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着手在国民党内组建忠于他本人的、范围更小的组织。1931年底，蒋介石在杭州网罗了一群青年军官，让他们成为这一组织的骨干。该组织于1932年3-4月在南京成立，有过好几个正式名称：中华民族复兴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蓝衣社。该组织带有半秘密性质，大部分成员是年龄在20岁至30岁的长江流域各省青年。这些青年都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当时蒋介石任校长。因此，该校毕业生便成为新组织的核心。它的思想家刘健群。他在一篇名为《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宣称国民党已经完全堕落，失去了革命精神，但又认为，由于党的当权者具有正统观念，把它扔进垃圾堆也不现实。此外，他认为解散国民党可能挑起“大争吵”。刘建议保留党的原有结构，但在它的核心建立“布衣团”。其成员应该是完完全全献身革命、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牺牲、放弃物质利益的人。蓝衣社章程规定其首要任务是捍卫民族利益，认为民族高于一切，是神圣的。每个人都应该履行对祖国的义务，而不奢谈自己的权利。章程特别重视教育的军事化，要求从学前教育开始进行此种教育，从童年起培养对军事的兴趣。要以德国青年运动为中学生的榜样，这显然是把希特勒的货色----军事体制、体育和战斗精神当成了样板。按照该社组织者的意图，今后国家培养的不是一心想做官的“书呆子”，而是经过劳动锻炼的人才。为此，高年级学生要有一些时间去工厂劳动或参加农业生产¹⁰³。

社长对现实所规定的目标发挥主要作用，每个人对社长都要无条件服从，和他“同生死共患难”¹⁰⁴。这样，新社团的章程科十分适应蒋介石唯我独尊的性格，能够为他确立“伟大领袖”的个人迷信，即一切人都要绝对服从这个领袖。对蒋介石的崇拜采用了极其荒诞的形式。在往往有数百名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上，每有人提到“蒋主席”，全体都要立即离席起立，而且不仅仅是蒋介石本人出席的情况下如此。在电影院里，每部片子开映之前，银幕上都要出现大元帅头像，背景是国民党党旗。如果有谁“忘记”在神圣的大元帅像前起立，谁就会遇到麻烦。在公共场合，大元帅像挂得越来越多，人们要站在像前鞠躬。

“蓝衣社”的组织结构类似几个同心圆。中心是领导机构“力行社”，蒋介石任社长，社址设在南京。在其身边有“十三太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戴笠、康泽、邓文仪。第二圈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第三圈是可以自由加入的群众性社会组织，如“忠实同志会”、“华侨青年同志会”、“中国复兴社”等¹⁰⁵。

“蓝衣社”分子鼓吹中国古老儒家学说的基本信条。他们主张在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部门同时发展经济，主张发展工业和农业，坚持全国军事化原则。总的说来，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对这一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蒋介石声称，法西斯主义是中国现在需要的东西。“蓝衣社”就是按照纳粹“褐衣”党徒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蓝衣社”对蒋介石建立的各种社会安全组织，如南京警察局、社会安全部等机关进行监督。

“蓝衣社”引以为荣的只是他们对先进知识分子、一切不合“领袖”心意的人所采取的恐怖行动及消灭“赤色共产党”领袖亲属的勾当。复兴社特务处头子戴笠是这些恐怖行动的组织者，后来他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¹⁰⁶”

“蓝衣社”成员数量达到了10000万人¹⁰⁷。到临近1932年时，每个大城市和村镇都建立了该组织的分支机构。

1932年8月底，“蓝衣社”摧毁了上海反同盟的房子，向房子里的盟员扫射。中国文艺界的几位进步活动家被逮捕。他们还从上海昆山花园七号绑架了进步女作家丁玲。当时甚至传说她已被活埋。幸好这些传闻没有得到证实。丁玲只是被押到了南京，在那里软禁了很长时间¹⁰⁸。

А.埃韦特1933年12月初向И.А.皮亚特尼茨基报告时，是这样描述“蓝衣社”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建立了法西斯团体----“蓝衣社”。该组织共有3000人。其目的是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使该党完全服从自己，建立更严厉的蒋专政。为此，旧将军仍应受到更加严厉的监督，军队则应法西斯化。国民党内各派应该消失，整个组织也应该处于“蓝衣社”监督之下。现行领导体制系应由党的惟一领袖取而代之（就像在孙中山时期一样）。蒋介石在中国要起墨索里尼的那种作用。这一组织提出了以下国家社会口号：1.土地改革。2.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不平等条约。3.发展工业（为此要借外债，其中一部分要用来维持法西斯组织）。4.消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5.巩固军队，并在实行普遍兵役制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6.男女平等，

该社一些成员被派到意大利、德国研究这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¹⁰⁹。”（“蓝衣社”于1938年春被解散¹¹⁰。）

和共产党人斗争的还有AB团，其名称由英文“Anti-Bolshevik Leage”（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第一个字母组成。它是以吉安人段锡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1926-1927年武汉中国革命时期建立的。段曾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毛泽东1918-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与他相识。后来段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¹¹¹。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利用AB团对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派遣特务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军事机关活动。AB团在江西的活动尤其猖獗。它企图利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和失策，还企图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在赣西南，反对AB团的斗争在1930年春就开始了。根据刘士奇的材料¹¹²，AB团组织1930年春就在赣西南苏区被揭露和消灭。这一胜利还被用来动员群众与AB团分子和其他反革命组织作斗争。当时组织了打倒AB团的专门大会和群众游行，加强了宣传鼓动。受骗的AB团普通成员如果前来自首，可以得到饶恕。

在与AB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党组织、苏维埃和共青团机关也揭露出“AB团分子”（例如，刘士奇的助手之一----特委群众文化处长就成了“AB团分子”）。因此，赣西南的一系列党组织停止接纳新党员，以防AB团分子钻进党内。A.史沫特莱在其《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一书中提到了以下情况：朱德似乎曾对吉安国民党警察机关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份在苏区活动的AB团成员密码名单¹¹³。不过，一些历史研究人员对此表示怀疑。

与AB团的斗争在1930年整年都在继续。

在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条件下，与反革命作斗争和提高警惕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镇压反革命分子也使中国共产党内那些追求权位和心术不正的人有可能掩盖其清除政敌和意识形态敌人的行动。例如，人们都很清楚，AB团的行动在1930年底就被人当成对赣西南红军、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进行新的大规模清洗及在肉体上摧残自己的反对者的借口。早在10月份前，即红军夺取吉安时，赣西南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当成“AB团的密探”处死。每个部队都成立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委员会”。下面当时的师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萧克的一小段回忆录，它明显反映了军队清洗的规模：

“当时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处理国民党奸细问题了。我们师已杀了六十个人。师党委决定再杀那么多。第二天早上，我去向第四军委报告。那里的人对我说：‘你们干得好。但对那些肯定是工农出身的人，要他们坦白就行了……’我回到师驻地时，被捕的人正被押赴刑场。我建议党委暂缓杀人，重新审查他们的案子。结果释放了三十多人，但其他人还是被杀掉了。第四军七千人中共有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人被杀¹¹⁴。”

政治工作人员由于害怕被人说意志薄弱，都竞相表现自己。其中有人把一个14岁的半大孩子判处枪决，罪名是他给后来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军官们送饭。仅仅因为军团政委进行了干预，孩子才得救。有一个连长受审后，他的整个连都消失了。在过了一个多星期，第1军团就有将近4500名指战员承认自己与国民党有秘密联系，其中2000多人被枪决¹¹⁵。

在国民党中国，CC派（以英文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姓氏第一个字母发音命名）起的作用不比中华民族复兴社小。它是戴季陶在1929年11月以“中央俱乐部”的名义成立的¹¹⁶，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领导。“中央俱乐部”把国民党高中级官僚的代表网罗在自己的队伍里。它协助对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党的情报系统（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统计局）进行监督。CC派依托南京、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与政治情报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密切协调行动。

陈氏兄弟对大规模情报活动手段和教育进行监督。陈立夫掌握着权力杠杆，控制着党的干部，他还以思想家、民族理论“生活哲学”的宣传者的身份享有声誉，被公认为十分尊崇儒家精神的头号墨守成规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1932年4月16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谈保密问题的密信中指出：

“帝国主义顾问和主子们不断教导国民党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斗争。从国民党野蛮和残酷无情地对共产党人进行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可以看到它已经领会了自己帝国主义主子的教导。南京有一个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关（指CC派。----作者注），它专门办了几本杂志（《消灭共党半月刊》等）来对付我们的党。

南昌有一个以段锡朋为首的专门在苏区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特务机关，他们在江西组织了AB团，在福建组织了‘社党’（指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福建活动的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作者注）¹¹⁷，在湘南组织了‘性问题协会’，在鄂西和湘皖豫边区组织了‘国民党改组派’（指准备在鄂豫皖地区组织反苏维埃政权暴动的改组派。1931年9月，他们的阴谋被揭露，该集团被消灭。----作者注），等等。

在上海，在顾顺章、杨虎等领导下，组织了由奸细和我党叛徒组成的特别小组，并在这些小组教授对付共产党的方法。

在北平和天津，张学良、阎锡山在叛徒张开运、廖华平、潘文郁等帮助下，组织了若干特务组，出版了用于同样目的的刊物¹¹⁸。”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黄平¹¹⁹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前，共产国际档案馆保存的一份颇引人入胜的文件《美国记者哈罗德·阿贾克斯关于1933年4月6日宋庆龄与黄平谈话的报告》解密¹²⁰。下面我们几乎全文转载该文：

“司法部长罗文干¹²¹来到宾馆会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时，拒绝与苏西（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¹²²以外的任何人交谈。苏西希望有一个见证人，坚持要杨铨¹²³与之同来。他们前往罗的住所。在谈及同盟的所有要求----释放政治犯，善待被囚禁者废除刑讯，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五名被关押者（罗登贤、廖承志、于文化、陈赓、陈淑英等）并且不将他们交给军事法庭----之后，罗说，这几个被囚禁者都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有至高无上甚至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权力，因此这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曾替他们求情，但国民党称，他们希望留下他们并与他们交谈，他们希望迫使他们为国民党做事。于是苏西转谈黄平案件，希望与他见面。罗文干称，黄平从来不归他管辖，国民党管一切，甚至司法。苏西反对这一说法，说司法应该是独立的。罗说他一点也不知道黄平的事情，但苏西请他帮助她见到黄平。罗叫来秘书，要他帮助安排见面。秘书感到为难，看得出，他不想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他反对这样做，而是因为怕国民党。他说黄平不在国民党的地方，而住在私人住所。但苏西一直坚持要见。

当汪精卫来宾馆看望代表团时，苏西在提出同盟对其他问题的总要求后，再次提到黄平的问题。汪回答，黄平活着并且很健康，他会努力安排苏西和他见面。他答应当天晚上安排，但当晚过去了，却什么也没有做。于是苏西也什么都没有做。但第二天早上（4月6日），汪精卫的一个秘书通知，有一个叫张宗昌或类似姓名的人（原文如此，实际上是张冲。----作者注）将在上午11点左右来宾馆，领她去黄平那里。11点稍过，有人来敲他的门，问在哪里可见到代表团。她开门后，看到前厅站着几个汉子，于是接待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他们把黄平带来见她了。苏西抗议说，她是请求让她去他那里。说话那人个子和黄平差不多（蛋形脸，戴眼镜，牙齿很白，和动物的牙齿一样），他恶毒地冷笑着。从外表看有28-30岁。他回答苏西：

