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博特展《玉楮流芳-宋元古籍展》
2023年5月16日至8月13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此次展览精选出66部宋元时期的写本、刻本和拓本。“玉楮”原意是玉做的叶子，是对纸张的美称。宋元时期纸张仍然金贵，以“玉楮流芳”为此次展览命名，不仅指宋元古籍名贵，也指书籍内容流芳后世。
箧中珍宝 传世流芳
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的重要载体，既具有精神属性，同时也具有物质属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在古籍中得以传承和延续。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古籍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
展厅一角展示的各种珍贵典籍
那些饱经风霜的古籍，每一丝历史痕迹都是他从时光深处为我们负重带来的宝藏。心怀慈悲，目有智慧，能看懂这些，方能懂得他们的不易，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古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恰恰是它看似是一张纸，实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会和你娓娓道来岁月深处的过往。
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古籍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造纸术进入成熟阶段，制墨术步入转型发展期，印刷术更是臻于至善。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以纸张为载体，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采用手书传抄、雕版刷印和刻石拓印等制作方式。无论字体、版面、装帧，宋元古籍都体现出了艺术之美，因而也成为历代藏家的箧中珍宝。
宋临安王念三郎家刻本金刚经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典籍主要采用手写传抄的方式来进行流通。即便是印刷术发明之后，手写传抄之本也一直存在于知识流通领域。受制作方式的限制，写本存世量远不如刻本，故显得更加珍贵。相较于印本，有一些写本的底本来源更为可靠，文本内容更为丰富，因而更加具备文献价值。可以说，写本一直是古籍中一类特殊而有益的存在。本次展出的七件宋代写本，皆是“传世本”身份，他们从写成开始，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历史在这个人世间悠久流传。
现存最早王安石文集
假设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没有被发现，那这些宋写本佛经绝对是古籍世界的金字塔顶端。即便是有敦煌遗书横空出世，这些写经还是意义非凡，不止是他的艺术魅力，还有沉浮的身世。
展览中宋元刻经是另一个看点，这其中归属于大藏经范围的《赵城金藏》零本和《普宁藏》零本颇具标本意味。上博的《赵城金藏》是值得细致品味的宋元佛经。最早的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传世只有13卷，实难相遇，而《赵城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所以往往可以观《赵城金藏》弥补难觅《开宝藏》的遗憾。《普宁藏》是《圆觉思溪藏》的覆刻本，所以观《普宁藏》亦可对南方大藏系统有比较直观的认知。《赵城金藏》和《普宁藏》同场展陈，就把大藏经中原系和南方系的特征都做了充分呈现。有一卷《普宁藏》还保持是当初佛经护衣，其独特的装帧样式，让人眼前一亮。除了《赵城金藏》和《普宁藏》之外，更古的《雷锋塔经》（刊刻于北宋开宝8年）也颇具亮点。《雷峰塔经》虽然开本小，刊刻工艺亦不能和《开宝藏》后的宋元大藏佛经相媲美。难能可贵的是他孤脉传世，吴越王钱俶刻完这四千多卷佛经之后，全部封存在雷峰塔的砖缝中，若非“雷峰塔的倒掉”，这部宏大的佛经恐至今还被“蒙在砖中”。《雷峰塔经》在民国年间被发现后，多有改观，加配隽画，小巧精雅，其装帧美感已经超越了一般佛经的范畴。
《妙法莲华经》
华章璀璨 古椠生辉
雕版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至迟在晚唐时期已经成熟。到宋代，雕版印刷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典籍制作方式。宋、辽、金、西夏等政权都十分重视佛经，共雕刻内典十余次，版约百万块。至于外典，以浙、蜀、闽、平水等地为刻书中心，刊刻虽多，但今存于世者已稀如星凤。元承宋制，以官、私、坊刻三大系统雕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其中不乏精契佳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南宋时候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活字印刷本主要从明代开始使用。
南宋景定金华双桂堂本《梅花喜神谱》是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并以诗配画，题材十分新颖。所谓喜神，可理解为古代写真或画像，因此该画谱以拟人方式命名，趣意盎然。像这样的图文并茂的清赏主题本子不多，能和他媲美的大概只有围棋谱《忘忧清乐集》了。要到了明代，才大量出现图文类的善本，比如《程式墨谱》、《三才图会》、《本草纲目》等等，所以《梅花喜神谱》的刊刻体例非常领先。而且此画谱虽有清代的重刻和复刻版本，但宋代流传的版本就此一本，属罕见存世孤本。真可谓“梅景伉俪，书中有玉”。
南宋景定金华双桂堂本《梅花喜神谱》
一本宋刻本《梅花喜神图》，生动呈现当年潘静淑与吴湖帆琴瑟合鸣之景，潘家以此书贻之，寄予护持之情，二人喜不自胜，即以梅景（同影）名其居，又成一段佳话。
《梅花喜神图》
到了明代，才大量出现图文类的善本，比如《程式墨谱》、《三才图会》、《本草纲目》等等，所以《梅花喜神谱》的刊刻体例非常领先。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的作者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因为晚清民国的期间著名的刻本《密韵楼景宋七种》之《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也是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的递藏关系非常复杂，所以也就留下大量的鉴藏印章和题跋。我们所遇见的古籍，往往不是封印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生长，经历众多文人藏家的文化共建，或是遭遇种种劫难星散支离。这恰恰也是古籍的魅力所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再只是一个形容，而是你目光所及之处的各种沧桑。
《梅花喜神谱》最近的一站来自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吴湖帆是海派文化的重要人物，在当下的海派文艺界也备受推崇。吴湖帆夫人潘静淑30岁生日时，其父将此谱当生日礼物送与女儿。吴湖帆的收藏颇丰，尤其是书画和碑帖，近代此时空中无出其右。古籍虽然不是他的长项，但亦有强烈的吴氏特征，经过名手修缮，请学者进行题跋和题咏，更是增加了该画谱的文化附加值。上有吴氏伉俪所绘绿萼梅图。
