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锦浩老人回忆当年

一场前后长达八年的浩劫，沉潜磨洗六十余载，硝烟、战火、被涂炭的生灵已然消逝，但，城市并不曾淡忘那泣血而书的历史。

抗日战争中，上海在山河被撕裂的痛楚中，走过了八年。上海“奥斯维辛”，改变了许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命运，成为这座城市最深最痛的记忆。

战争，虽然在战场上进行，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在战争中，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平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和战场相比，是另一种凄楚、残酷。

投奔 1940年的上海，空袭，亦如梦魇

78岁的费锦浩老人坐在我们对面，宽大的风衣遮挡了清瘦的身形。老人捋了捋苍苍银发，说道：“那一年，我才13岁。”

1940年，余姚人费锦浩在浙江上虞度过了战火纷飞中苦苦求学的三年。终于，日军的空袭让白马湖畔素有“东南第一校”之称的春晖中学不得不停办了。那年年末，无书可念的少年茫然不知战火遍燃的河山是否还有一寸安稳的土地，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难到上海投靠父亲。那一年，他13岁。

眼见的上海，全然不是想象的模样。上海，在战争肆虐中。

1937年，“八一三”淞沪一役，十里洋场竟成火海，苦战三个月，上海终沦为孤岛。

战争初期，每天约有3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孤岛”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350多万。增加的人口中，有许多是像费锦浩这样从江浙一带流亡而来的难民。流亡至此，他们才恍然，梦魇般的空袭在这里一样如影随形。

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逃，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逃，只是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厄运。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走过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租界当局也确实以人道精神先后收容了数十万难民。随着战火不断蔓延，各地难民源源而来，人数实在太多了，最后当局只得关上了闸门。从此，阴阳路断，一双双失望的眼神被隔绝于冰冷的栅栏之外。

13岁的费锦浩踏上了这块战争肆虐下的土地。幸而父亲做“厨头”的存德钱庄开在租界区，他才得以跨过那道闸门，避难于此。

被骗 1943年，包着铁刺的大门狠狠关上，苦难重重袭来

尚无自立之力的少年寄宿在钱庄，度过了还算平安的一年。钱庄“当首”看不惯吃闲饭的孩子，发话逐客。1942年，父亲无奈之下托人把儿子送去湖北路的合丰昶棉布批发店做小杂工。

战乱中，费锦浩踏上了独自谋生之路。

做小杂工的一年里，他从早到晚地送货、打扫店堂、给伙计们送饭倒水，因为连个学徒的名分都没有，不但没有分文工钱，常常连饭也吃不饱。

1943年初秋，个头已经和成年人差不多的费锦浩，踌躇满志地要在兵荒马乱的城市里寻找新的栖身之地。一日，他在方浜中路、侯家浜路口见到一张“吴淞纱厂”的招工启事。顺着启事所指，他找到了报名处----一个大饼摊。摊主孟根生招呼他第二天早上10点到二白渡桥的河滨公园集合，纱厂会派人来接。

第二天一早，费锦浩穿着从棉布店出走时的那身长衫，如约到河滨公园。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来接他和另外五、六十个工人的竟是两辆日军军用卡车。不及反应过来，大家就被荷枪的日本兵塞上了车，一路朝吴淞方向飞驰。

卡车呼啸着把一行人带到了吴淞口张华浜港区，丈把高的铁丝网猛然刺入眼帘。就在卡车驶入的一刹那，费锦浩看到了铁丝网上抓着的电网，看到了“登第1629部队”的字样，看到了两扇包着铁刺的大门拉开一道口子又重重地合上。15岁的少年，在大门狠狠关上的一瞬间，懵了！

身边的人们开始嘶声叫嚷着要回去，日本兵的刺刀却已对准了喉尖。他们用费锦浩听不懂的语言呵斥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将人们驱赶到一个窝棚里。

惊慌失措的孩子缩在一边，环顾着这间靠烂泥地上竖着的几根木桩支撑起的“房子”，墙是木桩上钉的木板，顶就是盖在桩上的铁皮。这个两米宽、几十米深的窝棚难道就是自己要做工的“纱厂”？

回忆，令人窒息。老人凄迷痛楚的眼神让我们不忍再追问。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你可以左右的，再安分的平民都会在须臾之间被莫名地拉进战争的深渊，轻则伤，重则亡。

宝山区档案局曾在1999年至2000年对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境内的暴行作了调查与统计，并对所取之证进行了司法公证，于《泣血吴淞口》一书中详细记载。整整278页的遇难者名录！每个名字的后面都跟着“枪杀”、“活埋”、“烧死”、“刺死”、“炸死”、“刀杀”、“集体枪杀”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这还仅仅只是上海宝山地区在5年前可统计到的有姓名的遇难者。

奴役：在上海“奥斯维辛”营中，人似机器，在日寇的淫威下，挪动着，苟活着

这是一个被费锦浩称为“上海的奥斯维辛”的地方。

天擦黑了，一队队人被朝着窝棚方向赶，他们是收工回来的难友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事实上，许多人连衣衫都一丝不存了，只是用草绳扎着几片草包、破布遮体。