‘我奉命把黄平带来见您，我要遵命。’

苏西：黄平是哪一个？

那人指着来人中的一个，苏西看到他与对黄平的描述完全一样。

苏西：我要求除黄平外，所有人都从房间出去。我想和他单独谈。

说话那人做出很生气和凶狠的样子，回答：

‘不行，奉命把他带到这里来，我也奉命不留下他一个人。他可以完全自由说话，按自己的意愿回答任何问题。’

苏西坚持说，如果黄平是自由的人，又可以说话，那她就应该和他单独谈谈。她对说话那人说：

‘我要让你的汪精卫长官知道，你不给我和黄平说话的权利。’

说话那人开始发狠。最后，他与苏西的争论变得十分尖锐，致使杨铨企图介入。杨请大家离开房间，只留下黄平；那个警卫头目拒绝后，杨便请另外两个男子出去，又请所有其他人和他们一起离开。于是，除一个姑娘----苏西的朋友外，对那些人都出去了。

苏西问警卫头目：

‘你是谁？’

凌康：我叫凌康¹²⁴。

苏西：我要求你离开房间。汪精卫对我说，我可以和黄平谈，如果他是自由的人----你也说他是自由的----他就可以和我自由、单独交谈。

凌康：我们不可以留下他一个人，因为他招供后共产党想杀掉他。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我们应该保护他。

苏西：我不是共产党。你们对这很清楚。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黄平。你因为这个原因怕留他和我在一起？

凌康尖刻而下流地笑着说：

‘由于您是国母，我们会为您做一切事。我们甚至可以把所有背叛共党的共产党员带到您这里----他们可有很多----让您满意地和他们见面。但我被严令不得离开黄平。’

他和苏西的争吵还持续了很长时间，苏西就这样一直未能单独和黄平见面。她正好已让自己的朋友准备应付这种情况，现在姑娘来了，试图通过和凌康说话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他就坐在苏西旁边，眼睛不离开她，用最无耻的目光看着她的双手、双脚，同时也盯着也已经坐下的黄平。

苏西转向黄平，用英语问他：

‘你是黄平？’

黄平没有看她的脸，虽然她希望他这样做。他低着头，显出灰心丧气、意志消沉的神色。他用英语回答：

‘是。’

苏西：你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过吗？

黄平：不，是在洗礼教派专科大学。

这时，凌康插进来，对苏西说：

‘您可以想问他什么就问什么，他有权准确回答真话。’

于是苏西知道，凌康会英语，便问：

‘你会英语，是吗？’

凌康：是的，我会英语、法语、俄语，俄语特别好。我都会翻译。

苏西由此知道，他不会德语。于是她向黄平转过身，用德语问：

‘你是沃罗夫斯基？’

他慢慢低下头来，低声用瞥脚的德语回答：

‘是的，我是。’

苏西：听说你背叛了自己的党。这是真的吗？

黄平（避开她的目光）：是，这是真的。

这时杨铨把其他人留在门外，走进房间。

苏西用英语问黄平：

‘你的身体怎样？’

黄平：我健康。

苏西：你的外表很差。

凌康（忿忿地）：他的身体现在很好了。不过，他刚从天津过来时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在天津被捕时，企图触电自杀。

苏西（问黄平）：这是真的？

黄平点头表示肯定。

凌康：此后对他很照顾，他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我只是觉得他由于突然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受到精神折磨。

苏西凝视着黄平，力图使他看着她的眼睛。但他努力避开她的视线。

于是凌康再次说话了：

‘孙夫人自己应该知道，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突然改变自己的信仰是多么难受！’（他用恶毒、嘲笑的腔调说这话。）

苏西：谁都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只会在经过长时间考虑而确信它们不正确之后才会改变。人只有在他被强制、受拷打而被迫改变它们时才会感到痛苦。

凌康：噢，那您问黄平，他是不是自愿作报告、同各报记者谈话。问他在由党中央管押期间是不是遭到过拷打。

黄平抬起头来，看了看苏西的脸，又看了一眼凌康，随后又看着苏西，说：

‘来这里前，凌先生告诉我，我可以说一切我想说的话。我按自己的意愿和各报记者谈了话。我承认自己加入共产党是错误的。在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看清形势。国民党让我选择两条路。我选择了第二条。’（显然，第一条道路是死，他也给她说了这点。）

黄平几乎哭着说这些。他的外表是那么可怜，苏西觉得他马上就要嚎啕大哭了。他全身颤抖着。他不敢看苏西的眼睛，但为了镇静而看着杨铨。

苏西看了凌康一眼，说：

‘是不是准许他看报？是不是准许他和外面联系？既然你说他确实是自由的，看守他只是为了防共产党，那么他应该有这些权利？’

凌康：给了他一切机会。

苏西：他的妻子（艾利·鲁特，1931-1932年红色工会国际当打字员。----作者注）不知道她死活，怎么解释？

黄平突然看了苏西一眼，随后又低下头，说：

‘因为我不爱写信。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您建立了民权保障同盟。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组织，我高度评价同盟派自己的代表来看我。’

苏西（对凌康）：怎么解释你们现在不让他看报纸？

凌康：准许他读任何他想读的东西。

苏西：你怎样打发你的时间，黄平？你做什么？读书吗？

黄平：我不愿读书。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向国民党申请给我三个月的假，我可以在假期中确定我能通过什么途径帮助改造中国。从职业上说，我是机械技术人员，我很想回归做技术工作。

苏西（对凌康）：党对他的申请给了什么样的答复？

凌康：这事还在审查阶段。

苏西（对凌康）：你在这里，在南京，做什么？

凌康：我为外交部做翻译工作。我在苏俄受的教育。过去我曾经是共产党员。

苏西：你当国民党员很久了吗？

凌康：我在民国十三年加入国民党。随后在北平被张学良逮捕，坐了六个月的牢，但因有人干预而被释放……（他继续说自己的事。苏西不再听他说。她极其愤怒，因为十分明显，黄平是作为犯人被带到她这里来的，他们迫使他说现在说的话，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不能说。）

苏西（对凌康）：你说你坐过牢。那么，你应该知道囚徒的痛苦。你应该同情黄平和其他政治犯，保证不对他们进行拷打。我们的政治犯具有罕见的能力，为了救中国，必须保护这样的能力。

凌康：噢对，我知道，我知道！您可以问黄平，难道我不同情他、对他不是很好？

黄平：是，常先生对我很好。

（苏西注意到‘常先生’三个字，她明白是黄平在告诉她，此人姓常，人们叫他凌康。但是苏西装作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当黄平说这话时，他抬起头，凝视着苏西的眼睛。她默默地用目光回答了他。）

苏西（杨铨）：我想和黄平说话，但我绝对明白，他不可能和我自由交谈。这毫无益处。他是囚徒。如果您想和他谈谈，那就请吧。您可以向他提您想提的问题，但我再向他提问题毫无益处。

黄平低垂着头，‘凌康’（常）则气呼呼地说：

‘黄平先生绝对自由地说他想说的一切。’

苏西（气愤地）：是呀，当着你的面说！我应该告诉你，民权保障同盟对他的政治信仰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自由的人，他是不是受过拷打或虐待，他是不是被迫做他做的事。同盟只对这有兴趣。（苏西说这话时努力说得清楚一些。）

苏西怒气冲冲地转过身。

杨铨对黄平说：

‘不要因为现在的处境感到悲观。你首先要恢复健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凌康’（常）（冷笑）：这就完了？

苏西：对，这就完了。

黄平和‘凌康’（常）站起来，向门边走去。黄平就像一个被打残的人走着。他无法站直身子。在他走近门但还在房间里时，苏西对自己的女友和杨铨生气地高声叫起来：

“你们看他走路！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同盟报告这件事！”

‘凌康’（常）像被激怒的野兽转过身说：

‘你可以问黄平，自从他到我们这里后有没有受过虐待，您问他！’

苏西气愤得无法说话。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任何人说任何话。

苏西想说下面的话。她知道，黄平被带走后遭到了毒打。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因为他的全部举止，它过于明显地说明他是囚徒和被毁灭的人。苏西和他见面后睡不着。她说她只想着武器，假如她有，她会想用武力救他。她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当他们离开后，杨铨告诉苏西，留在门外的那两个人和他交谈时对他说，和黄平留学生在房间里的人是常先生。他们说，中国所有人都承认国民党是最高当局，但民权保障同盟不承认这点。苏西还得知，黄平有一个哥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靠了他的干预，才保住了黄平的命¹²⁵。”

在那样的条件下，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深深地转入地下。

1933年，上海共青团组织遭到了36次严重破坏，包括共青团中央委员胡兰生在内的许多领导成员牺牲。1933年3月，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中共中央委员罗登贤被捕并遭杀害¹²⁶。

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形成的、有数千名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害的极端恐怖的形势，要求更加重视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的组织巩固，因为党继续处于半地下状态¹²⁷。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明显不够重视保密问题、地下工作和在苏区与奸细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要求动员与保密工作的具体违反者作斗争，并把他们视为奸细的帮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专门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指出：

“虽然党正确和顺利地消灭了已经被揭露的奸细，但并没有激发所有党员打击奸细的警惕性。……大张旗鼓地公布被揭露的奸细，是包括传单和墙报在内的出版物的最重要任务。……对于被捕后泄露党内事务者，即使他们是在死亡威胁下这样做，党也应该把他们视为心甘情愿的奸细¹²⁸。”

在上海的苏联情报机关

30年代初，上海和20年代末一样，仍然是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驻中国谍报领导人的据点。

上海（按字面意思译为“出海”城或“滨海”城）是在渔村扈渎的地面上诞生的，直到1074年才有了“城市”的雏形。上海及其毗连农业区处于亚热带，境内年平均气温在12至20℃之间。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10℃。夏天很热，可达25-30℃。全年无冰期达10个月。

上海的蓬勃发展始于19至20世纪之交。这不仅因为它拥有良好的自然和地理条件。上海坐落在流入长江的黄浦江岸，有居民约300万，它是通往内陆的最便捷道路的起点。长江是中国通轮船的江河干线，其主河道全长近6000公里，支流共18000公里。这一切加上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贸海运经过上海，使这个地方不仅引起中国人、而且引起外国人的重视。

到20世纪初，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集中点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基地，在这里，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现得最为露骨和最厚颜无耻。上海在世界上被称为东方明珠、亚洲的巴黎、中国的戈尔康达¹²⁹和黄魔之城。

俄罗斯通讯社----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A.E.霍多罗夫¹³⁰在其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这样描绘这个都市：

