙琢璋情绪激动地对职工们说，“过去的协大祥只协力而不同心，所以闹拆股，今后我们既要协力，又要同心，这就是我要在店招上加‘同记’两字的用意！”

尽管加了“同记”两字，但人们图方便，叫起协大祥时，往往还是省略了这两个字。

二

正当协大祥在孙琢璋的精心经营下声誉日隆之际，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的诸“祥”竞争的大戏，开始在上海滩上拉开了帷幕：

1924年7月，协大祥和宝大祥双方新屋落成，宝大祥在27日先于协大祥一天开张。一时间张灯结彩，大登广告，并以前协大祥老股东的姿态，挂出前协大祥的帐册作为标榜，还请人画了并挂出一张“宝箭发，桐枝落”的漫画向协大祥叫板。原来“宝箭”暗喻“宝记”，桐枝则意指“同记”。

面对这一情状，孙琢璋认为，与其把大量费用投在做广告上，不如降下商品价格，让顾客得利。与此同时，协大祥还把几种名牌货，如十六磅湖北天字粗布、怡和金三塔漂布、条格甬布等亏本出售。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等于为协大祥做了次活广告。宝大祥尽管开张伊始，也汲取了协大祥“足尺加一”的做法，毕竟给人“拾人牙慧”的印象，难怪一时难与协大祥在商业竞争中相与比肩。

协大祥的起步包括最初迈出的步伐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在与宝大祥的竞争中的胜出，更使前者踌躇满志。然而不知何故，此时的协大祥居然再不思进取，他们怎么知道，宝大祥这时却从自身的不足中，暗暗总结经验，并开始卧薪尝胆。

这样的努力终于在1926年正式明朗化，宝大祥也开始用自己的特有形式在上海滩上亮相——

1926年，宝大祥先是在协大祥对面开设了宝大祥分号；次年宝大祥南号又把店基扩大为五开间门面。

这就等于公开与协大祥叫板了。事实证明这时候的宝山祥确实有与协大祥叫板的底气与实力，宝大祥终于以自己的崛起，眼看着协大祥的业务受到了影响。于是曾经出现的一幕又出现了，不过，这次两家当事人换了个位置：协大祥开始向宝大祥“亦步亦趋”了：无奈之下的协大祥步起了宝大祥的后尘，实行“足尺加二”。

但是协大祥没有想到的是，宝大祥的动作远没有到此为止。正当协大祥吃力地赶着宝大祥脚步的趟时，后者又将协大祥西首的鼎丰洋货号盘到了手，并很快开出了宝大祥西号。从此以后，西号与南号一起，常相呼应，以周年大减价及春夏秋冬四季大减价为号召，在门上扎满彩绸，做大幅旗帜，写上“大减价”字样，悬挂在马路当中，吸引顾客，其格局无形中已形成对协大祥起三面包围之势。

宝大祥占先后，确实吸取了协大祥的教训，前者丝毫不敢松懈，1928年，当另一家棉布零售店信大祥隆重开张前夕，宝大祥抢先一步将“足尺加二”，改为“足尺加三”。这样一来，生怕落伍，协大祥与信大祥也只得紧紧跟上。一个在今天早已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便冒了出来，那就是“买一送一”。不过此一动作在当时便已有不正当竞争之嫌了。

当然，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协大祥这头骆驼还根本没有沾“饿死”的边。此情此景下，它又岂甘落于人后。1933年，当协大祥获悉宝大祥南号西首两间房间及迤西毗邻的五间房屋将一并翻造，顿时觉得重振旗鼓的机会来了。他们马上向房东以重金全部承租了下来。这一举措对协大祥来说，可谓志得意满，因为这其中还包括宝大祥五开间中的西首两间在内。

新屋翻造竣工后，宝大祥迤西四开间，成为协大祥新号的店址，宝大祥南号则由原来的五开间，缩小为三开间。

协大祥与宝大祥竞争如此，与信大祥的竞争亦然，信大祥经理丁大富是孙琢璋的学生、协大祥的高级职员，而且又是丁丕山、柴宝怀的亲戚。1928年，开在协大祥对街的同业慎泰昌棉布店歇业招盘，丁大富得到协大祥的一位股东陈维贤的支持，集股盘进，开设了信大祥。此前，丁大富向孙琢璋要求投资入股，开始时遭到婉言拒绝，因为孙琢璋估计凭丁大富的资历，不一定能拉到资本；而没有协大祥投资，他要开张也难，孙琢璋当然不愿扶持一个竞争对手。但我们前面说过，孙琢璋是个精明人，他转念一想，丁大富即已有心，信大祥开张是早晚的事，与其看着他走到那一步，还不如把他控制起来。这样既避免树立对手，又可在与宝大祥的竞争中多一份力量。这样，协大祥遂投资六分之一，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后来果然因为这层因素，信大祥处处受到协大祥箝制。

1930年，孙琢璋去世以后，终于引发协大祥第二次拆股改组。不过这次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继任经理人选而展开。争夺战的结果是孙琢璋的儿子孙照明子承父业继位协大祥经理。

抗战爆发，终于引发了信大祥对协大祥强烈的反控制情绪，前者遂瞒着协大祥，盘进南京路大沪银行原址五开间的店面开始营业，渐渐在南京路上崛起。以后又在南京路开出第三支店。见了这阵势，协大祥、宝大祥焉能甘心，不久也相继立足南京路，竞争态势愈演愈烈。

三

笔者年少时因居住的关系，故常到毗邻大世界的一家协大祥绸布店玩耍，以至初时以为旧上海的协大祥即发端于此。后来才知道，此店面原来即是抗战爆发后，协大祥继宝大祥在金陵中路盘得状元楼菜馆的房子开设新号后，不甘落后，遂通过关系盘得西藏路大世界下面的大利春菜馆门面而开设的协大祥第二分支店。至于1938年4月在金陵盘到的万顺丰棉布店及隔壁王昌泰烛店，打通为五开间的店面，则为协大祥第一支店。

诸“祥”有序或无序的竞争，逐渐使资本家们意识到长此下去，势必两败俱伤，于是联合的念头开始在他们脑子里萌生。终于，1941年成立了联谊社，竞争之势暂告“解体”。

走在今天的上海繁华街上，抬头望，诸“祥”老字号犹存；低头看，仍见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但这一切已恍若隔世，毕竟物是人非，昨日早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