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书影】
《习仲勋传》（上、下卷）
《习仲勋传》编委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2013年8月第1版。
【阅读札记】
傅高义（Ezra F. Vogel）
读书得知，1989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与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同步发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这是一部在美国哈佛大学享有“中国先生”美称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援引他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花了8个月的时间，参观并访问了广东省所有14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三个经济特区”、“100个县中，访问了70多个县并采访了30多个县级官员，包括一些穷困县”的“广东省的田野调查”，“得到了来自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关于30多个县的简报”，“相当细致的采访了从省领导人到工厂的厂长，从国家职工到个体户，从典型人物到社会群体”；“从整体上对广东（1979-1988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巨大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针的建议”的开拓性研究著作。
1991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凌可丰、丁安华翻译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文版。“一个外国学者尚且热情讴歌广东的改革”，引起国内高度重视，国内开始了习仲勋研究工作。
1995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习仲勋文选》，收入了习仲勋1940年至1992年半个多世纪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于不同的领导岗位上的讲话、文稿和调研报告，标志着国内习仲勋研究工作正式起步。
2008年4月，由《习仲勋传》编委会编 贾巨川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习仲勋传》（上卷），标志着国内习仲勋研究工作第一个成果诞生了。《习仲勋传》（上卷），相继荣获：陕西省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史优秀成果一等奖等；2011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读百本书”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其列为推荐书目。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2013年8月，由《习仲勋传》编委会集体编写的《习仲勋传》（下卷）出版。与此同时，《习仲勋传》编委会将这部优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经典上下卷合起来，作为一套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印行，16开，81印张，凡36章含后记149节94万字。
阅读《习仲勋传》得知，《习仲勋传》走近读者、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原始文献书写历史、书写传主，贯穿于始终。二是以起承转合组成传主感人的细节，贯穿于始终。
一、《习仲勋传》文献来源
（一）原始文献
原始文献并不是沉寂的故纸堆，搜集整理与利用已刊与未刊的原始文献，是著述《习仲勋传》的基础和前提。贾巨川说：“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才能自如地把传主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置于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洪流中，置于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中，去考察、去研究、去评述，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风貌。”上卷后记写道：“资料和事实依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陕西省及甘、宁、青、新省（区）的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稿、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也包括发表在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印刷品上的各类消息、通讯、图片和言论等。同时，走访了百余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生活过的老同志、老战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参考了他们的谈话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为本书资料的核实、选用提供了相应佐证。正因为如此，才使本书写作有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才使本书能够作为一部信史而付梓。”
下卷后记写道，“为了丰富内容、核实史料，编写组王改民、辛拴明、王双梅、姚文琦、余少松、王顺铭、尹行智、梁月兰、董强、江南、柴云、刘东、李方、许洁峰、钟雪斐、李元、高子果、缑昱健、苏维等十九人八十余次在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资料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图片社、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等处查找资料三千余卷，复印九百余万字，摘抄卡片五万多字；赴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广东、浙江、陕西等地走访三百余人次，形成文字资料二十余万字，丰富了史料”。
（二）走访旧址
《习仲勋传》（上卷）执笔者贾巨川说，2000年年初，他与齐心老人进行实地考察，在“陕甘两个省、6市、73县103个革命旧址，看望了老区的人民群众，行程1万公里。我们翻山越岭，一个点一个点地走，车到不了的就徒步行走。记得到了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当时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寨子湾地处深山老林之中，车进不去，大姐就与我们一起步行十来里，考察那里的地形，绘制地形地貌图，做采访笔记，了解当时的红军是如何生活的，怎么样战斗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人名，对每一件事，包括当时的计量单位、乡风民俗以及地名演变都作了反复考证，详细记录。我把河流走向、山岭势态、树木花草等都拍摄成照片，有的还随手绘成图表，以感悟历史的变迁”。“比如，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领导于1935年夏曾在南梁的闫家洼子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被老同志称之为陕北错误肃反的前奏。大姐执意要到这个村子看一看。我们一起身临会议旧址感受早已散去的历史风云。再比如说，习仲勋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历史细节，即他在不同地方先后与谢子长和刘志丹会面，按照习老的记忆，我们和大姐步行到了习老与谢子长见面的杨柳坪，又考察了距杨柳坪以北十多里的金刚庙。习仲勋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并听取了刘志丹关于正确对待胜与败的谈话。”
二、21篇提要引人入胜
《习仲勋传》21篇提要，引人入胜，是读者首先阅读的部分，是读者牢记在心的片断。
第一章 志存高远
还是在延安时代和共和国成立时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常常在餐桌上高声吟诵反映农民艰辛生活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围坐四周的孩子们也稚气地和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习仲勋，这位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感情。当经历了七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进入人生深秋的时候，他仍时常吐露心声：我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与黄土地的历史情缘，要从比他的年龄更久远的年代记起。
第十七章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力。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三十六岁的习仲勋从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成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炉火纯青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习仲勋为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统一战线，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实现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诺言。
第十八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匪患严重，经济萧条，民族矛盾突出。面对满目疮痍的严峻局面，如何着手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紧密团结，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党的建设等项工作，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十九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下）
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正在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得到发展和壮大。
第二十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上）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前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民党统治期间持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很快得以治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好转。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
第二十一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下）
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做了准备。
第二十二章 倾心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这是习仲勋对西北地区区情的基本认识，也是他主持和领导西北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这四省民族问题复杂，而且藏族人数众多，大部分地区又与西藏接壤，联系密切，互相影响。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许多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不仅对团结西北各少数民族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做好西藏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习仲勋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为稳定西北局势，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十三章 出任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在习仲勋的主持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酝酿之际，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到一九六二年被错误审查，他在北京工作十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实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制订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第二十四章 坚持真理报实情
