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展中的产物，是记录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对档案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有助于激活其所具有的资政作用、提升其文化价值，有利于推动档案事业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凸显档案馆的公众性、文化性特征，为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软实力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要实现档案资源良好的开发与利用，档案编研工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开展编研工作，是国家赋予各级档案馆、档案室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编研也是传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成果最多，最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因此，档案编研工作能否与时俱进，能否顺势而为，对各级档案馆未来在档案开发、利用方面能否取得突破，获得成就意义重大。本文拟围绕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对新时代档案编研工作创新发展的方向做一探讨。
一、档案编研工作的意义
档案编研工作，是以馆藏档案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会利用档案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制档案馆内的参考资料，编纂公布档案文献和参加编史修志，并利用档案撰写文章和论著。据考证，国内档案领域最初出现“编研”这个概念，至迟不晚于1950年代。河北省档案馆在1959年组织机构框架中设置有“编研科”这一科室。一年后，《档案工作》1960年第2期还发表了该科室所撰写的《我省档案馆的编写研究工作》一文，其中专门以“编研工作”来概括了其在相关方面的工作情况。
编研工作在档案系统中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确立，加之社会各界对档案利用需求的日益迫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档案馆、档案室从1980年代起都开始或加强了对档案的编研。相关机构相继建立、完善，编研形式不断创新，编研成果相继涌现。1986年，中国首个专门围绕编研工作开展研究的机构——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编研工作已成为档案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工作中，编研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档案资料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作用。相较于收集、保管环节，编研更聚焦于档案开发与利用，而这也与档案具有的重要价值相吻合。编研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体现档案文献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巨大作用，为社会发展各方面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其次，档案资料的现实状况与社会各界利用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是开展档案编研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一方面，作为有着悠久档案保管传统的国家，我国的档案存储量可谓浩如烟海，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各个档案馆汗牛充栋的库藏档案数量的同时，具体涉及某一主题、事件、政策的档案材料还常常分散在多个不同的档案类别、全宗或案卷里。这一状况对于开展档案专题利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在此情况下，档案馆围绕一定的主题对庞杂繁多的馆藏档案按照专题进行集结，编辑成册，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宫御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资料，就是这方面工作的典型。另一方面，由于档案资料形成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其内容难免会受到所处时代影响，一些具有历史特征的表述方式、称谓、术语等往往会给档案利用者带来诸多困难，在此情况下，通过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对档案资料进行考订、筛选、加工、编排、注释、作序、加按等方式，能够有效地助力档案的利用与传播，满足社会各界对于档案的使用需求。
基于档案编研工作的意义可知，高水平的档案编研工作，对于提升档案馆本身的服务、科研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档案收集、保管等环节的“被动”属性，编研是档案馆最核心的主动服务手段。有效的档案编研，能够为政府决策、经济发展、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提供大量便利条件，能够为许多历史资料、典籍的长久保存保驾护航。比如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近年来先后编辑出版的《城市的记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心城区)》、《城市的记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浦东新区及郊区)》等专题资料集，一经推出即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前者更获评“第二批上海市十大优秀档案文化传播项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编研工作在档案馆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档案编研成果新动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编研工作近年来也面临着诸多变革与挑战。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档案编研工作在公众性、文化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的革新，也为档案编研工作开展与成果呈现，提供了更丰富的路径选择。
