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亮

 

图1

1923年，在四川路（今四川中路261号）地块 ，一幢8层高楼拔地而起。这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四行准备库。这幢折中主义但偏向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正好位于四川路和汉口路的拐角处，而设计者又在大楼的正中建造了塔楼，从而使大楼的总高达10层(图1)。由于南、西两个立面都能看到，在视觉上显得格外壮观、雄伟。而大楼的崛起正式向世人宣告了四行准备库的诞生。创设于90年前的四行准备库，是当年北四行合作经营的成功典范。当年，为了“厚集资本，互通声气，藉以提高信誉，扩展业务”，由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共同发起、成立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在我国近代商业银行的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独树一帜。北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便是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兑现中南银行钞票。这在民国时期，也是自近代以来，均属中国商业银行史上的首创。期间历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变故及数度金融风波。不仅得以维持下来，且每每有不俗表现。究其原因，乃归功于，其从一开始便建立了一套不断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遵守。同时，也与准备库从印钞、发行到兑现的各个环节共同努力，环环相扣分不开的。本文拟就这方面情况作一阐述。 

一、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

图2

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图2），7月5日正式开张。[i]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重要性，经过不断努力，中南银行遂于该行正式开张后的第六天，即7月11日获得了发行钞票的许可证。

发行钞票，是银行业筹措资金的主要手段。但发行钞票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为银行带来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由于滥发钞票而引起挤兑风潮，乃至银行倒闭的事件屡有发生。

图3

胡笔江主持中南银行（图3），营业“向主稳慎”。胡笔江从创办中南银行时就考虑到：盐业，金城成立较久，在华北已有相当基础，惟有三行联营，南北呼应，相互支持”[ii]。才是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

图4

1921年11月16日，盐业、金城和中南银行联合召开会议，经过周密协商、讨论，制订了有关三行联合营业的七项决议。半年之后，即1922年7月11日，大陆银行也加入进来，三行联营扩大为四行联营。由于这四家商业银行的业务重心均在北方，故遂有“北四行”之称。当时刊登的《盐业、中南、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广告》内容如下：“本行等为厚积资力，发展金融事业起见，特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于上海汉口路三号内分：一·准备库二·储蓄会 三·企业部 四·调查部 各项联合营业事务 特此广告”（图4）。

四行的总经理们首先考虑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即建立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然后依据章程建立相关组织结构，严格进行管理。

根据《四行联营事务所办事规则》规定，准备库总稽核处、准备库总库、储蓄会总会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四行联营事务所内，合所办公，直到以后四行准备库独立大楼建成。

当然，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还在创办之初，三行联营时，对于中南银行借助外力“联合盐业、金城大陆各银行，组织准备库公开发行”中南银行钞票的做法。当时的北洋政府币制局并不认可。认为“与本局核准原案不符”，后经多方疏通，才又柳暗花明。遂以：“本难照准，惟既据称发行钞票准备金系以现金十足为准备，且准备库系特设机关，设置于四行之外，而钞票名义上仍中南一行独自发行，尚属可行，姑予试办。”在这里，币制局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发行钞票准备金系以现金十足为准备，且准备库系特设机关”；第二：“钞票名义上仍中南一行独自发行”。对于第一点中的“十足准备”为胡笔江所提议，並为其他三位总经理所认可的一项长期方针，而非权宜之计；至于“准备库系特设机关”，是四行联营事务所已经开始实践，並要长期发展的项目。关于第二点，由于原本是以中南银行的名义获得发钞权的。从而确立了中南银行在发行中南银行钞票的主导权。尽管如此，币制局批准准备库发钞的同时，还不忘添加一句：“惟发行额须由本局核定，不得由该四行公议增加。仰即转行该银行遵照仍由该监理官切实检查，准备库现金如有准备不足情事，应随时密报本局，切切此令”[iii]。

二、四行准备库制度

由于北四行的总经理们，对于因军阀政府滥发钞票及政局不稳所导致的挤兑风潮，均有切肤之痛。因而他们在1922年7月11日召开的“四行联营第一次会议”上，从一开始他们就“将中南钞票规定为十足准备。”实现风险由四行共担，利益由四行同享。他们将四行准备库的功能定位为：“专办钞票之发行，准备金之存储，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除与各银钱行号交往外，不兼做其他营业。”[iv]同时“四行营业所内不再设钞票兑现处，俾免混合。”