“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间，有人在这儿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这儿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内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头巾的慓悍印度人当兵和保卫警察制度的‘忠诚’卫士，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最高等的‘秩序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¹³¹。”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以后，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城下的英国“康华利”（又译“康沃利斯”）号军舰上，英国人璞鼎查（又译波廷杰）签署了南京和约，中国被迫向不列颠帝国屈服。这一条约要求“天朝”为外国商人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不列颠帝国并不满足于这些让步，又迫使中方于1843年10月8日签订了一个所谓补充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人再次迫使中----出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给予治外法权（即外国人不受中国法院审判）和建立租界权----外国人在租界居住只遵守本国法律，而不服从“天朝”的法令。正是在此之后，1843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外国租界。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不仿效英国的榜样。不久，美国全权代表顾盛便在舰队护送下到达中国。他威胁使用武力，迫使中国人于1884年7月3日与其签订类似的望厦条约。随后上海在1848年10月又出现了美国租界，其面积在1899年又扩大了很多。

接着，法国也派使团（刺萼尼）到了中国，通过1844年10月24日在黄埔签订条约迫使中国作出同样的让步。1847年1月，上海又出现了法租界。

到20世纪30年代前，法国租界既与公共租界、又与中国住宅区毗连。

俄国人在上海立足要晚一些。1865年在上海有了俄国编外领事馆，先后在该馆担任编外领事的是几个英国人，直到1880年，编外领事一职才由俄国臣民Ю.А.雷丁担任。据俄国领事В.Ф.格罗谢回忆,1893年他经上海前往他的任职地点赤塔时,在上海只到一个常住俄国臣民海莫维奇,他的孩子们直到30年代还住在上海¹³²。

到19世纪末,由于俄国加紧向远东推进，沙皇政府也开始重视国际化的上海，那时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都已在那里大展宏图。1896年在上海正式开设了俄国总领土完整事馆，由Л.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总领事领导。这里还出现了第二位俄国军事谍报员、总参谋部上校К.Н.杰西诺。

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附属线路中东铁路的建设，对增大俄国人数量和提高他们在国际化上海的作用提供了刺激作用。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前夕特别是此次战争过程中，俄国军事情报机关不断加强的活动日益引人注目。不过，俄国公民的数量与其他外国人的数量相比仍然很少。例如，1900年他们在上海只有47人，1915年有361人，1918年有1000多人¹³³。

战争期间，在与日军进行的海上战斗中被击伤并严重受损的“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带着几十名伤员和一些被打死的舰员，驶进中立的上海。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巴布林威路（注：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的万国公墓（注：原文有误，应为静安寺外国坟山，今为静安公园）还可以看到阵亡或随后因伤亡的俄国海军官兵墓地。

俄国人起先居住在公共租界，这原是城区外国人最集中的所在。但是，1925-1927年上海革命事件迫使他们迁到了法租界。虽然那是外国人居住区人烟稀少、极不招人喜欢的部分，但比较安全。当年见证人В.Д.日加诺夫写道：

“它的主干道霞飞路¹³⁴是由一片片无人地带组成的，偶尔可见一些欧洲人和中国富人盖的私邸，这些私邸的正面都朝向后面的花园，于是对着大街的一面便是不雅观的后墙。难得遇见在街上行走的欧洲人。法国租界里完全没有欧洲人开的商店。在一些地方可看到中国人的小铺和货摊。俄国人在法国租界也没有店铺。因此，法国租界是一个不热闹、闭塞、挣不到钱和面包的地方，不适于俄国侨民迁入¹³⁵。”

这样，在30年代初期，俄国人的居住中心便从公共租界转移到了法国租界，那里的霞飞路变成了主要的商业街。30年代的上海居民В.彼得罗夫回忆道：

“自俄国人大规模‘入侵’后，霞飞路便从一条到处是又长又高的围墙、围墙后隐约可见房屋和别墅的、默默无闻的街道，变成了法国租界里漂亮的商业街，街上随处可见俄国商店的玻璃橱窗¹³⁶。”

随后，该市演变而成为由面积大而且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极度拥挤的中国人居住区三部分组成。上海租界的条条大街和林荫道两旁高树耸立，绿荫如盖；精心修剪的块块草坪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处处是阳光明媚的花圃和公园。其后是上海显贵们的半宫殿式建筑和别墅。

1920年至1930年，上海享有“世界罪孽之都”的名声。全市有3000余家妓院，其中大部分昼夜营业。它们分布在许多主要街道上----从传统的“青楼”到四马路一带的下等妓院。其中有些专为外国人享用，有些专为中国人服务，有些则混合在一起。在有“娱乐场所”的地区，分布着大约200家舞厅，这些舞厅至少在外表上被认为是完全体面的地方，但实际上在那些场所可以先与姑娘认识，然后和她一起去旅馆或到她家里住宿。

在爱多亚路¹³⁷有一家著名的“卡扎诺娃”夜间咖啡馆，它是由一个中国女士廖桃小姐开的，她主宰了俄罗斯姑娘的雇用，这些穿绿色芭蕾舞裙的淡黄头发的西伯利亚少女驰名整个远东。

福州路上则到处闪烁着为中国人开设的茶馆和妓院明亮的彩灯。

霞飞路有一家不大的咖啡和糖果点心店，它是1926年由А.П.特卡琴科所建（以前他和弟弟格尔吉·特卡琴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尔滨开了几间糖果盒巧克力店），在俄国人中间十分有名。它于1920年被改建成带露天舞台和冬季大厅的花园餐厅，它还有一个吸引上海最优秀演员的戏台，财界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各国外交代表、不同肤色的情报人员和待人谦恭的俄国侨民常常出入这一场所。不远处还有一家带舒适舞场的餐厅。总而言之，根据В.Д.日加诺夫的材料，到30年代中期前，分布在上海租界境内的俄国企业总数达1000家¹³⁸。根据研究上海俄国侨民的一个知名上海教授的材料，30年代中期，大约70%在上海的俄国侨民有稳定和客观的工资或其他收入¹³⁹。当时俄国人有大约1000辆自备汽车，占该市自备汽车总数的十分之一¹⁴⁰。

“上海麇集了各国情报机关的代表。例如，巴布林威路就是为数众多的情报人中的巢穴。但是不仅仅在这条街头上聚集了情报人员。例如，狄斯威路¹⁴¹就被认为是日本间谍街，1930年，其626号住着朝鲜总督府的日本军事情报机关头目小野（Ono）大佐,637号住着日本军事情报机关的主要头目佐藤（Sato）少将。德国领事馆旁边的黄浦路25号是日本领事馆，那里塞满了情报机关的军官，其中有准备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作对的著名间谍中村（Hakamura）。”

“在杜美路¹⁴²26号豪华的花园别墅中住着在上海专管赌业、武器买卖和娼妓的帮会----青帮的头领杜月笙，杜与法国巡捕房头子、科西嘉人埃蒂安·菲奥里之流打得火热，而后者是法国情报机关的线人。”

П.巴拉克申曾写道：

“20年代初期上海的外国侨民不超过15000-20000人。其中人数最多、最有权势的是英国侨民，其后是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本人组成一个与世隔绝而又紧密团结的侨民团体，住在虹口区。自称为葡萄牙人的‘混血’‘等外人’与纯种葡萄牙人组成的大侨民群体生活在等级分明的封闭环境中。根据某一血统占上风的情况，他们又被划为若干等级。”

“拥有300万人口的中国城区被中国当局称为大上海，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产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¹⁴³。”

临近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外国侨民明显增多。仅俄罗斯人的数量就增长了一倍多----由1923年的6000人增加到1929年底的13500人，临近30年代中期时，俄国人的数量又增加了两倍，达到约40000人，而根据《俄国人在上海》的非正式材料，则有50000人¹⁴⁴。

当年上海著名俄侨记者Н.利金写道：

“几乎到处都有人说俄语……法国租界散发着俄罗斯的强烈气息，看起来更像俄国租界¹⁴⁵。”

中国研究俄侨的学者汪之成也说了类似的话：俄侨居住中心霞飞路开始出现了典型的斯拉夫情调。人们不久就把霞飞路及其毗连地区称为“东方的圣彼得堡”¹⁴⁶。

上海有无数生活在特殊地区并享有治法权的外国人及讲俄语的居民，集中了四分之一的重工业企业和五分之四的轻工业，有最大的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上海港是整个华北和华中的海上门户。正因如此，上海从20年代末起成苏联情报机关基本的活动中心。

中国共产党人1934年在上海遭到的几次重大挫折

30年代前半期，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加强工作并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国共产党人阵营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挫折是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主观蛮干”的结果。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否定历史学家们在上面指出的事实，但还应加上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有了提高，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注重、有时甚至忽视保密工作，在苏联学习和回国的中国人的叛变比例大，等等。

从1931年初至1932年底，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遭到了三次重大挫折。前面已经说过，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及几名中央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人员被捕；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员罗绮园、该部领导杨匏安和大约20名负责分发党的文件、管理出版和印刷的共产党员被捕；8月，党中央特科战斗小组负责人王世德被抓。在1931年被捕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关向应和共产党员林祖涵、吴玉章、谢觉哉。只好通过向法国巡捕房行贿去营救他们，使他们没有被引渡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他们被释放并去了苏区。

由于这一原因及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临近1932年1月时的红色工会会员仅剩下3000人¹⁴⁷。

临时中央无法再留上海，于是被迫于1933年初转移到中央苏区。为了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成立了上海中央局，负责领导该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联络。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六次严重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了活动。至此，党在所有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除极个别外，都遭到了彻底破坏。

当时上海中央局的成员有：李竹声（斯拉文）（原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书记；盛忠亮（米茨克维奇¹⁴⁸）（原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尔后在远东边区做过党的工作）----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党的报刊；黄文容（别名黄玠然）¹⁴⁹（陈独秀当总书记时的秘书）----组织部长。黄与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有联系。斯拉文与江苏省委有联系，米茨克维奇则与中国劳动同盟保持来往。斯拉文和米茨克维奇还常常与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局的代表和情报（第四部）工作人员会面。这三个人通常在一处秘密住宅聚会，那里还保存着党的文件。中央局成员、江苏省委负责人和劳动同盟负责人之间的会见则在另一处住宅举行。有权到这处住宅的有六个人----斯拉文、米茨克维奇、黄文容、以及江苏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劳动同盟负责人。

1934年3月，黄文容接到特科通知：巡捕准备搜查这几个人通常聚会的街区。但他们掌握的住宅号码是错误的。

此后，黄文容违反保密原则，立即亲自前往那里（他本应派另一个人而不是亲自去），他认为他来得及在巡捕通常在晚上出动。他让那里的妇女们留在原地，藏好文件。但他还没说完话，巡捕就突然来到，逮捕了他和妇女。同时被捕的还有联络员和正在那里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第二天，省委书记赵霖¹⁵⁰（曾在莫斯科学习）去那里，也被逮捕。

在呈交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驻上海中央组织最近三年遭破坏和反间及特科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无法查明失事的直接原因。可能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经常在秘密住宅会面、联络方法不正确及巡捕加强监视的结果。至于更深的根源，则应在特科反间系统内寻找¹⁵¹。”

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遭到破坏，组织部长和他的助手被捕。随后，又在6月、9月接连遭到破坏。

黄文容和其他人被捕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给斯拉夫发了两封电报,要他立即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但斯拉夫拒绝了。

上海中央局实际上只剩下三个人：斯拉夫、米茨克维奇及其助手科尔萨科夫（化名杜拉乔克¹⁵²，曾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曾在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¹⁵³。