一方面，进入2010年代后，国内各级档案馆档案编研方面的成果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十二五”时期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出版的档案编研成果达6080种21亿字。而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北京市各档案馆（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城建档案馆、16个区县档案馆在内的18个公共档案馆则产生编研成果595种。可见档案编研成果数量较过去有明显的增加。另一方面，数量增长的同时，档案编研成果的种类也愈加丰富。档案编研的选题，除了传统的围绕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开展档案编研外，城市记忆、文化艺术、民众生活等选题也在档案编研中被越来越多地给予关注。档案编研的形式，也由过去主要以档案资料整理集结出版为主，开始衍生出诸如举办展览、音像制品制作等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比如上海市档案馆近年来先后举办《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见证改革开放》等主题展览，由于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主动前往参观。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则送展进社区，在上海多个街道举办了《光影留存城市记忆》照片巡展，获得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可以说，编研工作已经成为了档案馆主动服务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
蓬勃发展的编研工作，令档案馆开始同社会公众不断接触，实际操作中，不同类型档案馆也纷纷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不同的编研成果。
中央档案馆依托其库藏优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历史事件等选题，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富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编研成果，其于2013年推出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一书，按照文件形成时间排列，收录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4569件重要文件，全书共50册，约1600万字。全面反映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2015年、2017年分两批出版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则收录了800多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该书共计120册，采用影印方式，对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述做了原貌呈现，发挥了档案工作的特有作用，有力地反击了日本右翼言行，警醒世人反对战争、珍惜和平。
各地方档案馆则围绕各省市自治区自身情况，从守护地方历史记忆，挖掘本地重要人文历史印迹出发，也相继推出不少编研佳作。广东省档案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经济损失档案史料选编》，真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广东经济所造成的空前破坏，为专家学者和广大社会公众了解、研究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提供了一手材料。陕西省档案馆2018年推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则为研究抗战时期以陕南、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高等教育核心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相较于省级档案馆较为宏观的编研选题，各地县级档案馆则选择从较小的切口入手，围绕某一具体事件、人物、话题所涉档案材料开展编研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同样弥足珍贵。苏州市档案馆立足于薛金坤所捐赠的百余件时间跨度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1958年的家藏契约、版串、屯田执照，编辑出版了《清代以来苏州土地契约文书解读》一书，展现了薛氏一族近200年土地流转与生计变化，对研究苏州常熟一带建国前土地、税赋、村规等制度，以及苏南农村的变迁史及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档案馆2018年编辑推出的《一九三九年集宁县农村现状调查》一书，对了解日伪统治时期集宁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情况，也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除了政府条线的各级档案馆，过去这十年间，编研工作在各企业、学校档案馆(室)中也开始获得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014年推出的《丽娃档案》丛书至今已出版多本，除了传统的文书档案、老照片之外，还采访了几十位耄耋之年的老教授，老职工，全景呈现了华东师范大学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记忆。国家电网档案馆自2011年6月成立后，也从自身特点出发积极开展编研实践，2019年“国际档案日”期间，国家电网档案馆即在相关资料编辑整理的基础上举办了《文书档案见证电力管理体制变迁》专题展览。该展览选取馆藏的电力管理体制沿革各个历史节点的重要档案，生动反映了建国以来电力管理体制的变迁。
综上所述，近十年间，档案编研已经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重要的工作组成部分，积极开展档案编研已成大势所趋。然而在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随着技术条件、社会环境的变化，档案馆也在不断承担一些新的职责。档案编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进行自我创新以期为社会提供更大的价值，也正在成为所有档案编研工作者所共同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打造智库——档案编研的创新路径