11月1日，天津准备库率先在法租界21号路63号成立。次年3月27日，上海准备库在英租界汉口路3号成立。5月16日，汉口准备库在俄租界玛琳街45号成立[v]。四行准备库的总库设在上海。

四行准备库总稽核长吴鼎昌

四行准备库的组织机构即依据章程：“在四行联合营业所下设置准备库总稽核处，以四行总经理为总稽核，并公推一人为稽核长，总稽核长任期二年，但得连推连任”，负责对四行准备库的指挥。推定周作民、胡笔江、谈荔孙、吴鼎昌为总稽核，组织总稽核处；并由总稽核推定吴鼎昌为总稽核长。

四行准备库总库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总库主任未聘定以前，由吴鼎昌暂行兼任，筹备一切。[vi]各分库均设库长、副库长各一人，处员酌设若干人。准备库主任在总稽核长的指导下，“指挥库长及其他职员办理总分库发行、兑现、收存、准备调拨款项、考核处员勤、惰等事。遇事体较大者，随时由总稽核长商决于四行行之”。

四行准备库从一开始就从规避挤兑风险出发，标榜十足准备金，但并非一成不变。

以后由于发钞银行之间的竞争，原先的十足准备金也就改成两部分；即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准备金随即改为六成现金、四成保证。但随着领券额的高低，可以调换。1927年，又改为五成现金，五成保证。至1931年3月，在重新修订的《四行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规约》，又改回到六成现金四成保证,[vii]。并进一步确立了中南银行作为主发钞银行的权威性。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统一全国币制。正式宣告了四行准备库结束其历史使命。从1922年创办到1935年完成使命。在这短短13年的时间内，四行准备库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其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四行准备库的相关规章制度，也随时作了增改。下面仅以《库鈅保管规则》为例，了解准备库是如何严格内部管理的。《库鈅保管规则》总共有七条，适用于沪库和津库。分别规定了上至处（库）长，下到管库员的职责。其中有四条涉及处长副处（库）长的：“一、大库门两道鈅匙：一道由处长亲自掌管；一道由出纳掌管；二、库门启时，由出纳、领组或其所指定之员，向处长或副处长领鈅；闭时交鈅；三、处长、副处长、领组所管之鈅，启闭后必亲自收藏。但遇晚间需用，处长副、处长因公不能在库时，得委托他员暂管，该员应于闭库后当晚亲自送交处长或副处长；六、库上所存契据等要件，应藏保险柜中，其鈅匙由处长、副处长亲自收管”。从中可以看到库鈅保管的重要性，与库鈅同样重要的是“库上所存契据等要件”。由此也突显了处长、副处长的责任重大。在上述的一、二、三条中还分别涉及了出纳和领组的职责。此外在四、五条中亦有规定：“四、出纳、领组之下，管库员中，应指定一人，负管理钞票之责。钞箱用不同之鈅两道，鈅匙两把：由出纳领组执管一把；由管钞专员执管一把。每次启箱取钞时，务须出纳领组或派员会同该管员，共同启闭负责；五、出纳、领组之下，管库员中，应指定一人，负责管理现金之责。出纳、领组必须每日考查一次，与专管员同负责任。”在上述两条中，规定必须指定专人分别保管钞箱和管理现金。並明确“钞箱用不同之鈅两道，鈅匙两把：由出纳领组执管一把；由管钞专员执管一把。每次启箱取钞时，务须出纳领组或派员会同该管员，共同启闭负责”。以杜绝可能存在的舞弊。对于现金管理，则“出纳、领组必须每日考查一次，与专管员同负责任”。最后一条主要针对京库厦门库：“七、所有京库、厦门库保管事务，由津库、沪库酌量情形。本此意自行规定，迳函办理。”该规则虽然仅有七条内容，却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准备库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的“向主稳慎”精神，及严格的科学态度。[viii] 

