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工业化，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的“中国梦”，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共同追求实现的“中国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找寻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他与时俱进的探索实践、战略构想、决策定位以及在视察中对上海一些成功经验和成果的肯定与鼓励，奠定了这一时期上海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与路线方针，直接影响、推动了上海初步建成全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两个基地的实践，为百年“中国梦”的实现筑就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提供了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启示。

一、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进程与上海两个基地的建设实践

1956年前后，毛泽东开始致力于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他依据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和对国情的调查分析，先后提出了以重工业为中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设想，“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战略，以“两弹一星”为抓手发展尖端技术的措施，坚持“学创结合”、“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等一系列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构想，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建设两个基地的发展进程，促进上海朝着实现“中国梦”的方向不断迈进。

1、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建立中国工业化体系的构想和要充分发展沿海工业、尤其是上海工业的指示，推动上海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为后来上海两个基地建设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解放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并在“一五”期间，调整工业布局，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

随着1956年的到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①]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毛泽东自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花了43天的时间，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②]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中展现了他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目标、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及战略决策。关于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③]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他鉴戒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④]在工业布局上，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⑤]因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⑥]毛泽东要求改变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的发展不那么注重的状况。同年5月3日，陈云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关于“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⑦]

毛泽东探索实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调研实践、符合实际的宏观构想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决策，为上海探索适合本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推动上海调研本地的经济建设情况，总结“一五”期间本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本地经济建设的目标和方针任务，并及时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制定切合上海实际、符合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要求的经济建设新方针。

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下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发展方针，提出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⑧]为使上海工业更好地发挥它的潜在力量，必须“对现有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同时还要在利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扩建和改建”[⑨]，同时既要防止轻视上海工业的作用和把上海工业潜力估计过低的思想，又要防止不从全面考虑，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扩大生产，以及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忽视降低成本的思想和做法。1956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这个方针。1956年到1957年，上海有计划地对工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初步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品重复、技术落后和管理分散、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同时增加工业投资，重点投资机械、冶金、电力、化工等行业，加强重工业生产，并新建、扩建和改建20多个轻工业工厂，结合工业布局的调整，开始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等七个工业区的建设。

上海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决策而确立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发展方针及其初步实施，调动了各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解决了解放后一直困扰上海工业的“要不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明确了与全国其他地区差别发展的思路，为上海提出建设两个基地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2、毛泽东“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思想，促使上海提出了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方针，并初步奠定了上海建设两个基地的物质基础。

在明确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毛泽东继续探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可能性、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

1956年2月，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在工业建设速度和技术发展方面超过苏联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中国有可能超过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⑩]1957年11月，随着苏联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毛泽东也提出了“在十五年后，……中国超过英国。”[11]之后，毛泽东对赶超英国的目标内容和途径方式等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同年12月上旬，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15年后，我们要“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2]由此，明确了中国赶超英国的主要目标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要求全党从1958起，“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13]随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确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要求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15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公布后，很快成为动员上海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个响亮的行动口号，并为上海的工业化发展方向确立了一个参照的标杆。1958年1月结束的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14]上海工业系统各行各业普遍开展了以英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的技术指标作为目标的赶超活动，如“英雄”赶“派克”，“双钱”“回力”赶“邓禄普”等等。截止到1958年1月15日，上海共有250家工厂制定了赶超国际名牌产品的目标，产品达321种。[15] 接着，上海结合国家战略和自身实际，提出“二五”期间，“使上海成为全国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的目标，要求上海工业必须“更上一层楼”，“向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方向发展，多搞新产品，赶上并超过国际水平。”[16]1959年1月结束的中共上海市第二届代表大会再次强调上海工业要“进一步向高级、精密、大型的方向发展。”[17]

为实现上述目标，1958年下半年起，上海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以加强机电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重点建设起一批工业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提高了批量、成套的生产能力，加强了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程度，并筹建了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精密机械、汽车、拖拉机、塑料、合成纤维等新兴工业部门，为上海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始有计划、有领导地部署发展科学技术。上海一方面自上而下先后设置了市区县各级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科研领导机构，另一方面重点聚焦前沿科技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整合产学研各方力量，建设了原子核、数学、技术物理、电子学和力学等16个研究所、地空导弹试制技术基地、工农业等各部门专业研究所（室）或中心试验室等各类专业科研基地，开展了若干具有方向性的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的研制工作。同时，新建了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各高等学校设置了许多新专业。科研所需的经费、器材、基本建设等物资条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了有计划的分配。这一时期，上海夺回了灼伤皮肤面积达89.3％的钢铁战士邱财康的生命，打破了国际文献上关于灼伤皮肤面积70%、死亡率100%的记录，自行制造成功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1万伏高压电桥、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成功发射了上海自行设计研制的T—７Ｍ探空火箭、T-７气象火箭，取得了一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

毛泽东“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构想，引导上海走上了比较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高、精、大、尖”产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为上海日后开展两个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3、毛泽东以“两弹一星”为抓手，打破常规发展尖端技术，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的思想，促使上海提出和实施建设两个基地的目标，并最终初步建成了两个基地。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随着对如何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经验教训的不断反思，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国和美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并逐渐陷入敌对状态，毛泽东对加快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加迫切，并进一步将赶超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尖端技术方面。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18] 他认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要求“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19]对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国要象资本主义各国、苏联一样，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他明确指示：我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2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决心，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之际，对于“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很不一致的时候，毛泽东作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21]的指示，并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22]他要求：“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23]1964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4]