他们要求中央委员会从苏区给他们派来一个人去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就有一个姓温的被派来（他是上海一所工业大学的学生，真实姓名不详），后来发现，他是一名奸细。

当温被派到上海担任组织部长后，斯拉文和他进行了接触。1934年5月-6月，斯拉文接到特科情报，称不久前从苏区前来，现在中央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个人与国民党警备队有联系。斯拉文知道指的是温某，但仍让他担任此职。温不会做组织工作，于是中央局任命特科工作人员李德钊（曾在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化名莫杰斯托夫）担任组织部长，温改任副部长。

中央局成员在由两妇女租下的秘密住宅聚会。那里还保存着党的文件，是基本接头地点。他们全部互相认识。斯拉文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局代表和其他外国人联系。米茨克维奇负责与江苏省委联系。温和特科代表经常去李德钊的住所。根据前面提到的呈共产国际报告，就可知道这次遭到破坏的原因了。

5月的一天，科尔萨科夫在这座房子附近的小巷遇到了奸细黄平，但他认为黄没有发现他。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暂时停止与这一住所联络。所有文件都从那里转移出去了，只剩下两个妇女在那里居住。但一个月过去了，巡捕并没有出现。他们断定，一切都正常，接头地点可靠，可以重回旧地了。在斯拉夫被捕前几天（他于1935年6月26日被捕），其妻去过该所。当时对面商店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她以为这是商店伙计。但她从房里出来时，那人还一直站在那里。这使她感到可疑，所以她决定不直接回家，因为斯拉夫住在家里，于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她发现那人在跟踪她。后来她看不见他了，但当他来到另一条街时，她又看到了她。于是她跑着上了一辆电车，那人则来不及上。她乘车走了很远，下车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她又沿着街道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斯拉夫那里。丈夫断定，尽管妻子在街上来回走，她仍然受到了监视，因此必须离开这一住所。几天以后，他们终于搬到了米茨克维奇住的房子。他们认为只是斯拉夫的住所有危险，没有估计到这座房子也同样危险。夜里（6月15日），斯拉夫的妻子再次回家取衣服，当她走近她现在住的房子时，看到小巷里聚集了不少人，好像住所已经被发现。他们设了暗号：如发现有埋伏，就把平时放在窗台上的笤帚取下。现在她看到，笤帚已经不见了，屋子的后门开着。她还知道另一处接头地点，斯拉文、米茨克维奇常在那里与共产国际和国际联络局的代表会面，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住在那里。当她到达那里后，得知斯拉文、米茨克维奇、共产国际和国际联络局代表刚开过会离开。她还和杨子烈谈了一会儿。她们断定，斯拉夫是处事谨慎的人，他和米茨克维奇也许会发现暗号----窗台上没有笤帚。但这次斯拉夫却没有注意暗号，一进屋就被逮捕了。米茨克维奇比斯拉夫早离开会场。当他朝那所房子走去时，老远就看见两位被捕的妇女正被从那里带走。他立即掉头向其他方向走，转了几圈，回到了刚才开过会的屋子。

李德钊与特科联系。他得到了米茨克维奇等人居住的房子可能已暴露的消息。他叫了辆汽车，尽快通知他人，但李刚到那里就立即被逮捕了。

幸运的是科尔萨夫当时不在家，他在参加一个会。米茨克维也维奇知道他去开会了。他叫几个人去路上堵他，终于在九点钟左右堵住了他，于是他就幸免于难。这样，中央局工作人员中有四人被捕，其中包括斯拉夫和李德钊。

巡捕在逮他们时搜到各种文件和一些党费。李德钊的私人住宅也被发现，其妻子和母亲遭到逮捕。被破坏的还有劳动同盟。约有14-15人被捕。

报告把奸细温某的行动说成这次失事的首要原因。不过，也指出了一系列其他次要原因。文件断言，“应该更加深入地寻找导致连续失事的普遍和根本原因”¹⁵⁴。

红色工会国际驻上海代表R.贝克¹⁵⁵是这样描述这次破坏的：

“过了几天（指贝克1934年6月到上海后几天。----作者注），埃尔文¹⁵⁶通知我，中国同志准备和我会面。6月20日或21日，埃尔文领我去见中国同志们〔米茨克维奇、梁朴（饶漱石）。----作者注〕----工会党团书记及其技术秘书。这次会见中，我们约定下一次会面时间为6月26日。但6月26日这幢房子里已经有巡捕，而且，接我两次电话的人都说中国话，而不是按照约定说英语，因此我没有去这幢房子，从而躲过了逮捕。我想强调的是，我是在街上而不是在家里打的电话。同时发生了一系列逮捕事件，其中包括逮捕了斯拉文及许多党和工会的同志。此后，我和党的一切联系都停了一个多月。埃韦特、米尔顿、埃尔文和我有效期头并经短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之所以发生一连串逮捕，不是因为特务破坏，就是因为党内疏忽¹⁵⁷。”

R.贝克认为。连续失事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有联系。

“9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上海一个地方，据报纸报道，她在住院。1月初，她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请求见面。我拒绝了，但她继续提出请求。我与威廉（W.弗洛赫¹⁵⁸）协商后，决定由赫尔曼在离开中国前两天与她见面。赫见到她时，她让赫相信，她可以进入几幢属于外国人的中立房屋，在那里可以十分安全地和她见一次或两次面，并给了他地址。她告诉赫尔曼，她已经没有钱了，她想根据她与皮亚特尼茨基协商的结果，与某个人讨论她的计划。我和威廉、埃尔文和科尔萨科夫谈了此事，他们同意我和她见一次或两次，但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科尔萨科夫牵挂着开始出版报纸的时间，八个月前就被分配完成这一工作的两位同志也要和她联系。同时，他想把她办的报纸计划给中央局（指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作者注）过目。我和她在穆勒的房子里见了两次。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总体上讨论了她的工作，第二次见面时，她自己的办报工作计划交给了我，由我转交给中央局。随后她就去了北京。她在北京时，即2月20日、21日和22日发生了搜捕，科尔萨科夫和30名或40名同志遭到逮捕。随后有人告诉我们，她的工作计划已在遭到搜查的其中一幢房子中被巡捕找到¹⁵⁹。”

当莫斯科得知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这些重大损失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在1934年7月11日会议上讨论了这一问题。草拟了发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以下电报：

“王明、康生致米茨克维奇（指盛忠亮。----作者注）。我们建议在恢复我上海各领导机关后：”

“第一.江苏党和青年组织（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者注）的省委会暂时从上海转移到该省其他合适的城市。”

“第二.在上海建立由3-5人组成,不设任何部的市委，它不直接而通过省委与中央局（指上海中央局。----作者注）联络。”

“第三.上海的主要工作由各区委承担，各区委应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尽可能划小一些，彼此不要直接而只能通过市委联系。”

“第四.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中央局机关干部和技术干部。这是我们从一系列失事中得出的针对组织整顿的首在结论，我们在进行组织整顿时，将能够把中央局与省委和各区委区分开来，能够分另进行工作，能够避免因某一环节失事而发生重大失事。请将我们的这些建议转中央审查和批准。我们希望，中共中央会赞同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浪费时间，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要着手进行我们建议的整顿，因为重要的是正要在这一时刻采取这些措施，哪怕是暂的采取¹⁶⁰。”

会议批准了电文，并决定以王明和康生的名义发出。电报被译成了密码，用法文标示“机密”后发到了上海。

在第三次失事中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不下30人。在9月初的那次失事中，组织部和隶属该部的机关几乎全部被消灭。只有高文华（老高）和几个技术工作人员例外，但由于受到监视，高不得不紧急离开上海。共青团书记¹⁶¹徐宝泽被到上海代替他。

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失事，国民党夺占了电台，随后海员同盟外委会也遭到破坏。

中共中央特科不断与奸细和叛徒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处决中央组织部一个已成为叛徒的工作人员。暗杀失败后，此人躲进了上海一家医院，但在那里终被击毙。这一行动使巡捕房更加疯狂地进行迫害，他们集中全力企图“彻底”消灭赤色力量和“清除苏维埃土匪活动”。在那种情况下，只好要求采取最严厉的预防措施，暂时停止一切会面，减少上街的次数。但是那些预防措施常常被忽视，一部分共产党员竟在街上被捕。

10月5日，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米茨克维奇）的住地被侦破，他和当时在那里的人均被逮捕（他不久就投降了国民党）。10月7日，无线电友才（译音）去已有埋伏的盛忠亮住处，也被逮捕（他也转到国民党方面，供出了自己的住地和藏有后备电台的地址）。总共被捕14人，被抄走一部电台，结果，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被切断。据报纸报道，在逮捕人员时搜到了10000元支票和大量现款、外币，以及财务报表、收据和其他许多文件。

这一切，使国民党反间谍机关能够跟踪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银行业务，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得必需的武器和专用物资。

米茨克维奇（盛忠亮）的行动被认为是最后一次失事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即使在白天也曾在上海四处奔走，挑选中国人去莫斯科。可能那时就受到监视了。他还为了营救他被捕的妻子秦曼云（化名阿基莫娃，曾是上海中央局会计），而经常遇到不应遇到的人（例如，遇到在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同乡）。在他的文件中搜到了一封企图营救秦曼云但尚未发出的信及几个华南和南京的通信地址。也许，这种通信联系和米茨克维奇的诸多交往受到了监视。他与共产国际和外国人的会面则被认为是失事的另一个原因。

10月底11月初，中国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遭到破坏。

到1934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书记处成员只剩下两个人：黄文杰¹⁶²、朱镜我¹⁶³。

在遭到这些破坏后，中共上海局于1934年12月29日给共产国际发出了由王明、康生收的信，提出了给予帮助的建议。信中说：

“我们请求立即从莫斯科科派一个合适的人作为党中央常驻上海全权代表。在我们恢复无线电联络之前，你们可以通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通知我们将派谁来。如果你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那么我们请求任命郭绍棠（克雷莫夫）为党中央常驻上海全权代表……如果你们同意，请立即派他前来，我们会在这里为他找一个助手。”

“请向共产国际申请派共产国际代表来上海。自‘胖子’（A.埃韦特。----作者注）在6月份离开和上海机关失事后，这里就没有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如今这里只有一个“老头子”。虽然他是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但他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他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他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活动。最好共产国际把他召回，派一个和他一样能干的人来接替他¹⁶⁴。”

信中流露了对“胖子”工作不满意的意思。至于中国人对埃韦特不满的原因，可以从R.贝克（化名杰克、埃伯特）1935年5月9日在莫斯科所作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中看到。

“我于1934年5月2日到达上海。贝尼格去接我。第二天，他把我介绍给埃尔文（即H.H.格伯特。----作者注）。埃尔文和克尼格把我介绍给埃韦特之前，都提醒我与埃韦特和米尔顿（即T.赖特。----作者注）交往要十分小心。因为他们对保密规则很马虎：他们酗酒，几乎每天都在没有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互访，还建议所有新到的同志都那样做。第二天，我见到了埃韦特和米尔顿。在讨论总形势和我的任务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我来之前参加了许多不许参加的活动，不过这些活动现在都不举行了。他们在这次和其他场合中喝了很多。有一次，米尔顿显然在喝了烈性酒后去埃韦特住处。我和他们见过三次或四次。经与他们同意，我大约在5月15日去菲律宾群岛，约到6月月中才回去¹⁶⁵。”

