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通过开展科技创新，成功建设成为了我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其经验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和“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从1957年到1966年，上海逐步走出了一条“学创结合，以创为主；赶超结合，以超为主”的科技创新之路。到1965年，上海建设成为了我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这一时期上海开展科技创新的主要举措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按照科学、合理、可行、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原则来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上海市委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上海科技规划要做到“抓尖端科学技术与解决当前生产问题并重”，提出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尖端科技研究带动、促进整个上海工农业的产业升级，实现科技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和无缝对接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为上海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1958年2月，上海成立了市科学规划办公室，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59年，上海第一次制订了全市性科学技术重点任务发展规划----《1959年全市科学技术重点任务的发展规划》，它包括全市22个方面的52项重点任务，其中大部分项目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根据本市工业向高级、精密、大型方向发展而提出来的。同时，对基本理论研究、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也作了适当安排，使上海“全市的科学技术工作紧密地围绕着经济建设的要求，统一组织起来，构成了全市科学技术任务的一盘棋。”

 1960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在闵行召开市科技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到会讲话，要求把上海建成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城市，为发展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开路。随后，上海制定了《上海市1960年科技工作提要》和《上海市1960-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把发展高精尖工业产品和尖端科学技术作为重点，提出在1967年前“建立一个适应本市工农业生产及科学、教育、文化发展要求的具有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在某些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面达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使上海成为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

1963年1月，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到会作《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讲话，提出上海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的方针。同月，市科委组织全市23个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155个专题组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编写了《上海市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同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奋斗目标和依靠上海科学技术力量向“高级、精密、尖端”发展的方针，为制定新的十年规划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要求。这次规划发展的重点是6个新兴工业（包括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和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同时采用和推广18项重大新技术（激光、真空、红外、氧气炼钢和连续铸钢、工业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同位素和射线应用、少切削无切削、电加工、焊接、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半导体化、合成树脂和塑料应用、表面处理、强力人造纤维加工、技术用纸加工、新型炸药、高级染料、高效避孕药）。1965年，上海再次制订了《上海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纲要（1965-1970）》，进一步明确将上述6个新兴工业领域和18项新技术作为上海科技发展的重点。

这一时期上海的科技规划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为上海科技创新的开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政策性的强力支持和保障。

二、以规划为引导，围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紧抓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带动产业结构的发展，提升产业能级和科技创新能力。

1958-1966年，上海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下，有重点地紧紧抓住已确定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发展高精尖产品，带动产业链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上以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当时，上海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完全处于空白的状态。1958年开始，上海重点抓住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红外技术、电子技术、半导体、新型材料等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开展了若干具有方向性的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的研究和试制工作，填补了空白，推动了加速器制造工业、半导体材料器件制造工业、无线电工业、电子计算机制造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上海现代工业技术迅速地提高，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各门科学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上海在全面规划尖端科学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要求和重点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着稀有金属、新型金属材料、半导体、无线电、高分子材料等项目，开展研究试制工作。1961年后，上海主要将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 “开门七件事”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1963年，上海结合试制导弹等国防尖端产品的需要，抓住31个重点建设项目发展相关新技术，推动了整个上海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1964年后，上海科学技术创新主要围绕“四新”（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方面，重点抓13个重点项目、29个研究专题，进一步选择将发展新型金属材料、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硅酸盐材料6个新兴工业确立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并将采用和推广18项重大新技术作为改造上海原有工业的重要举措，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建立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产业发展的能级。

到1966年，上海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如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等。有许多项目还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如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的研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培育、大面积烧伤治疗等等。

三、整合各种有效资源，创设实现科技创新的保证机制。

上海充分利用自身工业工种配套、种类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学科和专业比较集中的特点，积极整合各种有效的资源，为实现科技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和组织保障，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设置专门的科研领导机构负责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从1958年10月起，上海相继成立了市委科技领导小组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960年，又先后成立上海市生产技术局和上海市赶超国际先进办公室。

二是努力实现科研基地的合理布局。1958年后，上海借助高校、科研单位和生产部门的力量，新建了原子核、电子学、力学（喷气技术）、技术物理（半导体）、计算技术等一批新技术研究所。1960年后，又在工农业各部门建立地方研究机构，如上海钢铁、有色金属、无线电、电机、机械、化工、轻工、纺织、农业、医药以及建筑、城建、公用事业等方面都拥有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机构，逐渐成为发展工农业科学技术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基地。上海建成了由专业科技研究所、企业、高校三方面力量组成的科研基地，从而形成了科技创新的三支生力军。