当然，四行之间并非没有磕碰和矛盾。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一旦遇有风险时，各行难免各扫门前雪。此时独独苦了钞票的冠名银行中南银行。在中南银行的胡笔江的坚持下，四行总稽核及有关人员于1931年3月重新修订了《四行合组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规约》、《四行准备库规约》、《四行准备库发行章程》、《四行准备库办事章程》等文件[ix]。此外，还以中南银行的名义，与四行准备库增订了《四行准备库办理发行中南银行钞票与中南银行特定规约》。在《四行合组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规约》中，特别强调了一旦发生挤兑风潮时，准备库应预先按各行领用钞票数额征集准备金备用，若四库兑入各行暗记券不及理出向行取现，按各行保证金额的比例向各行征集现金时，应付之各行不得拒付。这次改约对于中南银行来说，达到目的，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改变：其一，强调了中南银行的主导地位；其二，收回了包括诸如印钞、加印暗记在内的所有钞票发行前期准备工作的权利。从而增强了准备库的安全感；其三，进一步了理顺了中南银行、准备库及其他三行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各自的责、权、利。从此改变了以往每遇金融风险，中南银行首当其冲，孤身应战的局面，真正做到四行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因此，面对以后的挤兑风潮，便能处乱不惊，应付裕如。从而增强了中南钞票的信用，显示了北四行的实力。