给共产国际的这封信还要求莫斯科派去一个精通业务的军事专家和三四个无线电员，后者要能够制造、安装、修理、选购必需的零件，收发密码电报，因为上海原有的人才全部被逮捕了。信中承认，在中央苏区训练的无线电员不能独立工作，因此建议在莫斯科建立培养一流无线电员的无线电训练班。信中最后说：

“我们极其缺乏干部。必须加紧提拔和训练干部。我们首先须有能够独立领导斗争的工作人员。所以，关于向莫斯科派遣大批学生问题是极其紧迫的问题。有鉴于此，必须立即解决路线问题。过去我们不能派大量学生去莫斯科是因为没有路线。经满洲派遣十分困难，南方人走这条路线简直不可能。坐轮船去也不可能，因为经常没有航班，就算有航班也拒绝他们上船。经欧洲派遣需要巨额支出，更不必说那样的路线对不懂外语的中国工人同志来说是很困难的。”

“我们现在正努力通过满洲加强我们的联络，先要取消哈尔滨的联络站，因为被捕的原联络负责人知道该联络站的地址。我们将把华北的学生集中到天津，再派他们经满洲前去。”

“我们在天津建立了联络分站，责成他们召集学生。华中和华南的学生则集中到上海，再乘轮船前往海参崴。请你们请求共产国际准许使用轮船，每个轮船航班给我们几个座位，如果可能，最好坐大一些的轮船。这些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因为现在轮船完全拒绝我们的同志上船¹⁶⁶。”

1934年12月22日，瑞安因中国连续失事而从那里返回莫斯科六个星期后，被请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局汇报上海的情况。

下面是他的叙述的部分速记，它让人们看到苏联所有情报机关的表现，证明保密规定经常遭到破坏，他们在上海受到严密监视。

“国际联络局的那位同志认为，对安全的威胁来自书写信封地址时犯了错误的菲律宾同志们。诚然，我和一位菲律宾同志（指K.埃万赫利斯特。----作者注）在上海一个公园接头时受到了监视，但只是在公园里，当我离开公园后，并没有发现受到任何跟踪或监视。”

“照我看来，危险并非来自菲律宾人，而是来自与阿尔图尔（指A.埃伯特。----作者注）进行的联络。”

“1.阿尔图尔离开后,我的仆人告诉我,有人给他打了两次或三次电话,找贝尔格先生.阿尔图尔经常从自己的住处给我打电话。”

“2.有一次，国际联络局老同志（H.H.格伯特。----作者注）与哈格尔在我住处发生了激烈争论，此后哈格尔（身份末查明。----作者注）就受到监视。讨论的声音很大，也许周围几套住所都能听见。”

“3.有一天，国际联络局那位同志准许塔斯社代表（И.E.切尔诺夫。----作者注）在我的住所换钱。起先是塔斯社代表抱着唯一目的去我那里，接着国际联络局的那位老同志也去。塔斯社代表在楼梯上碰到了住在我对面的日本记者，他们互相认识。”

“4.阿尔图尔在最后一次与中国人接头时告诉他们，我从菲律宾来。已经被捕的工会技术秘书知道我是美国人，知道我从菲律宾来，也知道我何时从那里来到上海。”

“自从我发往菲律宾的信落入巡捕手中的事被披露后，国际联络局那位同志认为危险由此而来。我从10月至6月底（1933年10月至1934年6月底。----作者注）和菲律宾人通过信。5月底，菲律宾共产党书记（K.埃万赫利斯特。----作者注）来到上海。我们在公园接头，在那里受到监视（我在报告开头已说过）。书记来后三天或四天，按错误地址从菲律宾邮寄的信被送来了。信已被拆开，然后按正确地址投递。”

“我和菲律宾共产党书记还见过几次。他作为菲律宾一家新报纸的记者，在上海有合法地位。他于6月8日回国。”

“7月底，有三位菲律宾大学生来到上海。他们不遵守任何指示。本来已经告诉他们不要写任何信件，只可在报纸了上登载约定的启事。但他们从党的书记那里得到了地址，并使用这一地址用英文把自己的姓名和旅馆名称告诉他人。这是我们一个同情者所开商店的地址。信送到第二天，巡捕就来询问了。”

“我去旅馆看望过三位同志一次，随后我们还见过两次或三次。我们没有发现受到任何监视。但是我们知道，旅馆的外国人很注意其中的一个人。毫无疑问，他们是英国巡捕房的奸细。有一个大学生在出租车上告诉我，党的书记回国途中在香港被扣留了几天，以对他进行讯问。我向他示意，我们不能在出租车上谈这事。因此，我无法了解到这件事的任何细节。”

关于瑞安同志与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之间似乎因为违反保密规则发生过冲突的问题，瑞安同志谈了以下看法：

“我一到上海，国际联络局代表（H.H.格伯特。----作者注）就和我说起阿尔图尔违反保密规则的问题。他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没有一次在会上当着阿尔图尔的面发表看法和对此表示异议。国际联络局代表也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但他从来没有表示不满或在与阿尔图尔交往时提出异议。”

“对外联络局代表向我通报所有到达上海的人，因为他要经常告诉我，哪个同志将在什么时候坐哪条船到达。”

“和信使们接头要得到国际联络局代表的允许。我和前妻见面也要得到国际联络局代表的允许。我曾与信使中的肖特、玛格丽特、汤姆·贝尔、沃伦斯卡娅¹⁶⁷、瑞安（他的妻子。----作者注）接头。……”

“总的说来，无论是弗雷德（M.施德恩。作者注）还是国际联络局代表都对违反保密规则的现象表示反对，却完全不顾自己在违反。下列细节可以证明这点。”

“宋女士（宋庆龄。----作者注）举行元旦晚会时，出席的有阿尔图尔和妻子、瑞安、弗雷德、林肯和约翰（М.З.安德烈耶夫。----作者注），后两人都是邻居（指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作者注），还有塔斯社代表，也就是说，除国际联络局代表外，全都到场了。”

“约翰在林肯住所举行告别晚会时，包括国际联络局代表在内的所有人都出席了。”

“11月7日的庆祝会也是全部出席……我对国际联络局代表的电报表示抗议，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似乎违反了纪律。我只是开了个玩笑，说既然他不给我见到军人（指М.З.安德烈耶夫。----作者注）的机会，那最好能在他的住处碰到他。这是玩笑话，我此后没再遇到这个军人¹⁶⁸。”

М.Б.切尔诺莫尔季克和П.А.米夫1935年4月26日给И.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老头子”（H.H.格伯特。——作者注），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将回莫斯科。最近一年平上海中央机关接连失事，以及最近整个机关（30人）被彻底破坏（指1935年2月19日以黄文杰为首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人员及江苏的上海党组织工作人员被捕。----作者注），使“老头子”的活动必须受审查。”

“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委员会，它应能够调阅国际联络局所有涉及他工作的一切材料¹⁶⁹。”

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收到了米夫、王明和康生的一封信。信中说：

“根据政治委员会1934年4月3日决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派到上海出版反帝机关报（指恢复出版《中国论坛》。----作者注）。”

“现在我们得知，由史沫特莱拟定并已转交中共上海局领导人科尔萨科夫（黄文杰。----作者注）同志的报纸出版计划在他被捕后落到了巡捕手里，巡捕房把该计划的照片发给了领事馆。在此条件下，出版那种机关报已经不可能。此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违反我们的指示，开始与一系列在上海处于地下的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约会，由于她为巡捕房所熟知，又处于其毫不放松的监视之下，所以，她的行踪可能导致外国同志、又通过他们导致中国同志失事。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以下决定：

1.近期不再在上海出版公开的反帝机关报；

2.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¹⁷⁰。”

第二天，即1935年5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近期不再在上海出版公开的反帝机关报和立即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决议¹⁷¹。

Д.马努伊利斯基¹⁷²在文件中写道，他建议“追究推荐如此轻浮的同志做此项工作的人的责任”。

“在中国接连发生重大失事后，莫斯科面临了建立从莫斯科出发的新联络路线的任务，这条路线基本上通过新疆与中国苏区和上海等地取得联系（由于日本人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反间谍机关又加紧活动，通过满洲进行此种联系要困难得多）。此项工作由李立三牵头的中国人组成的小组承担。决定在迪化建立总转运站（那里的所有中国人都应把所穿西服换成中国服装，从中国去苏联者则相反）。从阿拉木图到迪化有一条路线经过塔城，这里通汽车（货车和客车都通，因此经此线运送物资和信件的时间为10天，而往常需要40天）；另一条路线经过伊宁，此路线只通驮运商队。和前一条路线不同的是此线旁边居住着非汉族居民。

在塔城建立了另一个转运站。”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932-1935年间，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遭到了很大损失。顺便说说，不仅在中国如此，要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失事接连发生。下面只举能够说明损失程度的具体例子。

1932年，几位苏联情报人员在维也纳被扣留，其中包括谍报站长康斯坦丁·巴索夫（扬·阿博尔登）¹⁷³。

1933年6月4日，拉脱维亚警察破获了第四部的一个谍报站。该站主要谍报员乔莱、马蒂森和弗里德里希森被捕。

1933年7月6日，第四部谍报员、德国共产党尤利乌斯·特罗辛在汉堡被捕。

同月查明，白俄罗斯军区第四部相当多的谍报站被波兰情报机关策反。

1933年9月，同时发生了苏联驻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军事谍报员被捕事件。

1933年10月10日，芬兰警察在赫尔辛基逮捕了第四部秘密谍报员玛利亚·尤里耶夫娜·舒尔-特尔滕和她的助手阿尔维德·雅各布森、尤霍·埃纳尔·维亚休和弗朗斯·亚阿克·克莱梅蒂，还破获了很大部分谍报网。

紧接着在芬兰发生的失事，在法国又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33年12月19日，第四部谍报站长韦尼阿明·别尔科维奇夫妇、助手施瓦茨、女联络员斯塔利（切卡洛娃）以及谍报员路易·皮埃尔·马尔坦教授（在海军部密码局工作）、马格达勒娜·梅尔默（女教师）、萨尔曼夫妇等在巴黎被捕。

逮捕行动持续了一年多，除法国外，还波及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美国人罗伯特·戈登·斯威茨叛变，奥克塔夫·久穆连上校、化学家瓦托斯拉夫·赖赫、女牙医里瓦·达维多维奇、陆军部工程师奥布里被逮捕。

1934年1月初，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第四处驻满洲的几个谍报站接二连三失事，包括利亚多夫、巴扎诺夫、卡尔梅科夫、法因贝格、库兹涅佐夫、特鲁布尼科夫等人在内的第100特工组（负责破坏和鼓动怠工）众多工作人员被逮捕¹⁷⁴。日本反间谍机关成功地策反了所有被捕者，并把他们以驱逐出境的名义派回苏联。他们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局揭露后，在审讯中供述，第四处工作人员在准备将该组派到境外时没有遵守保密规则，他们在被送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进行破坏训练时，住在阿穆尔（黑龙江）区舰队基地，由于他们穿着工农红军步兵的军服，在区舰队人员中显得很突出。不久，周围的人就都知道他们是从哈尔滨和北满来的移民。特工组成员的履历编得很蹩脚，在日本反间谍机关一审问就露馅了。此外，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知道工作的所有方向，因此，巴扎诺夫一叛变，全组就都落入日本反间谍机关之手。

