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新闻管理简况
本文所指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指从事新闻业务的记者和编辑。
一、人员管理
晚清时期，上海新闻从业人员主要是一些精通文墨的知识分子，受聘于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传教士依靠他们做翻译、编辑，以传播教义和西方的科学知识等。清同治年间《申报》创刊后，一些上海邻近地区的秀才，纷纷前来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如张元济、章太炎等。
民国时期，上海的新闻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也随之扩大，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上海曾出现过史量才、戈公振、陈景韩、俞颂华等著名新闻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纷纷运用报刊、鼓吹革命，先后加入到新闻专业人员的队伍中来，其中有些人后来改行从政，成为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新闻专业人员中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民国初年有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30年代有范长江、邹韬奋、恽逸群、陆诒、孟秋江等，民国后期有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据1947年9月上海报业登记的20家报馆的不完全统计，共有记者、编辑600人。
民国时期，上海新闻界的人事管理，基本上有两种情况：政党社团的机关报刊，分属各自的主办单位，社级负责人的任免奖惩均由主办单位决定；内部工作人员的任免奖惩，则由报级负责人决定。各个新闻单位人员编制有一定限额，工资标准参照机关同级人员的标准。民营报社的社级负责人的任免由董事会决定；没有董事会的，由报社主要负责人自行决定。编辑、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印刷工人，由报社聘用或雇佣。工资标准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二、机构
清末，上海先后出现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的报纸、维新变法派办的报纸、资产阶级民主派办的报纸，经费不多，规模很小，最少的只有几人，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编好后委托印刷厂印刷，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商业性报纸出现，促进了上海报业的发展，报馆的规模逐渐扩大。上海的报业主要采取以下领导体制：
1、发行人（报业主）或主笔负责制。清末、民国初年的中文报刊，都由发行人（报业主）投资或集资开办，为了便于运转，在发行人或委托主笔负总责的情况下，主要采用“帐房间” （相当于总经理部）领导“主笔房”（相当于编辑部）的格局。“帐房间”统管一切业务，包括来往信件、稿件、广告、报纸拼版、付印、推广发行等。“主笔房”主管编辑业务，没有专职记者。
2、董事会下的总理处或总经理负责制。1893年《新闻报》问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1927年形成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理处或总经理负责制，总理处负责领导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并首先设立了独立的采访科，有了专职的外勤记者；最早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编辑部，下面还增设了经济、教育两科，开辟了“经济新闻”、“教育新闻”两个专版；最早建立电讯科，有了自设的无线电收发报台；最早有了整理科（相当于现在的夜班编辑部）；最早有了考核科，聘请退休主笔每天对比各报版面；最早有了自制印刷设备等。
3、总编辑或主编负责制。1916年，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创刊，首次改变了经理部位于编辑部之上的模式，改由总编辑独揽大权。
4、社长负责制。1928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创刊，抗战胜利后，改为《上海日报》，实行董、监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
5、管理处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公报》总社设在天津，1935年开设出版上海版，抗战中停刊。战后，上海大公报复刊，实行总管理处下的经理、总编辑负责制，直到上海解放。
三、管理体制
民国时期上海的新闻业对报业集团管理一般采取企业型管理模式。
上海的企业型报刊出现在19世纪中叶。如《申报》、《新闻报》十分重视商业经营，创刊之初就把报馆既看成新闻传播工具，又看成经济实体，从报刊内容、发行和售价等方面实行企业化经营。
早在20世纪初，《申报》成为史量才的独资企业后，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建造了办公大楼，购置了生产设备、而且发展了业务，创办了《申报》月刊，出版了《申报年鉴》，设立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并编印出版了申报丛书和中华民国新地图等。1925年，史量才又以美金40万元买下《新闻报》50％的股权，并在杭州发行《申报》杭州版，还设法控制《天津商报》，形成了报业集团的管理模式。
四、管理法规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清朝廷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于1906年7月颁发了《大清印刷物专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步有关报刊出版的管理法规。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了《暂行报律》，主要内容有：1、新闻杂志出版要注册登记才能发行；2、流言煽惑破坏国家者，除停止其出版外，还将追求其发行人、编辑人的法律责任；3、报刊如报道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被害人可要求更正，并追究法律责任。1914年袁世凯掌权后，颁布了《出版法》，对出版物作了十分苛刻的限制，明确规定报刊发行必须经过警察机关批准，并缴纳保押金等，同时对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条件也作了严格限制。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对新闻进行审查，并制订了《中央党部宣传品审查标准》，为了贯彻这个审查办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联合成立“上海市新闻检查所”实施新闻检查。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而制订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中规定：“新闻原稿必须送检”。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前送交国民党的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加以删削和扣留。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正式通过了经过一再修改的《出版法》，进一步对报刊作出严格规定。
五、行政手段
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管理法规，上海都有一些报刊遭到不同的行政干预、封闭与处理。
六、编辑部管理
民国期间，各报基本采用经理部领导编辑部的模式，除少数报社外，编辑部处于从属地位。1893年，《新闻报》创刊后各新闻单位都开始重视编辑部的作用，加强了对编辑部的管理，对人员的采用派职、叙级、定薪、升迁、黜降等更有明文规定。同时相继建立了编辑部的一些管理制度，使编辑部工作逐渐纳入正常轨道。
七、经营
百年来上海的报刊发行工作一向由报刊自行负责，并无固定的体制。一般对市内订户由报社雇人直接递送，外埠订户则通过邮局递送，零售由报社以低于市场售价交“报头”包销，再由“报头”雇佣报贩和报童零售。报头、报贩、报童和报社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只获得批零差价，销售越多，获利越多，因此都能够积极销售。