为了适应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运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左”的“冒进”错误，以致国民经济失衡，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习仲勋心系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正“左”和制订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章 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习仲勋的职位高了，责任大了，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放弃一切机会联系群众。他十分注意畅通国务院领导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解决基层反映的实际问题，并经常和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
第二十六章 飞来的横祸
正当习仲勋为国民经济调整日夜操劳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却悄悄向他袭来。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和恢复农业生产政策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凸显出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在七八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使全国的政治形势逐步向着“左”的方向发展。习仲勋成为这场“左”的斗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被加上“习仲勋反常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种种莫须有罪名，批判审查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第二十七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勋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
第二十八章 坚持与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从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戍区被“监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公正解决。
第二十九章 把守祖国南大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在这里，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时间补回来。他团结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革委会（后改为省人民政府）一班人，率领广东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十章 实现广东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0页。]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三十一章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半年来谋划广东新发展的实践，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这时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广东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十二章 致力新时期党的建设
按照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后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十二大后，习仲勋与胡启立共同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回忆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瞻远瞩；耀邦等同志全力推进；仲勋同志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耀邦同志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①[胡启立访谈：《我所知道的仲勋同志》，2009年8月5日。]
第三十三章 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从而引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仲勋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第三十四章 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心里都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依靠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第三十五章 家庭生活与家风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在工作上他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清正廉明，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又体贴入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有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憎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第三十六章 晚年生活
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业绩，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幸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对各族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原想在退下来后到处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却未能如愿。他最留恋的两个地方是故乡陕西和首都北京。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时，他利用春节回到家乡看望父老乡亲；晚年在深圳休养，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回到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盛典。病危弥留之际，他思念着家乡，叮嘱家人百年之后把他送回老家安葬。
三、人格魅力驻留人间
静心阅读文字朴实、跃动，标点符号达意的《习仲勋传》，驻留人间的是习仲勋的人格魅力，有生命的人格魅力，使人幸福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曾多次评价习仲勋，“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炉火纯青”；“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说：“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选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习仲勋传》的一个主题，就是习仲勋在党的教育下，在党中央领导下，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热爱人民群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的光辉形象；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等创建金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作用；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期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作用；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在祖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期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做出的新的贡献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精神；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的作用；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像世界上最大最厚的黄土塬的黄土一般，朴实、厚道、忠诚，与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突出和贯穿了习仲勋善始敬终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政治品德。
选读第七章和第三十五章。需要说明的是，《习仲勋传》是页下注，我们改为“夹注”：即原文注释数字序号不改，将其改在标点符号之后，注释内容用[ ]括起，便于阅读原文和阅读注释。
《第七章·遭遇错误肃反》三节，“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洛河川受诬”“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地狱般的经历以后，珍惜党给予的生命，没有怨恨和愤怒，毅然充满希望，毅然保持着一颗完整的善良的纯洁的心，渴望拥抱党，渴望拥抱人民，渴望拥抱那黄土地上陕甘边区的革命根据地。
那年，“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说，‘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正是中央救了陕北这片黄土地的地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转战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总后勤部和总参谋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一天，习仲勋对杨尚昆说，这个地方：“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
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习仲勋传》（上卷）审读意见是：“我们注意到这本书勾画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革命斗争的脉络，比较客观地把传记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斗争的洪流中，使其成为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汲取群众智慧，关心群众疾苦，从实际出发，做出了自己的业绩。”
第七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着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阎家湾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会驻屈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①[刘景范谈话记录，1984年5月。]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又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与前不同的是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的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①[夏斗寅（1885-1951），湖北省麻城人。1927年5月17日，在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驻武汉时，发表宣言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出击”，提出“苏区的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应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表现积极，心里很苦闷。”①[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惠碧海、鲁奔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边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即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起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配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分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我看这个政策不妥当，要处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谁说张三是富农，他便说斗争去，谁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是斗争去。