一连串失事的原因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反间谍机关开始更有成效地行动；另一方面，境外谍报站纪律松驰，不能很好遵守最基本有保密要求，常常不愿意切实执行首长的指示。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对下属的要求很低。

“这一切，不可能不被莫斯科看到。斯大林亲自过问了情报机关的问题，并要求解释。不久，有关方面就向他呈交了对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工作的详细报告。”

由于暂时缺乏文件证据，只可推测列夫·博罗维奇奉命恢复和领导1935年5月布罗宁（阿布拉莫夫）被捕后受到破坏的情报部驻上海谍报站。当时驻日本的情报人员鲍里斯·古济回忆道：

“‘拉姆扎伊’行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要与中央建立更加频繁畅通的联系，哪怕借助于临近日本的谍报站的过境代表。这是因为佐格尔虽然拥有很多优点（有作为多年专业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的经验，博学，懂多种语言，秘密工作经验丰富，深谙保密知识，勇敢，机智，随和，干练，批判性对待获得的情报，这些优点构成了他担任情报人员的有利条件），却没有担任职业情报人员的必要经验，对敌人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不够熟悉。他需要更经常地与情报部中央机关有高度技能的代表会面。

因此，情报部决定派博罗维奇使用旧化名阿列克斯长驻中国，当时还考虑到他早在1933年初在国际情报局工作时就和佐格尔相识，经常和他相见，并在他准备前往东京时一起讨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考虑到佐格尔不能经常去苏联，而他经常需要得到领导的指示，这些指示又不能总是通过无线电传达。佐格尔作为可能关心中国形势的德报政治记者，可以比较自然和无阻碍地前往中国，特别是上海和北京。”

不过，为了能够在上海和北京顺利工作，需要有强力多重的掩护。于是和塔斯社协商。该社领导同意接受军事情报人员。根据1936年3月14日命令，博罗维奇化名利多夫·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被任命为塔斯社分社社长助理和该社驻上海记者。他4月30日就到了上海。而早些时候，即1935年，情报部已通过合法渠道派赖萨·莫伊谢耶夫娜·马马耶娃¹⁷⁵前往中国，她的身份是塔斯社上海分社副社长¹⁷⁶。

当时作为情报部工作人员之一在中国工作、熟悉以往同事的赖萨·马马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然后我认识了阿列克斯----谍报站长。准确地说，认识了境外工作的领导。他来到了我工作的那个城市。我看他穿着便服。他看起来更年轻，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境外办事员，那样的人数以千计。他举止适度，穿着适度，求知欲适度，教养性适度。一切都适度。要理解为什么必须像阿列克斯那样善于与需要接触的人们融合，就应当不仅仅成为一个侦察员，而应当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超强的直觉----没有这样的直觉，就成不了侦察员……¹⁷⁷ ”

1936年秋，阿列克斯与佐格尔在北京天坛会面。几年以后，佐格尔在其狱中笔记中说：“在这次接头中，我与他讨论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佐格尔在会见时把几卷关于德国与日本就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举行谈判的文件缩微胶卷交给了博罗维也纳奇，这些胶卷立即转送到莫斯科。

1937年6月，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利多夫被召回中央。他于6月20日离开上海，7月7日回到莫斯科。4天后，即7月11日¹⁷⁸被叫去报告情况。他没有再回家，因为他直接在情报部大楼遭到逮捕。

当时，康生化名赵容负责保障上海党中央的安全。但是，根据德国共产党员、军事情报人员奥托·布劳恩（李德）的叙述，他领导的安全工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34年上海发生了一连串党的领导人被捕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被查抄的事件，从而导致党中央与外部联系长时间中断的局面。中共中央的所有人都了解这一情况¹⁷⁹。

共产国际曾派专门人员前往上海调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随后写成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驻上海中央组织最近三年遭破坏和反间及特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呈送中央¹⁸⁰。此报告现存共产国际档案馆。报告对1932年10月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劳动联盟失事及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第一次失事、1934年6月第二次失事、1934年10月第三次失事进行了分析¹⁸¹。

康生在上海生活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暧昧的时期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偷偷去“大世界”等可疑场所，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是作案犯罪集团头目出没之地。他与巡捕，与“青帮”、“红帮”等老牌黑社会，与英国和法国间谍，与公共租界当局，都有来往。

中国一些旧社会团体适应新环境后，逐渐从职业性团体变成了由刑事犯头目带领的犯罪和恐怖组织。这从青帮的例子可以一目了然。青帮起源于清朝统治之初，当时在古城苏州和杭州一带产生了被称为“安清帮”的、负责把征收粮米漕运到北京的船只工帮会。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漕运船队。除此以外，青帮还负责对自己的成员进行职业教育，淡季时在自己的“营地”为他们提供栖生之地处，护送船只的人在漕运间隙也可在那里居住。根据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青帮在创立早期曾受到包括罗祖教在内的教派的重大影响。

19世纪后半叶，由于社会进步和开始使用海船把粮米运到京城，大部分漕运船工失去了生计，不得不寻找其他生活来源，其中包括违法来源。在新的条件下，青帮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由于与形形色色的阶层、群体密切联系的贩卖私盐者和各种流氓无产者加入而逐步受到冲刷。于是，青帮也逐渐失去了原先的职业和社会单一性。它网罗了与非法经济和金融活动有关的人----从经营“影子生意”的大亨（船主、经纪人等）到各种各样的流氓。一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还有衙门差役和绅士也开始混迹于这种生意场。结果，青帮变成了一个个由贩卖私盐者和其他犯罪生意人组成的、大小不等的军事化联合体，它的一些组织有600人¹⁸²。上海杜美路26号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豪华花园别墅（前文已述）。

康生在上海不止一次和被派去帮助中国共助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见面。后者于1932年到达上海。奥托·布劳恩这样回忆自己到达中国的情形。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指1932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过了两个星期。----作者注），我衣兜里装着奥地利护照，已经坐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车里了。它把我送到了边境车站满洲里。从那里向哈尔滨前进，在哈尔滨逗留了一段时间。为了熟悉情况，我进行了多次旅行，其中包括去上海。1932年秋，我终于移居到那里。这次旅行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先乘火车去大连。我们的列车有日本兵守着，因为中国爱国者经常从南满铁路两边的高粱地里袭击火车。从大连去上海是坐轮船。一路监视我的白俄分子和日本密探倒没来打搅我。

到上海后，我先在礼查饭店----一个保留着英国老殖民地风格、供外国人住的旅馆住下。几个星期后，我搬到了一家美国公寓。这使我有了自由和不引起怀疑地走动所必需的社会背景，因为我和其他外国人不同，我没有开什么店，而且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职业¹⁸³。”

在这个共产国际谍报员和军事情报人员的眼里，上海是什么样的呢？

“上海看起来是平静的，但这种平静是虚假的。得到国际警察支持的蒋介石的暗探们每天都在一些大型纺织企业进行搜捕，夜间则到中国人居住区肆虐。他们在搜捕共产党人。被抓住的那些人只有一个选择：叛变或是死亡。当时中国有数以千计优秀的党的工作者被砍头、枪杀或绞死。被杀害的不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这些屠杀在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及上海、武汉、广州和其他城市的起义被镇压后立即就开始了，而且是有系统地、毫不放松地进行。和警察一起参加屠杀的有早已和国民党沆瀣一气的强盗及蒋介石在此前不久建立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成员。他们迫使共产党人完全转入了地下斗争。

……白色恐怖也迫使我们严格遵守保密规则，何况已经有人预先警告我们要这样做¹⁸⁴。”

奥托·布劳恩一到上海就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德国人阿尔图尔·埃韦特，国际联络局俄籍工作人员及美国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取得了联系。只有埃韦特和布劳恩每星期去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人员会一次面，他们通常是六个人，即博古，洛甫，陈独秀原秘书、与中共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有联系的组织部长黄文容，康生及其他人，后来又有1933年从苏联回国的李竹声（化名斯拉文，负责与江苏省委联系）和盛忠亮（化名米茨克维奇，负责与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局代表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第四部工作人员联系）¹⁸⁵(只到他们在1934年被捕叛变)¹⁸⁶。他们的接头在新住宅进行，并严格保密。那里还保存着党的所有文件。接头时要看到暗号才可进入。

“据中国康生传记作者考证，康生由于害怕被捕和力图停止自己在上海的活动，认定苏联是活下去的最理想和最安全的地方。况且，1933年中国各报刊登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列出了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名单（大约有100人），其中就有蓝衣社分子似乎要除掉的王明和康生的大名。1935年查明，这个名单是特科第一科和第二科领导人未经党准许在1933年拟定的，他们甚至隐瞒制造这一假文件的事实¹⁸⁷，于是名单很快就见诸报端。

不久，康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企图，在1933年7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携妻子曹轶欧和小姨子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由于从中国传来了中共中央领导层遭重大损失的消息，莫斯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再次强调加强保密的问题。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七项中说：

“为保密起见，我们建议中央完全改变在党内发文件的工作形式，主要是：

1.尽可能少发文件夹，将文件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用直接面谈方法领导各地党组织。

2.亲自负责将看过的文件销毁。某些必需的重要材料（如有关组织的统计数字等）则用密码抄下。

3.领导同志住地和党的机关不应保留任何文件。

4.文件和报告中绝对不准写同志的姓名和党的地址。

5.我们的信看完后立即送往苏区（提纲式）。不需要和特别秘密的部分予以销毁……

我们希望，中央不仅本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在这方面对地方党组织进行监督¹⁸⁸。”

在这些年中，国民党还企图通过破坏印刷厂、出版社、书店及公布一旦被拥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禁书名单，恫吓进步作家和出版人，直到怀疑他们通共并予以；羁押甚至逮捕。

例如，中国早在1928年就公布的《著作权法》第22条中严厉警告，凡“显违党义者”（此处的“党”指国民党。----作者注）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将不予注册，亦即得不到著作权。显然，书刊检查员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认定这本或那本书为“显违党义者”。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第5条列出了划为反动宣传品的以下几条依据：“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淆乱视听者。¹⁸⁹”

在1930年12月颁布的《出版法》第19条中列出了禁止书刊出版的第四种情况：“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违反上述规定，处著作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押或1000元以下罚金。

1931年10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共25条，约一年以后，即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颁布《宣传品审查标准》，其中指出：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号召反对侵略者便是“危害中华民国”。所有出版物哪怕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丝毫不满，都被视为同情中国共产党而予以无情销毁，作者和出版社都要受到迫害。这样，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开始在文艺界和新闻界使用形形色色的斗争形式，通过出版物审查制度实行监督和限制，直至关押、杀害进步作家和文化活动家。