汉奸扔给费锦浩一个搪瓷碗，就这样，他在那个日军改建的军用码头边吃了第一顿饭----稀得不能再稀的陈米粥。后来他知道，这陈米粥一天只能吃到两次，早上出工前一碗，天黑收工后一碗，再无别的吃食了。

以后的日子里，4只草包成了他唯一的家当，两只铺在泥地上垫着，两只当被子盖。许多劳工就这样睡着4只草包直到死去。

第二天一大早，日军的“海军进行曲”把他惊醒，两个汉奸到窝棚里赶劳工们起床，一个敲锣，一个提着木刀，见哪个起得慢了，就一刀往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打下去。一碗粥下肚，“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劳工们被赶到离窝棚两里路外的军舰码头，从军舰上扛下一箱箱、一包包日军军用物资，扛到一里多远的仓库去。军舰上的货下完了，再从营区的小火车上，将日军在上海掠夺来的各种物资扛上军舰。

来来回回扛了几天货物，费锦浩渐渐熟悉了这里的基本设置：日军在当时的宝山张华浜港区的大片农田旷野上，用铁丝网围出一片地区，其中有一个日军改建的临黄浦江的军用码头，几座砖木结构的军用仓库，几排日军营房和两个警卫室，还有一个专门给劳工煮粥的窝棚伙房。再剩下的，就是十来个窝棚了。

窝棚一个挨着一个，每个都要挤上100多人。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有新的劳工被骗进来。在他所在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有多少人在里面做苦役，有多少人丧命，他根本无法计算。清晨汉奸来赶人时，用木刀也打不起来的，等大家收工回来，就已经不见了。有些早上就停止了呼吸，立刻就被抬出去埋了。被埋掉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许多倒在码头的劳工，不论死活，就被直接扔到了江中。

刚开始，费锦浩见到这样的场景还毛骨悚然，后来，他已不再能思考了，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他变成一部机器，每天每天，在日寇的淫威下，挪动着，苟活着。

见证：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睡在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见证了太多惨无人道的杀戮

日军的军舰都是几千吨的运输舰，上军舰要走一块二十多米长的跳板，脚一踏上去就颤颤悠悠。每日靠稀粥果腹的劳工们，扛着沉重的箱包，不知要在那块跳板上走多少个来回。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走在费锦浩前面的不堪重负的劳工，腿一软，只听得一声惨叫，连人带货从窄窄的跳板掉进黄浦江。一旁监督劳工的日本兵吼着推会水的劳工跳下江去把货物打捞上来，却任凭溺水的人被滔滔江水吞噬。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睡在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费锦浩亲眼目睹了太多惨无人道的杀戮。

有人在搬运途中因为过度劳累，一不留神砸掉了弹药箱，那是日本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死是必然的。一次次，看着日本兵端着刺刀往劳工的腿上猛戳，那惨叫声在空旷的港区回响，撕扯着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心。已浑身鲜血淋淋的劳工被剥去身上仅存的几条破布，关进路边的木笼子，被兜头浇上冷水。天寒地冻时，过不了一会儿，整个人就成了冰棍。劳工们每搬一趟就从木笼子边经过一次，直到笼子里的尸体被抛到江中。

费锦浩拉开外套的领子，我们看到了他歪斜的颈椎。这就是他那时苦难的烙印。

那天，他从军舰上扛下一箱日本运来的清酒，艰难地一路扛到仓库，正要下肩，精疲力竭的他手没托住，木箱硬生生砸在地上，箱子砸开了，玻璃酒瓶碎了一地。一个粗壮的日本兵怒吼着冲到他跟前，瘦弱的他被一把拎起，一个“背包”，整个人被猛甩了出去。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后，他踉跄着尚未爬起，又一个“背包”甩了过来。就在这日本特产的清酒的醇香中，他被一连摔了七次，盛怒的日本兵见他不再动弹，这才骂骂咧咧地离去。

同是劳工的程发大哥把他扶回窝棚，浑身如被扯碎的疼痛折磨了他一晚。第二天一早，梦魇般的“海军进行曲”响起，木刀抽打在伤痕累累的身体上。16岁的少年已无力哭泣，他只是咬着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继续扛上箱子，至少他还能站起来，至少他还活着。

逃跑：1944年，半人半鬼地逃出日本兵的魔爪，伤口却永远地、生生地长在心上

曾经踌躇满志的少年，那时除了要活下去，已没有了其他人生目标。只是，他在目睹难友死去时还会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是人间吗？

逃跑是常有的事。深更半夜，警铃猛然响起，所有劳工都被迅速从窝棚里赶起来，到空地上站队。只见一个逃跑的劳工在遭受电击后被严严实实捆绑起来，日本兵撒开狼狗，把逃跑者撕咬得遍体鳞伤、惨叫连连，直到没有声息了才被关进木笼，浇上冷水，待第二天众人出工，人早已死去。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不甘心，企图在生死一线之间越过电网，可只要触响警铃，逃跑者就必死无疑。