这样怎么能正确地领导群众斗争，搞政权和党的工作。”“在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一时群众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像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拿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②[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的唯一根据。”①[习仲勋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1日。]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的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分配了。”②[刘景范谈话记录，1984年5月。]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根据地造成很大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与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③[李景林：《陕甘边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载《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40页。]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的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④[《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80页。]习仲勋还采纳了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王”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斌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时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苏区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的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卷起纷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以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的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了眉户剧。徐海东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①[张文华：《陕甘边领导机关在洛河川》，载《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38页。]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又专门研究所谓“肃清右派”问题，确定进行肃反，并认定所谓“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后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曾谈到错误肃反最初的情形时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景范都参加会的。那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九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①[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被捕的情景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党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了自己是右派。”②[张文华致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的信，1983年1月27日。]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以致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的，我怎么能走呢？”③[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其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近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意志。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了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②[《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14页。]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①[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身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去驻扎王家坪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说，如果我能回来，咱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一踏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一个人骑马回到了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②[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9页。]
习仲勋被扣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和我同时被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了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以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③[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了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紧，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了不要紧，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②[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时只有六岁的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方设法带着我找到了那里。我拼命地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全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陷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仍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错误肃反造成军队和地方干部人人自危，群众中也传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是派到红军内部和根据地内消灭红军的。”红军内部开始出现干部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有些地方的群众在地主、富农的煽动下跑出苏区，敌人乘机向根据地进攻。一时间，原本轰轰烈烈大大发展的西北根据地变得人心惶惶，危机四伏。”②[《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80页。]五十年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审查错误肃反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李维汉也感言错误肃反对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0页。]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达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知道了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通往哈达铺一个圩场上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上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②[《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76页。]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了十个省。③[十个省，指福建、江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①[《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6页。]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已身戴镣铐，处于焦虑和企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消息无误，便将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0页。]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①[《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才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狱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水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过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拿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打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主席一到吴起镇，就发现了肃反是一个严重错案，立即发出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①[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1页。]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强加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①[《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②[《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8页。]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③[《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页。]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灭敌一○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了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内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的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竟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习仲勋解除关押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址设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形势发展需要，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人介绍与中共瓦窑堡市委妇女部干部郝明珠结婚。