三是通过各方力量的整合来实现科研的创新。科研创新力量的整合首先体现在科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每一个规划的制定都是聚集上海各部门集体智慧的结果。如《上海市1963-1967年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发展规划初步意见》的制定，就是由上海市计委、生委、科委、技术局、计量局、邮电局及各工业局，与上海市各有关工厂、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高级技术人员和少数负责干部充分讨论后编制而成的。

其次，科研创新力量的整合体现在规划的落实过程中。对于重大的科研任务，一般是通过科委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专题协作小组或由领导部门直接组织，把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工厂企业等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对于个别生产技术关键问题，由区科协组织技术“会诊”，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或进行同工种先进经验的交流；对于中、长期项目，大多发动各研究单位、高等学校和生产单位直接挂钩对口协作，使双方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获得“双赢”的目的。

再次，科研创新力量的整合还体现在科研创新基地的建设上。为了建设众多的科研机构，上海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抽调大批科技人员、干部去组建和充实这些科研机构，使这批研究所很快地发展起来。

又次，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整合全市科研“外围力量”的重要措施。1958年以后，上海广泛开展了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群众活动，工厂中成立大批的技术研究小组，郊区农村进行了农业技术的对比试验，学校、医院、企业、机关都开展了科学技术活动，形成了全市性科研“外围力量”。这些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中涌现出的新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新技术应用、新产品的试制，不仅解决了大量的当前生产中的问题，而且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之后，工农业及医药卫生方面一些重大课题研究就是科学技术人员与工农群众的技术革新者共同进行的。

四、重视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努力形成爱惜人才、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为此，上海高度重视对科技队伍的培养和锻造，采取了政治上信任、业务上依靠、生活上关心的方针。各级领导注意邀请他们参加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共同商讨发展上海科学技术的大事；经常访问科学家，个别谈心或召开座谈会，交流思想，听取意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坚持对科技人员进行正面教育，对知名科学家给予保护。为稳定高级人员的专业方向，对他们的研究题目在安排计划时注意发挥各人专长，给以较好的条件保证，配备优秀助手。同时，改进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进修条件，保证业务工作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兼职、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工作。

与此同时，在对新生科技力量的培养方面，上海采取工厂、研究所和学校三结合的办法，将在职培养与专业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以下几种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一是通过工厂、研究所和学校“三结合”的方式，创办具有特色的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学院、上海科技中学，局属高等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等正规学校进行专业培养。二是多渠道进行在职培养。有的是采取边干边学，或师傅带徒弟、导师制度等多种办法，有组织有目的地通过实际锻炼进行培养。三是通过举办业余学校，大力加强业余科技教育，采取半工半读，边干边训的方法，大力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或是在上海科技大学等正规高校中开设“工人班”，选拔劳动模范、革新能手、先进生产者和生产骨干入学，从中培养、提拔科技人才，充实技术队伍和技术骨干。四是对优秀青年进行重点培养，大胆提拔，让他们担任适当的业务领导，发挥他们的专长。或从有技术专长的工人中培养、提拔科技人才。如1960年4月，市人委就选拔了上海沪光仪表厂王林鹤等138名工人为工程师。到1963年，上海共从工人中培养、提拔1750名技术干部，其中有600多名为工程师。

这些措施，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上海科技创新活动中能够施展才华，有用武之地；同时，也加大、加快了科技创新队伍新生力量培养的力度和速度。到1966年，上海全市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4.72万人发展到15.69万人，专业科研人员2.35万人，其中高级、中级、初级科研人员的比例为1：3：15。

五、努力创设科技服务平台，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保障和基础条件。

1958年以后，上海在大力开展科技创新的同时，开始构筑起科学技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与管理、科技信息的服务与交流、科技资源的开发与共享，以及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四个方面：

1、上海通过将科研投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并实现统一管理的方法，搭建起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与管理平台，为上海科技创新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经费保障。从1959年起，上海科研所需的主要物资，已纳入国家和地方的物资供应计划，实行了有计划的分配。 至1963年，为了发展上海市的科技事业，上海将原来各系统用于研究工作的事业费、利润留成、公司费、业务收入、利润收益、城建费等六个方面的经费，统一由财政局归口为科研专项经费，保证科研经费不被别的任务挤掉，并使其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再从上海市的工业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科研经费，由科委统一掌握分配。此外，上海市科委还和市财政局一起制定了《关于研究所经费管理试行办法》和《管理地方工厂企业科学研究经费的暂行规定》，以确保经费专款专用，并保证逐年有所增加。1963年，上海的研究所经费为1920万元，比1962年的1382万元增加了39%；1964年增加到2952万元，比1963年又增54%。 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从1964年起，上海每年由地方拨出20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并给予100多万美元用于购买国外科技情报资料，包括图书、期刊、专利和特种报告。据统计，1962年至1965年四年中，上海科技三项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0.21%、8.57%、13.47%、14.69%，同期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也逐年提高，分别为：0.02%、0.82%、1.46%和1.77%， 充分显示出科技创新在当时上海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