（倪 红）
一、人员管理
晚清时期，上海新闻从业人员主要是一些精通文墨的知识分子，受聘于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传教士依靠他们做翻译、编辑，以传播教义和西方的科学知识等。清同治年间《申报》创刊后，一些上海邻近地区的秀才，纷纷前来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如张元济、章太炎等。
民国时期，上海的新闻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也随之扩大，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上海曾出现过史量才、戈公振、陈景韩、俞颂华等著名新闻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纷纷运用报刊、鼓吹革命，先后加入到新闻专业人员的队伍中来，其中有些人后来改行从政，成为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新闻专业人员中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民国初年有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30年代有范长江、邹韬奋、恽逸群、陆诒、孟秋江等，民国后期有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据1947年9月上海报业登记的20家报馆的不完全统计，共有记者、编辑600人。
民国时期，上海新闻界的人事管理，基本上有两种情况：政党社团的机关报刊，分属各自的主办单位，社级负责人的任免奖惩均由主办单位决定；内部工作人员的任免奖惩，则由报级负责人决定。各个新闻单位人员编制有一定限额，工资标准参照机关同级人员的标准。民营报社的社级负责人的任免由董事会决定；没有董事会的，由报社主要负责人自行决定。编辑、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印刷工人，由报社聘用或雇佣。工资标准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二、机构
清末，上海先后出现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的报纸、维新变法派办的报纸、资产阶级民主派办的报纸，经费不多，规模很小，最少的只有几人，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编好后委托印刷厂印刷，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商业性报纸出现，促进了上海报业的发展，报馆的规模逐渐扩大。上海的报业主要采取以下领导体制：
1、发行人（报业主）或主笔负责制。清末、民国初年的中文报刊，都由发行人（报业主）投资或集资开办，为了便于运转，在发行人或委托主笔负总责的情况下，主要采用“帐房间” （相当于总经理部）领导“主笔房”（相当于编辑部）的格局。“帐房间”统管一切业务，包括来往信件、稿件、广告、报纸拼版、付印、推广发行等。“主笔房”主管编辑业务，没有专职记者。
2、董事会下的总理处或总经理负责制。1893年《新闻报》问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1927年形成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理处或总经理负责制，总理处负责领导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并首先设立了独立的采访科，有了专职的外勤记者；最早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编辑部，下面还增设了经济、教育两科，开辟了“经济新闻”、“教育新闻”两个专版；最早建立电讯科，有了自设的无线电收发报台；最早有了整理科（相当于现在的夜班编辑部）；最早有了考核科，聘请退休主笔每天对比各报版面；最早有了自制印刷设备等。
3、总编辑或主编负责制。1916年，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创刊，首次改变了经理部位于编辑部之上的模式，改由总编辑独揽大权。
4、社长负责制。1928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创刊，抗战胜利后，改为《上海日报》，实行董、监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
5、管理处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公报》总社设在天津，1935年开设出版上海版，抗战中停刊。战后，上海大公报复刊，实行总管理处下的经理、总编辑负责制，直到上海解放。
三、管理体制
民国时期上海的新闻业对报业集团管理一般采取企业型管理模式。
上海的企业型报刊出现在19世纪中叶。如《申报》、《新闻报》十分重视商业经营，创刊之初就把报馆既看成新闻传播工具，又看成经济实体，从报刊内容、发行和售价等方面实行企业化经营。
早在20世纪初，《申报》成为史量才的独资企业后，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建造了办公大楼，购置了生产设备、而且发展了业务，创办了《申报》月刊，出版了《申报年鉴》，设立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并编印出版了申报丛书和中华民国新地图等。1925年，史量才又以美金40万元买下《新闻报》50％的股权，并在杭州发行《申报》杭州版，还设法控制《天津商报》，形成了报业集团的管理模式。
四、管理法规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清朝廷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于1906年7月颁发了《大清印刷物专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步有关报刊出版的管理法规。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了《暂行报律》，主要内容有：1、新闻杂志出版要注册登记才能发行；2、流言煽惑破坏国家者，除停止其出版外，还将追求其发行人、编辑人的法律责任；3、报刊如报道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被害人可要求更正，并追究法律责任。1914年袁世凯掌权后，颁布了《出版法》，对出版物作了十分苛刻的限制，明确规定报刊发行必须经过警察机关批准，并缴纳保押金等，同时对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条件也作了严格限制。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对新闻进行审查，并制订了《中央党部宣传品审查标准》，为了贯彻这个审查办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联合成立“上海市新闻检查所”实施新闻检查。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而制订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中规定：“新闻原稿必须送检”。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前送交国民党的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加以删削和扣留。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正式通过了经过一再修改的《出版法》，进一步对报刊作出严格规定。
五、行政手段
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管理法规，上海都有一些报刊遭到不同的行政干预、封闭与处理。
六、编辑部管理
民国期间，各报基本采用经理部领导编辑部的模式，除少数报社外，编辑部处于从属地位。1893年，《新闻报》创刊后各新闻单位都开始重视编辑部的作用，加强了对编辑部的管理，对人员的采用派职、叙级、定薪、升迁、黜降等更有明文规定。同时相继建立了编辑部的一些管理制度，使编辑部工作逐渐纳入正常轨道。
七、经营
百年来上海的报刊发行工作一向由报刊自行负责，并无固定的体制。一般对市内订户由报社雇人直接递送，外埠订户则通过邮局递送，零售由报社以低于市场售价交“报头”包销，再由“报头”雇佣报贩和报童零售。报头、报贩、报童和报社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只获得批零差价，销售越多，获利越多，因此都能够积极销售。
（倪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