十二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的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中，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人格的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浓厚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②[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197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聚积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都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根据地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①[习仲勋：《历史的回顾》，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页。]
《第三十五章·家庭生活与家风》 直面选择“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深爱中言传身教”“父子情深”“宽厚待人”“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真事实境，说出了大气平实的习仲勋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人的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感人的品质。五节，浑然一体，每节用一个或几个人们都知道但坚持不下去的事情串连。情节疏朗跳越，语言简洁明快、冷静，给我们一种细节显高风美的享受。两次给习仲勋当过长达20年的秘书张志功说，习仲勋生活俭朴、廉洁自律，“习仲勋同志的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及鞋子，就传给习近平和远平两个弟弟穿。弟弟嫌姐姐的鞋是花的，害羞不愿意穿，习仲勋同志就让用墨水把鞋面染黑了穿。时代不同了，拿现在的眼光看是过于抠门，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蕴含着一种美德”。习仲勋家教是祖国传统的“身教亲于言教”。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习近平讲过这么一句肺腑之言：“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对干部有毛病有错误，要先跟他打招呼让他改，要是他还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教育要从严，但要给人出路。”二○○一年十月十五日，习仲勋家人为习仲勋举办八十八岁寿宴的这一天，习近平抱愧地向父亲习仲勋写了一封拜寿信，款款而陈，情词肫挚，“五学”父亲习仲勋做人做事。这家书，字里行间,流淌着最宝贵的真情,承载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第三十五章 家庭生活与家风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在工作上他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清正廉明，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又体贴入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有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憎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齐心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西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五月十四日习仲勋出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去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仲勋并不是不想见她，而是艰巨的战争形势不容他分心，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中去。参加了祝捷大会后，她高兴地返回了工作岗位。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做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一九五二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说是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①[马列学院，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7年复校，定为中共中央党校。]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有没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顾全大局，坚持在基层工作，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各个岗位上。习仲勋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同样也是如此。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务院机关经常周末晚上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
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由于齐心工作单位离家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周末和节假日，几乎没有随丈夫参加过公务活动。有一次周恩来问习仲勋：怎么老是见不到齐心同志呢？他建议，齐心同志可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活动，习仲勋仅让齐心参加过一次，那就是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由齐心陪同习仲勋出席了接待活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第一书记，一九八○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间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齐心是可以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的。可是，习仲勋严格要求齐心，让她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对此齐心十分理解，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陪同丈夫一起出国的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十九岁的习仲勋遭受不白之冤，继而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勋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齐心和孩子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坚强地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一九七二年习仲勋还在被“监护”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才在北京得以团聚。
齐心与习仲勋携手相伴五十八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最让齐心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习仲勋给她打的一个长途电话。那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给回北京的齐心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勋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光辉一生，历经坎坷”的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①[《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66-667页]通过电话后，习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间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深爱中的言传身教
习仲勋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然而，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有着常人一样的情和爱。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他和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当时，习仲勋正在西北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女儿出生的电报，非常高兴。回到延安后，他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看个不够，望着女儿稚嫩的小脸笑个不停。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孩子抱在怀里兴奋地走来走去，一次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说：“子尿不臭，子尿不臭。”齐桥桥自小聪明乖巧，习仲勋对她疼爱有加，齐桥桥也挚爱着父亲。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休养时，时任武警总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齐桥桥毅然主动放弃仕途，在家专门照顾父亲十多年。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习仲勋尽管公务缠身，但业余时间总会尽量和孩子在一起交流感情。那时候文娱活动比较少，孩子们周末从学校回来，和父亲玩闹嬉戏，这是习仲勋最开心最惬意的时刻。星期天只要有空，习仲勋总会陪着孩子们玩。齐桥桥和习安安跳皮筋时，一头拴在树上，他牵拉着另一头，笑眯眯地看着姐妹俩玩耍，只要孩子们不停下来，他从不撒手。姐弟四人最喜欢和父亲玩“骑马”的游戏，习仲勋趴在地上让孩子们骑在背上，驮着他们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有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向他“进攻”，他把姐弟四人一个个掀翻，还从大到小摞在一起。每逢洗澡，孩子们故意跑开，和父亲一起玩“追击战”，习仲勋拿着撑门帘的长竹竿满院子追，院子里撒满嬉闹声，直到把孩子们一个个“摁”进澡盆，他才满足地坐下来休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喜欢不时地逗孩子玩，有时候把他们逗哭了又赶忙去哄，尽显天真童心。习仲勋是陕西人，每天都要吃面条，他调拌的面色香味俱全，孩子们都喜欢吃。每到吃饭时，四个孩子端着碗，排着队，等着父亲给他们调面。他一碗一碗地拌好，看着孩子们吃得很香的样子，满意地笑了。
习仲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勋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孩子们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互相传看，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习仲勋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这种无声的教育，使孩子们都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她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近远穿。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勋后来给桥桥做工作时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节约水电，经常教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厉行节约。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习仲勋习惯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让孩子们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的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为看电影，孩子们就向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给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张志功给了他们但还要记账，月底把账本送给习仲勋过目。有时孩子们怕父亲在账本上发现自己的秘密，就从妈妈那里要来钱把账补上。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北京一○一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由于一○一中学学风好，齐桥桥很想上，但是成绩比一○一中学的录取线差了零点五分。习仲勋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无原则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会为她说情，因此她明确地回答：“考了哪儿就去哪儿”，高高兴兴地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虽然学校食宿条件较差，离家也只有一站路，但习仲勋仍然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勋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习仲勋工作很忙，往往星期天还在家里和来人谈工作，由于和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少，就让他们坐在旁边，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和人谈话。幼小的桥桥看着父亲和人谈话，不解地问：“爸爸，干革命是做什么呀？”习仲勋回答说：“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桥桥又问：“团结就是和人一块儿说话吗？”习仲勋回答说：“对呀，谈话就是团结人第一步。”齐桥桥上初三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主动找同学谈心、做思想工作。可见孩子们受他的影响有多大呀！