以下是几个例子。1930年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会员、著名演员宗晖在南京被枪杀。1931年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些会员成为恐怖政策的牺牲品。1月17日，该联盟的五名会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和李伟森被捕入狱。三个星期后，他们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子里被秘密杀害。死者家属和友人过了一段时间才通过贿赂一个行刑者，得知他们已被枪杀。1933年5月，著名的语言大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被捕。与此同时，联盟成员应修人在南京监狱“企图逃跑”时被枪杀，而以进步作品驰名的作家洪灵菲则在北京被处死。1933年，《申报》主编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尽管他的报纸远远算不上左派报纸。显然，是他积极号召抵抗日本侵略者招来了杀身之祸。进步社会政治活动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也被杀害。

1931年被列入禁止出版书报名单的主要是社会政治读物、几部文学作品和大约20家报纸杂志，基本上是上海的出版物。尔后广东出版的15家报纸，北京、广州、天津甚至东京和巴黎出版的一些书也遭禁。首先被禁的是“无产者”书店和它所属的出版社（有25部书被禁）。《列宁1917年文选》被当成“为宣传共产主义服务”的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结构发展史》被当成“号召进行阶级斗争和宣传共产主义”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被当成“鼓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查禁。

根据鲁迅援引的材料，1934年3月13日¹⁹⁰《大美晚报》刊登了以下新闻：

“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种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

新闻作者随后叙述了这一电令在上海出版人中引起恐慌及他们向市党部请愿等情。接着又列出了全部149种被禁书目，并附出版社名、书名、作者或译者姓名。“现代”和“光华”出版社被禁书籍最多，各有27部¹⁹¹。

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不仅有共产主义文献，而且有宣扬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对手观点和思想的出版物（占被禁书籍的10%），这些对手是所谓右派胡汉民、汪精卫（改组派）和民族主义集团（国家主义派）的追随者。

1934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田汉、丁玲、胡也频、蒋光慈、洪灵菲等作家被列入1934年查禁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书有一半是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和苏联文学著名作品，其中包括苏联书籍《高尔基文集》、《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

1936年，该委员会又炮制了新的《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其中包括1929-1935年期间676种社会科学书刊¹⁹²。从禁书目录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和过去一样，仍然把共产党人视为主要政敌。

注 释

1.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4.

2.《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大至十四大）》。北京1995年版，第117页。于茂春断言，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5月（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3.）

3.郑义：《国共情报战七十年》，第23页。

4.顾顺章（化名黎明），湖南人，来自江苏，起先当钳工，后来在卷烟厂当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警卫。1926年被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学习警卫工作。1927年秋回国，成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作为杰出的魔术师，常在著名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园表演节目。堪称神枪手，也精通武术。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起义，指挥武装工人队伍，爱到工人们的敬重，在街垒战斗中行动果断。1927年4月12日发生反革命政变后，顾前往武汉，同奸细和叛徒展开斗争。1927年8月返回上海。不久再次被派到苏联学习，改名周鹏。1937年被杀。（译者按：据较可靠材料，顾于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杀。）

5.译者注：即刘鼎。

6.译者注：洪扬生（1902-1985）在红军长征时被俘变节。解放后长期被关押（未判刑）。1980年代被安排协助回忆特科斗争情况。

7.Kuo Warre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1968.Book Two.P.314.

8.郑义：《国共情报战七十年》，第24页。

9.《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大至十四大）》。北京1995年版，第117页。

10.译者注：又称情报科。

11.陈赓（陈庶康，化名王庸），湖南人，1903年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21年开始在铁路工作，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1月应中国共产党征召进入黄埔军校，1924年成为该校首届毕业生。（译者按：应是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毕业。）参加了1925年的东征和1926-1927年的北伐。据有些资料，他曾在苏联远东受过特种训练，学习爆破和保卫工作。1927年2月后，秘密转移到天津工作。1932年到上海医院治伤。曾两次与鲁迅会见。1933年3月再次出现在上海，24日被国民党逮捕并押至南京。两个月后，成功从南京监狱逃出。50年代初，参加了朝鲜战争。1955年被授于大将军衔。195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8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译者按：此处职务叙述有误。应为：1954年11月至195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9年9月起任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16日逝世。

12.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4.

13.译者注：应为湖北省。

14.吴德峰（1896-1976）在1929-1932年曾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译者按：任此职时间应为1937-1943年。1929年曾任军委交通科长。）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

15.滕代远（李光，1904-1974），1930-1931年先后任中国红军第一军团政委（译者按：应为第三军团党代表）和第一方面军副总政委。1931年-1934年任中供给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后来在军事政治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

16.郭绍棠（克雷莫夫）：《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版，第350页。

17.译者注：又称行动科。

18.译者注：卡莫（捷尔-彼得罗相）（1882-1922），俄国革命活动家。俄共党员。在组织地下印刷、交通、筹集资金和出版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1917-1920年在俄国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组织游击和地下活动。

19.Ф绍尔特：《毛泽东》，莫斯科2001年版，第242页。

20.译者注：此说不确，顾顺章是负责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

21.译者注：С.Л.齐赫文斯基（中文名齐赫文，1918- ），苏联、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1968）。1939-1940年曾在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馆工作。1946-1949年任苏联驻北京总领事。1949-1950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1959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多年。1969-1970年曾参加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有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现任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22.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368-374页。

23.Ф绍尔特：《毛泽东》，莫斯科2001年版，第242页

24.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368-374页。

25.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5.

26.译者注：即钱壮飞（1895-5-1935）。

27.Kuo Warre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1968.Book Two.P.290.转引自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76页。

28.Ф绍尔特：《毛泽东》，莫斯科2001年版，第242页。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55-156页。

30.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232页。

31.译者注：即陈云。

32.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33页。

33.王凡：《潘汉年与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法庭纪实）》，北京1998年版，第170页。

34.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34页。

35.同上。

36.译者注：又称交通科或通信联络科。

37.《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大至十四大）》。北京1995年版，第117页。

38.吴铁铮（即吴德锋），1896年生于湖北省。1914-1918年就读于武汉市内的湖北师范学校，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

39.Kuo Warre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1968.Book Two.转引自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44-345页。

4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14页。

41.Kuo Warre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1968.Book Two.转引自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63页。

42.《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大至十四大）》。北京1995年版，第117页。

43.Kuo Warre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1968.Book Two.转引自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46页。

4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45.同上。

46.同上。

47.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216页。

48.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49.同上，第172页。

50.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181页。

5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52.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217页。

5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54.译者注：陈赓1927年3月至7月曾任北伐军第2军特务营营长。

55.陈立夫（1899-2001）于192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部长。稍后，他创建了政治侦察和心理战机关。两个部门互相紧密联系，实际上做的是同一项工作。尔后该机关被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了加强自己的情报机关，陈立夫号召在美国成长的华侨“回国”，在故乡为祖国服务。响应这一号召的徐恩曾成了他的左右手。陈立夫是蒋介石的老师陈其美的侄儿。陈其美1916年被暗杀，死前让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加入了上海青帮。1949年，陈立夫和蒋介石一起转移到台湾。陈隐退后，于1991年开始整理自己的档案以供发表，反思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因为尽管国民党情报机关也算卓有成效，但未能在40年代末制止共产党人发动进攻和夺取胜利。

56.徐恩曾（1898-1985）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岳付王：《徐恩曾》，北京2001年版。

57.郭绍棠（А.Г.克雷莫夫）：《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版，第356页。

58.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180页。

59.同上，第211页。

6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14-115页。

61.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第316页。

62.罗亦农（布哈罗夫、罗觉，1901-1928）生于湖南。1919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化名布哈罗夫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回到中国，先后在广州和北京担任领导工作。1926年1月1日起历任中共江苏和浙江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1926-1927年参与领导上海无产阶者武装起义。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1月中央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组织部长。1927-1928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主席，同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28年4月15日，刚从湖南、湖北两省考察回到上海，就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

63.译者注：据有关材料，何家兴真实姓名是霍家新，其妻真实姓名为贺治华，又被写作贺稚华、何芝华等，曾是后来党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在莫斯科时投入霍的怀抱。被“红队”打伤后不知所终。

6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65.郭绍棠（А.Г.克雷莫夫）：《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版，第356-360页。

66.同上，第359页。

67.译者注：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68.钱壮飞生于浙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徐恩曾的同乡，深受其器重和信任。不久，徐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无线电技术与无线电通信局局长，此前已在训练班毕业的钱壮飞当上了他的秘书。

69.李克农（即李稼轩）1899年9月15日生于安徽省。参加过“五四”运动，1926年入党，曾长期在安徽进行地下工作。

70.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4.

71.B.Л.捷利岑：《沸腾的中国》，第326页。

72.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5.

73.岳付玉:《徐恩曾》，北京2001年版，第17页。

74.杨晖：《军统魔王戴笠》，北京2001年版，第94-95页。

75.Maochun Yu.OSS in Chian.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1996.p.35-36.

76.B.Л.捷利岑：《沸腾的中国》，第326-327页。

77.译者注：此人应不是向忠发，否则无法解释，因为米夫是在1931年5月7日作报告，而向忠发是同年6月22日被捕。

78.译者注：后来称越南。

7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下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422-1423页。

80.译者注：毛毛原著为：“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遵守纪律”。作者引述的俄文版毛毛著作还有一些出入。以下凡小的出入不另指出。

81.译者注：1993年版原著没有此句。

82.译者注：原著是“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此处应是俄文版译者误译。

83.译者注：原著为：“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

8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85.参见上书第193页。A.M.格里戈里耶夫断言,向忠发是1931年6月22日被枪决的。见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77页。

86.译者注：蔡和森于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顾顺章所带的特务抓捕，6月12日被引渡回广州，8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87.译者注：罗绮园（1894-1931）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主任、广东区委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但仍于同年被处决。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

88.译者注：杨匏安（1896-1931）实为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1931年6月在上海与罗绮园同时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多次拒绝国民党劝降，于同年被杀害。

89.T.H.阿卡托夫：《国民党中国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60页；Kuo W.Analytical History of CCP.VOL.2. Taipei,1968-1971.P.313-314.（资料以公布的国民党调查科档案材料为基础。）

90.А.М.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战术问题）》，莫斯科1980年版，第232页。

91.译者注：即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林伯渠（1886-1960）。

92.KUO W.Analytical History of CCP.VOL.2. Taipei,1968-1971.P.313-314.；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377页。

93.Ф绍尔特：《毛泽东》，莫斯科2001年版，第242页。

94.T.H.阿卡托夫：《国民党中国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53页。

95.同上，第154页。

96.王明（真实姓名为陈绍禹，此外还有别名绍禹、陈绍玉、韶玉、陈兆雨、兆雨、慕石、伊万·安德烈耶维也纳奇·戈卢别夫、波波维奇，1904-1974），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大学学习（译者按：准确地说，是1924年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下文叙述也小有出入，不另说明）。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了中国青年团，是武汉学生反帝运动领袖之一。1925年前往莫斯科学习，1926年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处于危机时刻回到中国，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随后在汉口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革命失败后，王明再次前往莫斯科，在民族问题学院研究班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事党的工作，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8年）。1929年下半年回到中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国劳动联盟宣传部长，随后先后任上海一个区的党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王明坚决反对李立三路线，曾被李立三追随者“临时”开除出党三个月，被秘密取消联络暗号和津贴。在中共四中全会上（1931年1月），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31-1937年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32-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苏联工作期间，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密切协作，曾与康生一起炮制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起诉，对其中一些人被捕和被杀害负有责任。1956年1月到苏联治病。死于莫斯科。

97.张闻天（洛甫，1901-1976）生于江苏省一个地主家庭，1921年-192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系学习。1925年加入国民党，同年由该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待到1931年，进行翻译、编辑和教学工作，曾任国际农业研究所东方部主任研究员。1925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所谓亲莫斯科米夫集团成员，或“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1931年回到中国。在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98.王稼祥（别名稼祥，李约翰，王稼蔷，稼蔷，科姆纳尔等，1906-1974）生于安徽一个商人家庭。1921-1925在教会学校上学。1925年11月受国民党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尔后在红色教授学院当了一年半学员。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洛甫一样成为“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1930年回到中国。1931年被派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45年任政治局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9-195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1951-195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99.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初期（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莫斯科1976年版，第233页。

100.T.H.阿卡托夫：《国民党中国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60页。

101.译者注：应为243名。

102.《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1990年版，第218页。

103.С.Л.雷科夫：《蓝衣社》，载《中国社团与国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第31届研讨会论著，莫斯科2001年版，第167页。

104.Eastman L.E.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The Blue Shirts//The China Quarterly.1972，N49.P.1-31.