1944年深秋的一天，致命的伤寒让费锦浩瘫在草包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滚烫的额头让前来催工的汉奸误以为是疫病，一前一后两个人把他扛出窝棚，扔在了营区外的荒野里。

入夜，自觉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他，幸运地被两个路过的农民发现。农民大哥把他带回家中照料一夜后，凑钱替他买了车票，并把他送到吴淞小火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的人像见到鬼一样，远远躲开他：草绳扎着几片麻布，耷拉在身上，蓬乱的头发已有几寸长，满身爬着虱子。

16岁，他半人半鬼地逃出了日本兵的魔爪。

侥幸逃脱，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可正在长身体的少年经受了整整一年折磨，肠胃再也不能承受重负，这一生，费锦浩每天都只能吃两餐。那次被日寇摔打后，他落下了颈椎歪斜、脑神经痛的毛病，从此只能右卧而睡。

60多年了，费锦浩奢望着有一天醒来，终于能忘却1943年秋到1944年秋那一年非人的遭遇，然而，这终究只是奢望，因为那道每天纠缠着他的伤口，生生地长在心上、长在灵魂里，历久愈深。

链接　不同的回忆，共同的苦难

如今，我们能了解到的60多年前上海曾经历的种种，多是来自当时只有十几岁、甚至更小的孩子的记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父母、亲人被浸在粪池中淹死，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被拖入泥坑活埋，被轮奸而亡……

当时，日军称之为“洗街”的公开掳掠，堂而皇之地在大马路上进行。最后，就连只值几块钱的碎铁片都被日军洗劫一空，装箱掠运回国。除了像费锦浩这样被骗去当劳工的，日军还挨家挨户绑走青壮年劳力，仅1941年、1942年两年，虹口区境内就有7000余人被强拉去筑路、筑飞机场，丧生者无数。

1940年2月，南汇县潘泓村渔民26人为生活所迫，驾两艘小船在近海捕鱼，被日军汽艇捕去。残暴的日寇竟将这26人手指脚趾全部砍去，并用铁钉将他们钉在船板上，浇上汽油，一边燃烧一边将船推入海中，惨呼之声传闻数里。

1940年7月30日，日军从上海周边调来数千人马，蚁集崇明，在竖河镇附近方圆数十里范围疯狂扫荡，沿途见人就杀，逢屋便烧。眼见着日本人用枪托把镇上一个小女孩砸得脑浆直流，村民秦强宝冲出人群与日寇顽强抗争，结果被绑缚了手脚，抛在火堆旁活活烤死。硫磺、燃烧弹一路扔下，顷刻间，百年小镇成一片火海，当场遇难者120余人，被毁商店100多家，烧毁房屋1400余间。

1942年3月，地处普陀区租界边缘的药水弄，因其附近有3个日本人遭伏击身亡，而被日军封锁了15天。升斗小民之家，隔宿即告断粮，垃圾粪便狼藉满地，疾病流行。饿极了的人们竞相取食发霉的麸皮，挖来有毒的“牛舌头”草充饥，中毒致死者日增。有些人为了救家人，铤而走险攀墙外逃，被日军发现后将手掌钉在电线杆上，脚背钉在地上，鞭打至血肉模糊。15天内，饿死、病死、被打死的约200人。

1943年，日军在川沙县（今浦东新区）大举“清乡”，设下封锁线，搜捕地下游击队。2月，三位妇女背米越过封锁线，被押至司令部受尽凌辱后活埋。11月，因张姓二叔侄出封锁线买米，日军强迫当地乡民参加大会，当场将叔侄二人及另外五、六位张姓乡民砍死，把头颅悬挂于竹篱笆上，陈尸两日，不准收殓。

1944年底，日军在杨浦区的某仓库被窃，诬指居民吴阿毛所为，将铁链穿过吴的腹部悬挂室外，吴蒙冤惨死。

幸存者的讲述令人骇然，这就是他们经历的童年，悚然于目的是满陈棺柩、狼藉不堪的故乡，那真的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啊！孩童们坐在焦烫的废墟上嚎哭，他们茫然着，在一瞬间就失去了所有亲人，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位老人诉说自己亲眼看着母亲被日军蹂躏致死，转身奔回家给年幼的妹妹和自己的脸上抹上黑土，把辫子齐齐剪去，装扮成男孩模样，直到战争结束。百岁老人吴阿妹向公证人员回忆了父母被日军残杀的经过，几天后安然辞世。

历史，记下了这座城市最屈辱、最黑暗的一页，记下了上海人民蒙受的最惨烈、最无辜的牺牲。对于战争中逝去的千万个平凡的生命，我们无以纪念，但他们曾流下的每一滴血都不会被忘却，他们曾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也同样孕育了中华民族于八年抗战中乾坤扭转、浴火重生的希望。

费锦浩老人告诉我们，他在今天把自己当年的苦难说出来，是要让如今享受着这座城市的安详的人们知道前辈们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要子子孙孙能活下去，更要活得有长进、有尊严。

历经苦难，而不忧不惧，能焕发活力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蒋遵和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吕林荫、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