在习仲勋蒙难下放洛阳期间，齐桥桥带着小弟习远平去探望父亲。一天，他们到工厂小卖部去买苹果，售货员知道他们是习仲勋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之心，专门挑了大个的给孩子们，回家后姐弟俩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却受到严肃批评，习仲勋硬是让孩子们把大个的苹果退了回去。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一批知名画家到广东采风作画，习仲勋向来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家，就热情招待了他们，但由于公务繁忙，抽不出身子陪他们，就让齐桥桥等代表他到宾馆去看望这些画家，并一再叮咛桥桥只去慰问，不许要画，说画家们很辛苦，画一幅画不容易！孩子们从来没有利用习仲勋的权力和威望为自己谋取过一点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中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要求更加严格。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亲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习仲勋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女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乾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勋深知儿子当年是因为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习仲勋在连天的炮火中是铮铮铁汉，又有着常人的绵绵情丝，性格上既有刚强的一面，又有柔情的一面。习安安曾送给父母一对虎皮鹦鹉，一天不小心让猫吃掉了。习仲勋下班回来看到笼碎鸟亡，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
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习仲勋看到家中的老猫因为哺育小猫变得很瘦弱，就给扔了一块食儿，结果老猫就给小猫吃。他感慨地说：“看，老猫是怎样对待它的小猫啊。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人了！”后来有一天，姥爷习仲勋和外孙女张燕南开玩笑，故意发脾气，她却仰起稚嫩的脸对习仲勋说：“难道老猫就是这样对待它的小猫吗？”惹得习仲勋和在场的人都笑得弯了腰。习仲勋的家庭就是这样充满着和谐、温馨和快乐。
父子情深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勋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勋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勋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宽厚待人
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到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
习仲勋不仅宽宏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干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机关也贴满了大字报。当时有人揭发信访室只反映阴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原来在庐山会议之前，为了纠“左”，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干部很紧张。为了保护干部，习仲勋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干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阴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干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勋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干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勋在工作中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支持干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敬仰。
习仲勋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九六二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连，他们一同被诬蔑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勋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护的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炼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习仲勋情深义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从不为难别人。有一件事让人非常感动。组织上给他家里派了一位饮事员，后来患上了肺结核病，按规定应该尽快调走。中央保健办的人员找这个人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愿意走，而且当场晕了过去。习仲勋出于同情，不顾把病传染给家人的危险，同意他留下来，并帮助他治好了病。
习仲勋念旧、念情、念义，从不忘记每一个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位战友战争年代牺牲了，解放后他把这位烈士的遗孤接家中抚养，供他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他还把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养伤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齐心的一位战友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因孤身年迈，也被接到习家给以悉心照顾。与他熟悉的老区模范、陕西乡党和老家亲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和摆架子。
习仲勋还关心和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一有机会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广东工作时，许士杰是肇庆地委书记。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得知许士杰因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在齐心的陪同下坚持坐火车从深圳前往广州看望。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
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公务员都深有体会。他要求大家，决不能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一样，平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习仲勋特别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责任重大，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对群众影响很大，也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秘书岗位虽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到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便提出给跟随习仲勋十六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部队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勋知道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地方领导的秘书在部队安排职务，没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跟随习仲勋十年的秘书田方工作变动，当时组织上提供了三个中央机关单位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意味深长地对田方讲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故事，并叮嘱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机关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到基层去。陕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宝鸡地委工作，担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
在此前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几位同志也愉快地下到西北或其他边远贫困地区工作。老秘书陈煦到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阿里，卫焕新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习仲勋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为人民服务。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他经常询问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情况，凡是节假日都要带去他的问候和祝福。谁的家庭有困难，他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予资助。几位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积极撮合，穿针引线，使他们结为伴侣，过上幸福生活。工作之余，习仲勋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或打扑克，有时还讲讲笑话，关系十分融洽。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每当谈起习仲勋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时，都激动不已，由衷地敬重和思念他。
《习仲勋传》，是经典。何谓“经典”，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洛·卜伦说：“经典，原本指的是教学机构的选书。”党的十八大决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今天，选读《习仲勋传》，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读本，是有益的：一是，学习习仲勋是怎样当好“人民的忠诚勤务员”“人民的长工”，不能让老百姓失望的诚实诺言；二是，学习习仲勋是怎样干实事，不浮夸，不搞形式的诚实品德；三是，学习习仲勋是怎样抠门勤俭持家的朴素精神；四是，学习习仲勋是怎样遵从“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胜利”的党性原则；五是，……
阅读《习仲勋传》，“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鼓舞，使人获得精神滋养。要充实自己，非读《习仲勋传》不可；不读，将是人生遗珠之恨。
（平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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