苏联撕毁协议后，在毛泽东“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战略决策思想的引导下，上海抓住机遇，积极主动配合中央要求，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技术。为此，上海提出：即使把裤子当掉，也要把导弹搞上去。[25]在攻克大量技术难题，掌握非常复杂工艺的基础上，上海于1963年取得了分离铀的关键设备元件“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实验室成果、1964年提前两年完成导弹试制任务，1965年导弹打靶成功，同时，上海完成甲种分离膜研制并投入生产，同年交付使用的甲种分离膜首批机组试验产品的性能超过苏联同等产品水平。[26]

为了打好科技这一仗，上海不仅提出“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制造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工业基地之一和我国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27]而且十分注重将研制国防尖端产品、攻克尖端技术与实现上海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新兴技术合二为一，开展重大科技攻关。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战略目标，并明确将中国迫切需要、能体现现代工业水平、并能制造现代武器、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和带动整个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的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硅酸盐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采用和推广18项重大新技术作为科技发展的重点。通过重大科技攻关和第三次工业改组，上海在完成国防尖尖端科技项目研制的同时，不仅解决了许多生产上关键性的技术和理论问题，开发了许多高精尖新产品，提高了原有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了产业能级，而且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半导体材料、无线电工业、电子计算机制造工业等新兴工业，带动了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万吨水压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断手再植、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培育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填补了空白。

到1965年底，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的研发和配套工业体系的建设，上海初步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物质技术基础比较强、大中小企业结合、协作条件比较好、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比较完整的、能适应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研体系。至此，上海两个基地初步建成，为百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了一块极其重要而坚实的基石。

4、毛泽东倡导的“学创结合”、“打破迷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赶超创新的建设指导思想，促使上海研制掌握了一批核心科技，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队伍，奠定了上海建设两个基地的技术和人才基础。

在实施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中国自主创新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首先提出：我们要善于学习。其内涵包括三点：一是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8]二要结合自己的短处学习外国的长处，“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29]“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30]三要注意学习方法，要破除迷信，不可盲目照搬地学。毛泽东认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31]他提出：“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32]其次，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学创结合。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33]在学创结合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4]

基于上述思想认识，毛泽东对中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研制新产品的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1956年到1960年间，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时，就鼓励江南造船厂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这种勇气，并勉励上海机床厂“要走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35]在得知上钢一厂在没有外国专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仅用47天就完成了对生铁的质量要求不高、适应性较强的二转炉车间的建设情况后，毛泽东赞许道：“这个厂大有可为啊！”[36]毛泽东十分赞赏我国科研人员先制造模拟火箭，取得经验后再制作大中型火箭的做法，指出：“先低后高，从小到大，这是发展规律，你们干得不错，再继续努力，再大一点，高一点。”[37] 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从工人中培养科技人才。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上海机床厂培养工人技术人才，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做法，一再嘱咐厂领导： “要全面关心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技术的进步。”[38] 1963年，在宴请上海工人代表时，毛泽东谆谆教导他们说：“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39]他鼓励代表说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要听党的话，要敢于闯，大胆地去创造。他指示市委领导同志，要从工人中培养大学生、工程师和作家。

在毛泽东的反复倡导、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上海在发展现代科技中，十分强调“积极学习国内外现代科技成就，并使之与我们自己的具体条件和优良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在学习的基础上，发挥独创性”。[40]上海科技人员在“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没有资料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制造，没有技术力量就自己培养”的艰苦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刻苦钻研，边学边干，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如攻破了世界难题——转子水冷技术，率先制造出世界首台双水内冷发电机，为我国今后制造更大容量的汽轮发电机，发展电机制造工业和电力工业开辟了道路；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能制造的万吨水压机，为中国大型机械设备的制造奠定了基础；研制出甲种分离膜，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实现断手再植；人工合成出结晶胰岛素，这一切使中国真正实现了科技的自主创新发展。同时，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上海除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发展中高等教育培养外，还注重从工人中选拔优秀工人为工程师，并对其进行重点培养。1960年年初到4月底，上海工业系统从工人干部和优秀工人中共提拔1101人为工程师。[41]此外，上海举办各种培训班，组织“老工人传授队”，提高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为青年工人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毛泽东“学创结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赶超创新的思想指导，培育了上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城市精神，激励上海掌握了一批核心科技，研制出一批高精尖产品，培养了自己的科技队伍，为上海建设两个基地奠定了重要的科学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基础。

二、毛泽东探索国家工业化道路与上海建设两个基地实践关系的几点启示

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赶超战略”及“学创结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重视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思想，使我国经过29年的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核心技术，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上海探索实现工业化的实践，则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有关战略指导思想，并促使上海初步建成了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基地，为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人、财、物和技术的有力支撑。所有这一切，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回顾毛泽东有关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想及其在上海的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为我们今天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道路问题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关键看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及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引导和推进中国工业化建设进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实现中国梦重要的思想、物质和技术基础。历史和实践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全中国力量，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起探索。毛泽东探索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及提出的有关战略，开启了上海工业建设道路的新途径，促使上海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结合自身优势，找准定位，实施了差异化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及建立两个基地的方针和目标，调整了工业结构和布局，攻克了许多尖端技术难关，研制出一批批高精尖产品，提升了工业能级和技术水平，找到了适合上海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初步实现了建设两个基地的目标。历史和实践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全中国力量，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起探索，才能取得成功。

3、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精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实践，孕育和形成了毛泽东倡导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生动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根本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不断开辟新征程、开创新未来的精神支撑。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形成了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强大正能量，推动中国、推动上海突破了西方国家和苏联对我国尖端技术的封锁，掌握了核心技术，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提高了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高了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并进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历史和实践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精神。

（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