三、关于 准备库的发钞额

四行准备库不仅成功地规避了挤兑风险，且取得了发钞额稳步上升的骄人业绩。1922年四行准备库成立之初，截止这一年年底，四行准备库对外公布的发钞额为250万元，实际仅205万多一点，即2,052,398元。其中壹元券197,825元；伍元券773,875元；拾元券839,300元；伍拾元券130,200元；壹百元券111,000元。在这一年全国重要发行银行总额中仅占2.12%。此后，四行准备库的发钞额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第二年即1923年发钞额已超过千万，达到14,071,540元。其中“津库四百四十二万余元；沪库八百四十三万余元；汉库一百二十一万余元”。内有壹元券1,160,655元 ，伍元券5,440,495元，拾元券6,905,640元，伍拾元券278,750元，壹百元券286,000元。此后数年发钞额均在1200万元以上。1926年，对四行准备库来说，是发钞额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一年：“本年二月中旬，即旧历年底、年初，曾增至一千九百五十三万，为开办以来我库流通额最高之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月底，汉口各发行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波及四行准备库。“旬日间兑进八十余万，故四月初旬总额减至一千四百五十余万，为是年流通额最低之数。以后渐增，” 然而“汉库自九月以来，战氛日迫（指北伐军攻打武汉－笔者 ）”，导致“本券骤减”。俗话说祸不单行，“十一月底，厦库发生挤兑事，三四日间兑进八十余万，故十一月底总额仍只一千五百八十余万。十二月间汉券流通仍日减不已，至决算日计总额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余元。”其中“津库常在五六百万间，最高至八百五十万，决算日为六百二十七万；沪库常在六七百万间，最高八百七十万，决算日为八百十万（内厦库一百零七万）；汉库本常在二百万以上，最高亦会至三百万。三四月间，以挤兑稍减，然旋即恢复。九月以后则以时局关系有减无增矣!”在该年度发钞总额中共有壹元券1,171,902元，伍元券8,022,180,元，拾元券5,844,880元，伍拾元券210,900元，壹百元券170,900元。1928年发钞额迅速蹿升近3000万元，即29,645,905元。“综计一年间增加一千二百余万”。这连准备库也认为：“为在年所未有”。具体而言“津库流通额由七百四十余万，次第增加至年底为八百六十余万。其中四行领发者八百万，津库自发者六十余万；沪库年初流通额为九百七十余万，至十二月底超出二千万之关，一年之间，沪钞增加至千万有奇。其中除厦字券常在一百六七十万左右外，沪四行领发者一千二百八十余万，汉四行领发在者四百三十余万，沪库自发者一百九十万有奇。至于汉钞年初流通额十四万，中间略有增减，年底增至二十四万，与津沪相比瞠乎后矣!”在该年度发钞总额中共有壹元券2,147,985元，伍元券12,396,860,元，拾元券14,707,760元，伍拾元券189,000元，壹百元券204,300元。到了1930年年初更是“发行总额增至三千五百三十万有零，以后愈增至十月二日超出四千万，至年底决算日增至四千九百一十八万，为是年流通额最高之数。其中共计（中）南（银）行领用一千七百八十四万；金（城银）行领用一千五百二十三万；（大）陆（银）行领用六百八十万；盐（业银）行领用六百三十二万；准备库发行二百九十七万。至各库分计；津库在年初流通额常在五六百万之间，决算日为六百四十余万。其中四行领用者六百十三万，津库自发者二十九万；沪库流通额初为二千七百二十二万，四月末超出三千万，决算日为四千二百五十余万。其中除厦字券由厦南行领用者五百四十五万外，计沪四行领用者二千七百七十余万；汉四行领用者六百七十一万，沪库自发者二百六十四万。三月起汉库改隶沪库。汉钞情形虽较前年略佳出入，仍属有限。在四月间最高流通额曾至七十万……决算日为二十一万左右。所有津沪两库准备金自本年起至廿四年库务收缩日止，每星期公告一次。津库现金准备常在八成以上，沪库现金准备常在六成以上”。在该年度发钞总额中共有壹元券3,296,691元，伍元券27,941,115,元，拾元券17,348,250元，伍拾元券320,200元，壹百元券278,400元。1931年“二月中旬（即旧历年底年初）”又达到了“本年流通额为五千二百十七万，以后渐减”至1934年，每年的发钞额均保持在4300万元以上。1935年更是达到印钞1.03亿元，其中流通券7228.24万元[x]。这一年发行总额“在一二月间（即旧历年底年初），尚能保持最近五年平均状况。自三月初起即日渐减少，至九月下旬减至最近五年中流通额最低之数（二千八百六十余万）。十月间略有增加，至十一月二日财政部命令币制发行统一。因此四行及会所用增多，均各巨额领用，开流通额历年所无之最高纪录。”“其中计南行领用者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五千元，金行领用者一千五百八十五万八千元，陆行领用者一千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元，盐行领用者一千零八十二万八千元，储蓄会领用者一千零二十万元，本库发行者二百八十九万余元。此最后流通额之大概情形，”“至各库分计；沪库沪字券在年初流通额为三千一百三十五万余元，……最低额为一千八百五十四万余元（九月下旬），最高额五千三百八十七万余元（十一月二日）；厦字券流通额年初为四百十三万余元（最高额），……至五月中旬减至二百二十四万元（最低额）……至十一月二日增加至二百八十九万余元。统计沪字券由沪四行领用者二千八百十八万余元，津四行领用者一千二百三十万元，汉四行领用者一百九十九万余元，储蓄会领用者一千万元，沪库发行者一百三十九万余元（厦字券均南行领用）；津库流通额全年变动较少，年初为七百七十二万余元……最低额为六百三十九万余元（五月中旬），最高额为一千二百四十五万余元十一月二日骤增）。其中津四行领用者一千一百零五万三千元，津库发行者一百四十万余元；汉库流通额年初为一百四十三万余元……至八月上旬减至一百零六万余元（最低额），至十一月二日骤增至三百零五万余元（最高额）。其中由汉四行领用者二百七十六万二千元，汉会领用者二十万元，汉库发行者九万余元。统观三库流通额，以二十四年一（1935）与二十三年份比较，增减变动甚巨，达四千三百六十余万之差额。”其中“计沪字券增二千二百五十一万余元，津字券增四百七十三万余元，汉字券增一百六十一万余元，厦字券减一百二十三万余元（汉库则汉钞增而沪钞减，增减相抵，较上年增七十六万有奇）。统计本年流通额较上年决算日增多二千七百六十三万余元。”在该年度发钞总额中共有壹元券4,033,745元，伍元券43,267,185,元，拾元券24,484,920元，伍拾元券289,450元，壹百元券207,100元。[xi]在这一年全国重要发行银行发钞总额中占12.28%，高于占11.86%的交通银行而位于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排行第三。可谓成绩斐然，这正如中南银行在营业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该库成立以来，成绩良好，颇受社会所信仰。钞票流通愈多，信誉愈见增重”[xii]。

