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1937，对话延安》。我时常翻看起远在加拿大的著名华裔作家李彦老师的译作《1937，延安对话》，受益匪浅。

我与李彦老师结识，其实也是源于李老师的作品。那一年，李彦老师在国内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不远万里》一书，通过梳理在加拿大发现的新材料，李老师为全世界读者展现了一位血肉更加饱满，思想更加丰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在这部作品的现场活动中，我与她结识，她严谨的治学态度、诚恳的叙述表达和文雅的待人接物，令人印象深刻。

《1937，延安对话》是李老师凭借新料和新发现给读者们带来的又一个新惊喜，问世之后，好评如潮。党史专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称誉这本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多年，走过了漫漫征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历史；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的征程；建立了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不朽功勋。阅读《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的原作者名叫托马斯·亚瑟·毕森，他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赴延安及陕北苏区考察的第二批美国人。虽然都是美国人，但实际上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一位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他从1929年起就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担任远东事务研究员，为美国政府提供调研分析服务工作，他关注的东西和记者是不同的，毕森赴延安的目的是想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和抗日问题的主张。与毕森同行的，除了一位瑞典司机之外，还有其他三位美国人。毕森一行是1937年6月23日到达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见面的。在毕森一行回到北平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行程、这样的时间，使得毕森留下的文字资料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正如为这本书撰写序言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写到的那样，“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作的重要决策和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与斯诺一样，从第三方观察当事者的言行往往更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毕森在赴延安之前已经和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如陈立夫见过了面，后来才见的毛泽东等人。但是，正因为有了对比，才让他直言不讳地说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礼貌、具体和详尽的回答，而且都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在毕森他们离开延安踏上归程的路上，为毕森他们担任司机的瑞典人非常认真地对毕森说：“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不仅史料详实、视角独到、细节丰富，而且在李彦老师的译笔下文字优雅顺畅，十几万的纪实文字读起来一气呵成。像原著中的“背景”这样平白的标题，李彦老师就将它译成了“时代风云”，要知道李彦老师也是一位中国诗歌方面的专家，她在创作中对于美的把握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

《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的最后，还附上了李彦老师的一篇小说《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从结构上看，这篇小说与毕森的文字资料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这篇小说才是发现毕森的笔记资料，让中国读者能够与1937年的延安对话的缘起。如果您打算读读《1937，延安对话》，不妨先从这篇小说读起。

（文/姜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