2、上海通过建立科技交流中心、设立各类科学技术情报机构、搭建科技信息网络，构筑起了上海科技创新信息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使上海科技创新逐步实现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接轨。1958年，陈毅副总理亲自题词的、位于上海市中心南昌路上的上海科学会堂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上海科技界集中开展活动和学术交流的良好场所。1958-1964年间，上海先后建立了3个全市性的情报资料中心，即上海图书馆国外科技期刊综合阅览中心、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文献阅览室、上海外贸局国外产品样本室。上述3个情报资料中心，实行专门场所、专人管理的办法，供全市科技人员阅览和借用，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与国外先进科技接轨的主要窗口和桥梁。与此同时，1959年3月，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单位图书馆，联合建立了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实行图书共享的办法，有效解决了当时上海各高校在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时遇到的图书资料匮乏的问题。此外，为了做好国外科技信息的收集、报导和利用，1961年，上海还设立了科技编译馆，在组织500多个单位的1500多位科技人员的业余力量，对世界各国1200多种主要科技期刊进行选材、翻译、报导工作的基础上，编译出版国外期刊译丛、文摘。另外，上海还通过政协、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等单位，组织退休、退职闲散的社会翻译力量，为各单位代译资料。通过上述努力，上海为科技创新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较为及时有效的科技信息交流和服务平台。

3、上海通过建立科研物资的进口、试制、供应、分配、协调使用和维修机制，逐步实现了大部分科研物资的自主开发、自主生产和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从1959年起，上海科研所需的器材物资正式列入上海的物资分配计划。1962年，上海协助国家科委建立科学器材公司上海分公司，专门负责科学研究所需的特殊、稀有、零星和非标准器械设备的供应。市人民委员会每年拨给4000万美元，用于进口高级、精密科学仪器。1962、1963两年中，全市地方科研单位共分配到较精密的仪器设备580多台，改善了科研单位的工作条件。为扩大科学研究所需物资的来源，一方面，上海市政府批准确定25个工厂，根据需要随时承担稀缺材料、零件、配件的试制供应。对非标准设备则规定由上海市计委按季安排工厂生产供应。另一方面，上海还组织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的技术潜力，研制国内没有生产过的或虽已生产、但难以购到的仪器设备、元件和材料，并由器材分公司负责向他们定货。此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科技资源，上海根据“谁产谁修”的原则，规定原制造厂对破损仪器有负责修理的责任。其后，上海确定了36个仪器制造厂和器材分公司为主的6个仪器修配厂，承担国产和进口仪器的修理工作。为发挥仪器设备的潜力，解决精密仪器不足的困难，上海在仪器普查的基础上，对112项进口精密仪器制定了共同使用办法，组织各单位互相服务、共同使用。

4、上海通过强化工业部门的计量、标准、测试分析等技术服务工作，为科技创新的开展建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化的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技术基础平台。1958年，上海设置了市计量管理处。同年，上海利用上海机床厂、沪东造船厂等各大厂的计量技术基础，建立起12个地区中心计量室、23个计量站，与364家工厂建立了计量协作关系，并通过组织力量调研，先后帮助上海内燃机厂、上海手表厂等15家工厂建立计量组织和计量制度，改变了量值不一、零部件不能互换、装配时靠敲、打、锉、刮，实行“对号入座”的状况，从而使这些企业实现了高产优质。与此同时，上海市计量管理处开始兼管标准化工作，主要抓部分工厂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1962年，上海正式建立计量标准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市计量和标准化的工作。此外，上海还设立了12个区级和9个县级计量管理所，114个工厂的中心计量室和计量站，增设了几十个计量标准器，开展了计量测试技术、计量检定和标准化管理等工作。 1964年，为了适应上海工业开展“四新”活动的需要，在计量局下设立了测试技术研究所，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大型精密仪器，开展测试服务，并承担地方军工生产的计量测试任务。

（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