105.B．沃龙佐夫：《中国波拿巴的命运》，莫斯科1989年版，第126页。

106.译者注：希姆莱（1900-1945），法西斯德国党卫军和警察头子。1934年任内政部长。1944年兼任西线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1-3月在东线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同年5月被宣布为主要战犯逮捕，在狱中畏罪自杀。

107.С.Л.雷科夫：《蓝衣社》，载《中国社团与国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第31届研讨会论著，莫斯科2001年版，第168页。

108.P.法利戈、P.科费尔：《世界情报机关史》，第1卷，莫斯科1997年版，第231页。

109.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514，卷宗类目号1，文件第707，第56-59页。转引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221-222页。

110.С.Л.雷科夫：《蓝衣社》，载《中国社团与国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第31届研讨会论著，莫斯科2001年版，第168页。

111.А.С.季托夫：《毛泽东政治履历资料》，第1卷，《毛泽东1935年以前的早年生活与政治运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69年版，第208页。

112.刘士奇1900年生于湖南省。1921-1922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生学习。据刘士奇说，1929年5月，中共中央派他到毛泽东那里的红军第4军工作，但他未能立即前往第4军，因为交通困难。他滞留在赣西，在赣西党的特委遭到破坏后，他在那里被任命为组织局副书记，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赣西特委书记兼红军第6军党代表。在1930年2月7日党的联席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主张，被选为中国共产党赣西南委员会书记。根据现有材料，1930年进行党内清洗时被张国焘所杀。（译者按：据别的材料，刘生于1902年，1932年被张国焘杀害。）

113.译者注：197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该书第322页简要写了此事。

114.Ф绍尔特：《毛泽东》，莫斯科2001年版，第231页（译者按：由于未找到萧克将军的回忆录出处，引文系译者据俄文翻译）。

115.同上，第231-232页。

116.译者注：由此产生另外一种说法：CC派是由英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第一个字母CC组成的。但陈氏兄弟对两种说法都断然否认。

117.译者注：根据公开出版的有关史料，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即“社党”）曾导致1931年在闽西根据地中心福建省永定县虎岗（本书译者家乡）发生特大冤案。

1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41页。

119.黄平（化名沃罗夫斯基）（1901-1981）在1927-1928年和1930-1932年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1-1932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11月被捕后投降国民党。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翻译和教育工作。（译者按：黄平不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及其他重要职务。1931年1月自首叛变后，出卖了刘少奇的住址等情。被释放后以翻译和为人补习英语为生。解放后向政府坦白了自首叛变经过，得到宽待处理，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授，改名为黄有恒。“文化革命”初期被集中到北京交代问题，实际上对其提供了保护，晚年写了四万余字的回忆录《往事回忆》，提供了某些参考材料。）

120.译者注：黄平因叛徒张开运告密在天津被捕后，党组织认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掌握他的情况，请宋庆龄利用其特殊身份设法营救，但营救过程中黄平自首叛变。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宋庆龄当面核实了他已叛变的事实。

121.罗文干（1888-1941）于1932-1934年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1932-1933年兼任外交部长。尔后在国家机关供职。

122.译者注：宋庆龄有过很多别名，除苏西（苏吉）外，还有露瑟萝、洛玉文、林泰、中山琼英、宋庆琳、宋庆林、马丹，等等。

123.杨铨（杨杏佛）（1893-1933）1928-1933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后被暗杀。

124.译者注：此处的凌康和下文的“常先生”都是音译。原件中的拼写不一定准确，它们也显然不会是真姓名。

1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42页。

126.T.H.阿卡托夫：《国民党中国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202页。

1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142页。

128.同上，第142-144页。

129.译者注：16-17世纪位于印度德干高原的一个国家，以纺织和其他手艺及钻石开采驰名。

130.A.E.霍多罗夫（1886-1949）在1919-1922年任俄罗斯通讯社—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1923年起任东方贸易局副主席。1924年起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后遭非法镇压，死后得到平反。

131.A.E.霍多罗夫：《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经验），上海1922年版，第115页。

132.B.彼得罗夫：《俄国人的上海》，载《远东问题》1991年第4期，第214页。

13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1993年版，第363-364页。

134.译者注：今淮海中路。

135.В.Д.日加诺夫《俄国人在上海》，上海1936年版，第35页。

136.B.彼得罗夫：《俄国人的上海》，载《远东问题》1991年第4期，第217页。

137.译者注：今延安东路。

138.В.Д.日加诺夫《俄国人在上海》，上海1936年版，第154页。

139.汪之成：《旧上海的俄国侨民》，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第62页；《上海俄侨史》，上海1993年版，第5页。

140.В.Д.日加诺夫《俄国人在上海》，上海1936年版，第154页。

141.译者注：今溧阳路。

142.译者注：今东湖路。此路曾以杜月笙女儿杜美如的名字命名。

143.П.巴拉克申：《在中国的结局》（白俄侨民在远东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旧金山-巴黎-纽约1958年版，第325-326页。

144.B.彼得罗夫：《俄国人的上海》，载《远东问题》1991年第4期，第217页；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1993年版，第53、第369页；H.利金：《在中国的俄国侨民》，载《俄罗斯论丛》1937年第2期，第309页；H.E.阿布洛娃：《中东铁路与在华俄侨史（20世纪前半叶）》，明斯克1999年版，第110-111页。

145.H.利金：《在中国的俄国侨民》，载《俄罗斯论丛》1937年第2期，第309页。

146.汪之成：《旧上海的俄国侨民》，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第62页；《上海俄侨史》，上海1993年版，第93页。

147.《中国共产党简史（1921-1991）》，第193页。

148.译者注：又作“米茨凯维奇”。

149.译者注：黄文容（1901-2004）被捕后于1937年经营救出狱。解放后加入民主建国会。长期在工商联工作。曾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150.译者注：据有关材料，此人即孔二，其别名还有赵林、孟庆发、孟庆祥、赵英等。被捕后叛变，并充当奸细带领警察于6月26日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和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立人等20余人。

151.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33页。

152.译者注：意为“小傻瓜”。

153.译者注：据相关资料，被称为科尔萨科夫者即黄文杰（后文另注）。

154.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7-14页。

155.R.贝克（化名杰克、埃伯特）（1897-？），1924-1934年任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1935-1936年任红色工会国际美国局驻旧金山代表。随后在美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工作。

156.译者注：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H.格伯特的化名（他还有塞德勒、库特、诺尔斯基等其他化名）。

15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816页。

158.弗洛赫·威廉（1897-1939），1932-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技术经济部工作人员。1934年12月至1935年6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1939年受非法迫害。后得到平反。

15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818-819页。

160.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184，文件第47（1934年），第198-199页。

161.译者注：当时实际职务是少共上海中央局书记。

162.译者注：黄文杰（原名黄祥庆，化名李光龙、科尔萨科夫等）（1902-1940），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黄埔军校三期学习，不久赴莫斯科学习。1929年毕业后留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1931年回国，曾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1934年10月至被捕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与朱镜我、阳翰笙、田汉等30余人被捕。被判15年徒刑。1937年经营救出狱后曾任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等职。病故。

163.译者注：朱镜我（1901-1941），1927年加入创造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被捕后于1937年经营救获释。1938年秋到新四军政治部任局长和《抗敌》杂志主编。在皖南事迹中牺牲。

16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762页。

165.同上，第815页。

166.同上，第766页。

167.即Л.Г.沃伦斯卡娅（化名罗扎）（1901-1937）。英国巡捕房根据日本情报认为，她在大连使用的姓名是玛丽·塞贝诺，在哈尔滨则是玛丽·海贝尔。她1930-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技术秘书。尔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局工作。后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16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上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746-749页。

169.同上，第813页。

170.同上，第814页。

171.同上。

172.译者注：当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Д.马努伊利斯基（1883-1959，曾被译为曼努伊尔斯基、曼努意斯基），乌克兰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3-1952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政治书记处（后为书记处）书记。1944-1953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173.详见А.科尔帕基季、Д.普罗霍罗夫：《情报总局帝国》，载《俄罗斯军事情报史论文集》第1卷，第195页。

174.同上，第200页。

175.马马耶娃·赖萨·莫伊谢耶夫娜（1900.1.28-？），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工作人员。犹太人。1920-1923年任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在中国工作。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后在军事院校任教。1931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3年起任情报部工作人员，在中国工作到1937年，是年她被从中国召回，并因病被解除职务。此前曾由情报部第二局任用，军衔为二级军需技术员（译者按：相当于统一军衔后的中尉）。1943-1954年任苏联电影部顾问和苏联作家协会对外委员会顾问。多年从事东方学学术工作，写过40余篇学术论文。

176.В.科奇克：《情报总局境外情报员和谍报站长》，莫斯科2004年版，第481页。

177.Е.А.戈尔布诺夫：《与黑龙搏斗----远东的秘密战》，第273页。

178.译者注：原文误作7月1日。另外作者对博罗维奇生平所作的注释中，文称其“6月11日遭逮捕”，显然也是笔误。译者已统改为“7月1日”。

17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版，第293页。

180.译者注：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81.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1页。

182.А.С.科斯佳耶娃：《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黑社会》，莫斯科1995年版，第183页。

183.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版，第8页。

184.同上，第9-10页。

185.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7页。

186.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版，第10页。

187.俄社会政治史档案，全宗号495，卷宗类目号74，文件第299，第48-49页。

188.同上，第15-16页。

189.Т.日比科夫斯基：《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与中国的政治斗争》，载《中国问题》（中国现代史国际研讨会材料，1977年4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莫斯科1978年版，第1册，第122-123页。

190.译者注：应为3月14日。

19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卷，第467-473页。

192.Т.日比科夫斯基：《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与中国的政治斗争》，载《中国问题》（中国现代史国际研讨会材料，1977年4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莫斯科1978年版，第1册，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