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残酷的“文化围剿”,红色书刊往往通过秘密渠道发行,还会采取伪装书的形式,即在封面印着伪装书名,或采用其他形式进行伪装。1946年2月在上海出版的“灯塔小丛书”就是一套具有代表性的红色伪装书。本期“跟着档案学党史”就让我们通过这套丛书,感受思想文化战线革命斗争者的智慧与韧性。
“灯塔小丛书”由中国灯塔出版社1946年出版。灯塔出版社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秘密出版机构,由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派人负责。此系列封面均无文章标题和作者姓名,只有“中国灯塔出版社出版”字样、年份、丛书系号标记和一座小灯塔。
该丛书64开大小,每本只有二三十页,携带方便,售价仅相当于一张报纸的价格。“灯塔小丛书”实际是我党延安整风文献的汇集。由于这些文献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严禁发行的,为掩人耳目,灯塔出版社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23篇重要文献,分散在14本书中,每本登载一两篇文章。
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灯塔小丛书”有8种,分别是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朱德等著的《论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1946年由中国灯塔出版社出版的“灯塔小丛书”系列(上海市档案馆藏)
读档笔记
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书刊的查禁制度
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本侵略者,都在所控制区域采取高压政策,对革命书籍、报刊实行封锁、扣押甚至禁毁,限制中国共产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等的进步书刊屡遭查禁。
伪装成《文史通义》的《论持久战》(来源:“国博君”公众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舆论的控制更加严格。各级新闻检查机构也纷纷移师上海、北平(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意图维持国民党政府在舆论管理上的垄断地位。同时,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1945年9月)、《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1947年12月)、《惩治叛乱条例》(1949年6月)等涉及控制舆论的法令。
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及遭迫害的报刊达724家。从1946年1月到8月,仅北平、天津、上海、昆明、广州就有249家报纸、刊物、民营电台被封。
董竹君与“灯塔小丛书”的印刷
“灯塔小丛书”的印刷和董竹君有关。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长期利用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为党工作。1945年初,党指示董竹君创办秘密印刷所。董竹君从锦江饭店抽出一部分资金,盘入马浪路(今马当路)377号永业印刷所,秘密经营。到1946年,永业印刷所机器设备不敷应用,董竹君又拿出30两黄金,盘入协森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设备及一楼一底房屋,仍用协森印务局店名开设,依然是秘密经营。
根据陈家康传达的指示,协森印务局先后承印过《解放》周刊、党的七大文献以及这套有名的“灯塔小丛书”。这些党的重要文献,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还是第一次印刷出版。据董竹君回忆,“灯塔小丛书”每印一批,就会有地下党人来印刷厂把书取走,通过秘密渠道发行。
“灯塔小丛书”刊登的文章(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董竹君的印刷厂中,“灯塔小丛书”是出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读物,一版再版,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后因国共和谈破裂,战火重燃,董竹君所办的几所印刷厂也应形势变化而停业。“灯塔小丛书”的纸型被地下党的同志带到香港继续印刷出版,再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内地,继续发挥着舆论号角的作用。
学史链接
红色伪装书
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为冲破反动当局对革命、进步书刊的查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传播中共领导人著述、党的重要文件及时事评论,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宣传品——“伪装书”(又称“托名本”“伪装本”)。其通常做法是改换封面,换上与内容毫不相干的书名,或采用当时流行的文艺小说、通俗读物的名称甚至看似庸俗的书名,亦有伪托或虚构出版者、出版地,改换译著者或不署译著者姓名等,用以掩盖书中的内容。
例如:1928 年11月创刊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先后出版过 64 期,第6期伪装封面为《快乐之神》,第26期伪装封面为《时业周报》,第27期伪装封面为《平民》,第30期伪装封面为《光明之路》,还用过《红妮姑娘艳史》《经济统计》《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佛学研究》等约 16 种假名。
封面伪装为《快乐之神》的《红旗》第6期(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市档案馆就保存着一批珍贵的红色伪装书。以内容划分,可分为中国共产党文件汇编、时事评论汇编、重要事件介绍等类别;在伪装形态上,有的仅伪装封面,有的是封面及书中部分内容伪装,前半部内容或许确实对应书名,后半部则变为货真价实的革命宣传品。这些以“伪装书”样式存在的红色书刊,见证了白色恐怖下革命斗争的残酷严峻,彰显了革命者的高超智慧,成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重要武器。
(来源:“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