对于档案编研工作者来说，飞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是当前所面临挑战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也是未来探索创新路径的鞭策与动力。一方面，档案馆服务功能的凸显，是包括编研在内档案馆各项工作共同面临的新课题。2016年9月27日，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三五”期间，档案馆工作将重点以提升服务能力为主线，以确保档案绝对安全为底线。服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档案馆工作的重点。
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新信息呈现、传播方式，则为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更丰富的展示舞台，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策划布展之外，微信、APP等在线传播手段以及AI等先进呈现方式，都为编研工作成果影响力、覆盖面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一项以党政领导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社会大众及研究人员作为成果主要受众的工作，档案编研在选题内容凸显公众性这一特质，将是未来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正在面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时候，各级档案馆内保存的海量档案资料理应成为帮助前者应对各种挑战时的宝库，而具有主动服务基因的编研部门则更应该突破传统档案馆的框框，以“智库”为自身定位，更好地发挥起资政参考的作用。比如2017年，围绕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建设，探索自由港建设的主题，辽宁省大连市档案局馆对馆藏档案资料进行详细梳理，将有关自由港建设的21份档案资料呈报大连市委供其参考，得到了时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的肯定。
要成为真正的“智库”，档案馆开展编研工作时就需要迈前一步，主动出击，了解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正在开展的工作，积极挖掘库藏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凸显档案馆的现实价值。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作为历史最重要的承载体，档案在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档案馆作为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利用中心，在挖掘这一宝藏的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对档案进行编研，创造社会价值，反过来又能加深社会对档案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使库藏档案不再是尘封在库房密集架上的旧纸堆，转变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历史财富与思想源泉，档案馆也能从被动服务的旧有模式解放出来，树立起信息服务、研究平台的社会形象。
在提高站位，建立起主动服务思维，以“智库”作为编研工作最终目标的同时，新时代档案编研工作在成果呈现上也有巨大的创新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各类档案汇编、研究著作、期刊是各级档案馆开展档案编研工作的最主要呈现形式。近十年来，举办各类展览，则成为编研工作成果展示传播的另一个渠道。而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愈发成熟，编研成果的呈现方式与渠道也正在发生巨变。
原先一本书、一个展的“1+1”模式，未来将逐渐被一本书、一个展、一个视频／音频节目、一系列讲座、一批文创产品、一条历史文化旅游路线等“1+N”模式所取代。这一创新模式不仅保留了传统模式中的精华，还充分利用了新技术所带来的良好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编研呈现模式大大增加拓宽了档案馆编研部门与社会公众及有关部门之间的互动渠道，前者在向后者传播档案信息，提供文化产品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对后者的现实需求，为实现打造“智库”的目标奠定基础。
从充当被动的档案看守人，到成为主动的“智库”研究者，从传统的单渠道传播，到未来的多维度呈现。智库化、公众化，将是未来档案编研工作的创新路径所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编研工作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开门编研”是未来编研工作的核心思路，所谓“开门”，除了打开思想藩篱，从旧有的“档案馆”定位中解放出来，还应在工作方式上同档案馆之外各方面保持紧密合作。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脑"。同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进行合作，这既能弥补档案馆编研人员数量的不足，也有助于编研人员在同外界团队开展联合编研的过程中实现专业素养的提升，满足当前越来越迫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另一方面，编研团队也要认识到编研对象不应局限于自己所在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而应该从编研选题是否符合社会现实需求出发，即从原先“选题跟着资源走”，逐步转变到“资源跟着选题走”，在自身档案资料无法完全满足编研选题的情况下，广泛利用馆外资源，以外补内，让最终的编研成果能够体现出真正的社会、公众价值，摆脱过去“闭门造车”的困局。
除了要“开门”，“效益意识”的树立也是编研工作能否走通创新之路的关键要点。所谓“效益意识”，并不是说编研工作要以盈利为目标，而是从编研工作成果所具有的文化产品属性出发，在产品策划、立项、制作和输出体验上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提高迎合度，以期，以期能改变过往“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之诟病，真正发挥档案编研工作存史资政之功能。牢固树立围绕政府、社会需求变化开展编研，按编研工作内在规律谋求发展的意识。
编研的最终目的是为当前发展提供从历史中汲取的养分。在档案数量浩如烟海，档案开放还存在一定限制的情况下，编研实际上扮演着“为资政读档案、为公众挖历史”的职责，如何做到这点，核心就是两点：为国读档，为民解史，及时提供编研成果，助力决策；打造自身过硬的专业素质，确保编研成果的水准。
综上所述，在传统时代，档案馆最基本的实体就是那些保存着档案资料的库房。在新时代，实体库房之外，各级档案馆还应再造一个虚拟的库——智库，而要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编研工作的创新无疑将成为其中的最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