四、 关于准备库的印票、票本及回笼

图5

图6

图7

图8

既然准备库的功能定位于“专办钞票之发行，准备金之存储，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除与各银钱行号交往外，不兼做其他营业。”那么确保高质可靠和稳定的票源，便成为准备库首当其冲的任务了。而选择具有相当口碑及权威的印钞机构，是摆在准备库管理者目前最迫切问题。好在吴鼎昌等人本来就是银行业的佼佼者，谙熟此道。他们先后选中了美国钞票公司、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和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等三家合作伙伴。其中美国钞票公司为其首选。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即于民国十年(1921年)下了第一批订单。这便是人们所熟悉的，以“指南针图形”(实为日晷----下同，笔者)为钞票正中图案的中南银行钞票。钞票分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和壹百元五个品种。在指南针主图左右两侧分列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和壹百元图形，主要颜色分别为蓝色、紫红色、深赭色、橙色及桃红色。票面地名分别为天津、上海、汉口和厦门，钞票“全形为横长式”，采用英制长度单位。钞票正面为中文，“反面英文行名在上方当中”。该版钞票于当年12月7日付印，计有壹元券八十万元，共八十万张；伍元券二百万元，共四十万张；拾元券一百六十万元，共十六万张；伍拾元券三十万元，共六千张；壹百元券三十万元，共三千张。该批次钞票分别于1922年2月14日、3月9日、3月17日和4月11日，分四次发运。该钞票日后多次再版。（图5、6）虽为1923年3月5日加印的伍元券，共印三百万元，合六十万张。其冠字号在BM600000之内，但仍属初版。（图7、8）的票面上尽管也印有“中华民国十年印”的字样，其实却是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11月14日，由美国钞票公司再版印制的产物，其冠字号在AQ800001－AQ1000000之间。该批次共印一百万元，合一百万张。分别于1931年1月29日和2月16日，分两次装运回国。

图9

图10

图11

图12

为了进行比较，四行准备库又与伦敦华德路公司签订合约。並于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2月22日印制了壹元券和拾元券两种钞票，共计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壹元券二百万元，拾元券一千万元。为这便是人们所熟悉的，以“五族共和”为内涵的民国十六年版中南银行钞票。其中壹元券正面正中图案采用民国三年银元嘉禾壹元的图案，在其上方自左至右分别为蒙古族、汉族和满族女子头像，分别代表蒙古、汉和满三个民族；背面正中为民国三年银元袁头像，在其上方的左右分别为藏族维吾尔族女子头像，分别代表藏、维吾尔两个民族，整个钞票的画面设计，体现了民国初期五族共和的政治思想。它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和谐相处。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年4月22日《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但是真正将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并形成全新的近代的民族意识的，却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大中华思想。大中华思想的政治核心就是五族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表达了他们要建立“民族平等”的新国家的深切愿望。该票正面一大部分为黄色。票面地名分别为天津、上海、汉口和厦门，钞票“全形为直长式”，采用英制长度单位。钞票正面为中文行名，“反面英文行名在上方”。（图9、10）拾元券钞票“全形为横长式”，采用英制长度单位。钞票正面正中为拾元“四方花叶图形”，在其上方为“中南银行”中文行名；在其左右分别满族和汉族两个女子头像。钞票背面正中为维吾尔族女子头像，在其上方为英文“中南银行”行名；在其左右分别为藏族和蒙古族女子头像。票面主要色彩为水黄色（图11、12）。该批次钞票于1927年分七次发运。

图13

图14

以后准备库又联系了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也订立了印钞协定，于是便出现了民国二十一年版的伍元券。该钞票正面“中伍元图形，左指南针图形右中南水印”，大部分为淡黄绿色；背面中间大阿拉伯数字“5”，其下方为英文伍元，其上方为英文行名。图形大部分采用水黄色和淡紫色。钞票“全形为横长式”，采用英制长度单位。票面地名分别为天上海、汉口。（图13、14），冠字号为F，属于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1月5日印制的钞票。该批次共印五百万元，合一百万张，分两次装运回国。

通过多年打交道，准备库对于合作伙伴加深了了解，从而争取到了主动权和谈判的筹码。例如当 1930年准备库发现“壹元本钞现在库存无多”，而“四行需用甚殷拟添印贰百万张，计票面贰百万元以资应用”时。由于有了比较，因而清楚地了解：“查壹元本钞有美印、英印两种。美印价贵，英印货劣”。随即采取行动“一面与美钞公司再三磋磨，由原价每千张美金拾陆元减至十贰元照原样订印壹百万张，约定三个月运来，运费在内；一面与英钞公司（华德路）商定壹元券新样，仿照美式加以水印纸张，亦照美钞每千张英金贰镑伍先令（合美金拾元玖角叁分）。制版费及运费均在内，惟制版需时约须六个月后方可印成。”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处事的灵活性其达到了降低了票本减少开支，从而实现少花钱，办好事的效果：“两共订印壹元新券贰百万张，计需印刷费美金壹万贰千元，照时价约国币肆万肆千肆百余元；又英金贰千贰百伍拾镑，照时价约合叁万玖千壹百余元，两共约需国币捌万叁千伍百余元（关税在外）”[xiii]