传世之作——龙舒郡斋《王文公文集》上博藏残七十六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卷一至卷七十，两部分加起来基本能凑成一整部，纵有一二残页，亦无大缺憾矣。2020年又有三卷被发现，单单这三卷就卖出了2.6亿的天价，足见这套书的价值了。和一般的传世孤本稍有不同，《王文公本文集》天生就是传奇，因为他所用的宋代的公文纸和宋人信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量，所以他比一般的古籍身量翻倍。古人印书，有很多别致的情怀，尤其是在用纸上。这次上博的展览页只见公文页，未见尺牍，有点遗憾。
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
这套古籍的更传奇之处在于他曲折的递藏经历，晚清之前他都被深藏于清宫大库，秘不示人，直到宝应人刘启瑞“食旧德斋”收藏，这套书才开始了新的传奇。古籍的递藏是历史细节的具象一脉，有他独特的显影功能，可把身处历史洪流中形形色色的人，光怪陆离的事都收拢在一个小取景框中，看得真真切切。
宝拓传真 传承历史
与雕版印刷典籍一样，将碑石或木版上的文字拓印在纸张上，亦可将典籍、文字化身千百，广为传播。以纸张拓印碑版之事，大概起源于南北朝，其时已有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拓本。传世唐拓本，以敦煌遗书中流入异邦的四种最为可信。宋拓本纸墨灿然，拓工精良，因而存世数量相对可观。至于元拓本，因元代国祚较短，往往难以遽定，而多与宋拓混称。就宋元拓本而言，世人于碑重唐，于帖重宋。
古籍《麓山寺碑》
贞观二十年（646）七月，玄奘上表向唐太宗进献新译经论，请太宗作序。至二十二年（648）八月，太宗始撰成《大唐三藏圣教序》，随后皇太子李治也撰成《述圣记》，此处传文称:“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
怀仁是一名政治和尚，巴结献媚武氏一门。此次展览同时展出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怀仁集王圣教序》拓本，可以同步看到不同时期和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所在。
大历六年(771年)，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此时颜真卿已在晚年，笔力刚健浑厚，开阔雄壮，布局充实，大气磅礴，被历代书家誉之为“天下第一楷书”。麻姑仙坛记原碑石早已不存，现在流传的有大字、中字、小字三个版本，也多是后朝翻刻，宋拓本极少。
这次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字麻姑仙坛记》，除了戴熙题跋的一本外，还有一个残本，仅余两开。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老师说：“今此二开，正与上图本相合，本系上图本的第14、23开……”所以原本和散失的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在上海重聚，虽然分离两处，但相距如此之近，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了。
二十年前，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成功从美国抢救购回一件国宝级珍贵文物，并专门为此举办了特展，在文化界引起轰动。今天，就在当年的展厅里，这件国宝也重新回到展厅，作为压轴展出，它就是《淳化阁帖》“最善本”。编刻于北宋的《淳化阁帖》，由翰林侍书王著选辑内府秘阁珍藏历代名家墨迹法书，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丛帖始祖”。所谓“最善本”，是与现今留存在世的其他《淳化阁帖》版本比较，乃时代最早的版本。当年归来时，被中国文物界称为“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回归文物”。
《淳化阁帖》
再现《长安三万里》的珍贵典籍
《长安三万里》中，相继出现边塞诗人高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饮中八仙歌”贺知章、张旭、崔宗之，边塞诗人王昌龄、岑参，书法大家李邕，李白至交丹丘生，“唐代乐圣”李龟年等。“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众多古籍中，也有与《长安三万里》相关的古籍。如“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大鹏赋并序（节选）》
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歌注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长安三万里》中少年杜甫与高适在长安初见，怅然曰：“在长安，人人都会写诗。”何曾想，他将是备受后世尊崇的与“诗仙”并称的“诗圣”呢！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宋刻本，千百年来传诵至今，真可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工部草堂诗笺》
《郎官石柱记》（唐）陈九言撰，（唐）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刻石，宋拓本。碑文为尚书省郎官题名前的序文，原石久佚。此为孤本，是张旭传世的楷书精品。翁方纲等题签，王鏊、王世贞、王世懋、翁方纲、永瑆、何绍基等题跋，都穆、王整、王世贞、宋荦等旧藏。《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0582）、第一批《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
古籍《郎官石柱记》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刻，座上有汝阳王、贺知章、李邕、张旭、王昌龄、岑参、崔宗之等。展览中有唐代书法家李邕撰并书碑文二种，皆为唐开元刻石宋拓。可见开元年间是李邕得意之时。作为晚辈的李白，有《上李邕》一诗如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其中，脍炙人口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即出自此诗。古籍《李思训碑》（唐）李邕撰并书，唐开元八年（720）刻石，北宋拓本。碑文详细记述李思训生平事迹。碑为桥陵陪葬碑之一。李思训为唐代著名山水画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谭泽闿题签，徐渭仁题跋，陆恭、徐渭仁等旧藏。
古籍《李思训碑》
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首批上海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上海博物馆一直高度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保护和展示工作。上博收藏有宋元古籍数十部，这些古籍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甚至孤本，兼具版本文献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