自1922年开始，直到最后结束其发钞的历史使命，准备库一直在努力追求降低票本。据准备库统计，“本处报告四行总处票本清帐自第一次（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至第七次（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计票本九十九万二千四百二十七元六角二分”。其后，1932年从1月22日起至12月31日止，票本“共计国币壹拾捌万捌千伍百贰拾捌元贰角柒分。”如上所述，准备库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在保证钞票质量的同时降低票本。这从准备库写给中南银行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印价“甲、美钞公司第一次订印（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元券每千张美金二十二元，五元券每千张美金二十五元，十元券每千张美金二十九元，五十元券每千张美金七十元，百元券每千张美金八十七元 ”。以上印价均不包含 运费、保险费。到了1928年12月22日美钞公司第二次订印 时，虽然仅有一个品种即：“ 五元券每千张美金二十二元”，但不仅每千张印价回落美金三元，而且还包含运费、保险费在内。紧接着的美钞公司第三次订印，五元券印价从先前的每千张美金二十五元降至十七元七角五分 再降至 十六元五角 ；一元券则从原来的每千张美金二十二元，猛降至十二元 ，几乎拦腰一刀。不仅如此，所有运费、保险费 还包含在内。同样在1926年3月31日 英钞公司第一次订印 时， 一元券每千张二镑六先令九辨士，十元券每千张三镑十一先令六辨士 内含运费、保险费，但制版费除外。等到了1930年11月19日英钞公司第二次订印时，印价为 一元券每千张二镑五先令，虽然降幅有限，但制版费、运费、保险费均已包含在内了。以后印价都一直维持稳定，直到准备库发钞业务结束。

图15

准备库除了做好印钞和发行工作外，对于钞票的回笼工作也是十分重视和严格管理。还在建库之初便已制定了《各埠兑券临时处理方法三则》，其具体细则如下：“一、凡持有中南钞券来库兑现者，应即照常收兑、兑存，以后分别票额，随时雇佣切纸匠（如能自备切刀，自行切角，尤为稳妥）将该券切角（应切尺寸见图15）。切角后将该券之右边大半页，有“中南银行”字样者，用瓦罐装好点焚净尽（烧尽之灰仍保存，防未烧尽）；其该券之左角上端而留存之票额、号码及半个地名字样，应即妥慎保存。分别票额，让开号码，在适中地位打眼，用纸捻串好，每一百张为一扎，並加盖某某之监切戳记，以备查考；二、每日兑存数目及切毁数目均分别函报，並将切毁券角之票额列表寄沪备查；三、各雇佣切纸匠切券时，进出均应严密搜检，以防夹带或透漏情事”。[xiv]由于当时的钞票的主要功能为兑换券，因而准备库高度重视钞票的回笼和销毁环节。虽然处理方法仅有短短的三条，但从中可以看到每一条都制定得非常具体、细致。

四行准备库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骄人的业绩原因有四：其一，建立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四行准备库稽核处章程》等稽核检查制度的建立，使四行准备库从一开始便处于科学的管理之中；其二，重视社会信誉，恪守十足准备的稳慎原则。四行准备库一贯标榜十足准备，虽然现金准备与保证准备的比例有所变化，但直至该库结束时，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不动摇，截至1935年11月3日，四行准备库共发行流通券7728.24万元，而此时库中的准备金为：现金准备43,405,490.8元，保证准备金28,876,909.2元，共计7228.24万元，两者完全相等[xv]。不仅如此，四行准备库每月还将发行的现金数额在报上公布，并由会计师按时审计，以彰信誉，因而有效地规避了风险，使中南银行钞票名声日隆，发钞额稳步上升；其三；遇事协商，同心协力。因而，彼此间虽有利害冲突，但仍能求同存异，齐心协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1年重订各种规章制度，平均四行间的权力和义务了；其四，这也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准备库员工，长期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结果。

综上所述，虽然四行准备库的历史较为短暂，但它毕竟是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成立后启动的第一个项目。四行准备库成长发展的过程，既是其规章制度不断修改、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业务水平不断成熟，提高的过程。从而实现了银行发行钞票“一方可减外券发行之力；一方可增内国经济之资”的初衷[xvi]。

注：本文中所用“中南银行钞票”照片，均由王允庭先生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