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上海解放之路(附图)
 
重走上海解放之路(附图)
 
上海战役,亦称淞沪战役,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进行的攻坚战。这次战役,是渡江战役中一次相对独立的战役,也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国民党上海守军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统帅的8个军,25个师,约22万人。我军则投入了三野第九、第十兵团8个军(后增2个军)近40万人的兵力。从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发起进攻,到5月27日国民党守军全部投降,历时16天,解放军歼敌15.3万余人,解放了上海市及其周围15个县城,并完整地保全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创造了“城市攻坚战史上的奇迹”。
今年恰逢上海解放60周年,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岁月更迭,当年将军们运筹帷幄的指挥所、战士们浴血拼杀的战场今犹在否?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化浪潮中,还有多少与战役有关的纪念场所遗留至今,可供凭吊?带着这些疑问,《档案春秋》记者特赴江苏丹阳、常州、苏州、太仓和上海宝山、浦东、闵行、虹口、杨浦等地,在当地档案部门和史志办、纪念馆等单位的帮助下,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收集了相关史料,寻访到了一系列与上海战役有关的重要地标,采访到了几位曾经亲历战争的老兵。
重走上海解放之路,我们不仅用文字记录,用影像定格那些行将消失的战争遗迹,更用心去祭悼先烈,用心去倾听历史的足音。我们希望能为读者再现一幅较为完整和清晰的上海战役坐标图,以重温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
上海境外篇
丹阳:为解放和接管上海运筹帷幄
虽说这是一场围绕大上海的争战,但战役的战略部署工作和接管上海的集中准备工作,却是在距离上海数百里的一座小县城----丹阳完成的。所以,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的第一站,我们便来到了地处苏南的丹阳。
丹阳是一座有着24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曾是南朝两代皇帝的故里,有着“江南文物之邦”的美誉。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漫步河边时不时能看到些古塔和旧时亭榭,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清丽的诗词来。
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随即便有一批批“客人”接踵而来,小城的宁静由此被打破。与今天的我们一样,这些“客人”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这座陌生的城市,但却无心游赏那些散落各处的历朝历代的文物,因为他们有着艰巨而重要的使命在身。他们中有一袭戎装的部队官兵,有身着便衣的干部,还有西装革履的香港来客……这批客人的真实身份有来自总前委(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华东军区机关的干部,还有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以曾山同志为首的财经战线的队伍,以周林同志为首的政法队伍,以梁国斌同志为首的公安战线的队伍,由夏衍等同志组成的文教战线的队伍。其中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6人、候补委员2人。他们在1949年的4、5月间齐聚丹阳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进行解放和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形势从军事上说,解放南京以后很容易拿下上海和杭州;但就政治而言,却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抓紧解决。例如,部队、干部入城政策和入城纪律的教育,大批俘虏的处置,人民币、煤炭和粮食的调运,都需要时间安排。为此,4月30日总前委在南京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推迟进占沪杭。5月3日军委复电指示:“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于是,在解放大军摧枯拉朽的行进途中便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止符”。
那么,这个“休止符”为什么会落在丹阳?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曾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在丹阳地区附近开辟茂山根据地,所以他熟知丹阳的地理优势:丹阳地处宁沪线上,大运河贯通其境,水陆交通方便,有利向前推进;县城地理位置适中,目标不大,便于部队迅速集散。
从4月24日到5月26日,丹阳城里汇集了党、政、军、财、文各界精英和接管人员、警卫部队共3万多人,他们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进行了接收上海的充分准备,其中包括接管组织人事、入城政策纪律、人民生活安排和统战政策等一系列事宜。5月26日,丹阳人民冒雨集会游行,欢庆上海战役取得胜利。邓小平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告别丹阳,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60年后的丹阳,早已完成了由小县城向沿海开放城市的转变,它最著名的标签是“中国眼镜基地”,传说中国眼镜市场里90%的眼镜都是从这里批出去的,每逢周末,从江浙沪各地前来采购眼镜的顾客络绎不绝。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商贸城市里,还留有多少解放战争时期的印记?幸运的是,我们在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的贾云飞馆长和孙芳副馆长的帮助下,找到了几处最重要的纪念地。
总前委旧址:戴家花园



总前委旧址
第一处自然是名气最响的总前委旧址的所在地----戴家花园。位于宝塔弄5号,建于1934年,原来的屋主戴盆天(后改名戴英夫)曾做过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秘书,后投靠汪伪政府。1949年4月24日至5月26日为总前委驻地。总前委离开丹阳后,一度作为丹阳县人民广播站、市广播电视局的办公场所。1996年旧址得到维修,1998年成立纪念馆,作为江苏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丹阳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纪念馆马上就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造工程,将闭馆一段时间,幸亏我们来得及时。
穿过古旧的门楼,踏进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两层高的青灰砖墙的小楼。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总前委旧址”,系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题写。1949年,时任总前委常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同志,与时任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分别于5月3日和5月6日由南京来到丹阳,就住在这座小楼里。中央全权委托陈、邓二人全力筹备接管上海事宜。邓侧重主持华东局的全盘工作,陈侧重主持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进入楼内参观,有房间若干,每间都标明了当时的用途。陈、邓二人的卧室一般大小,只有不足7平米,邓住楼上,陈住楼下。楼中其他房间则宽敞明亮许多,分别作为机要室、作战处、参谋处和工作人员室使用。从二楼参谋处的窗外望去,楼前那株105年树龄的高杆女贞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清风拂过,树叶簌簌响动,一如60年前的那个春天。
就是在这座素朴的小楼里,以邓小平、陈毅为首的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们与三野前委领导粟裕、唐亮详细讨论了解放上海的具体作战方案,特别是明确了在军事上不使用重武器,保证上海这个大城市不被破坏的重要精神;讨论了上海地下党如何配合解放军进攻上海、接管上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此期间,总前委与中央军委的往返通电,与三野指挥部、各兵团的通电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进入丹阳开始,陈毅便正式进入了他所要上任的上海市长角色。在这座小楼里,他亲笔签发了上海市军管会的第一号命令。5月23日,总攻上海市区之日,还是在这座小楼里,他亲自给担任进攻任务的九兵团27军军长聂凤智打电话,切切叮嘱道:“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小楼前开阔的空地上,他曾安排放映露天电影,招待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随军服务团的全体人员。当年受邀观看电影的谢佩和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看电影前,在银幕后面的空地上,放了一圈约二十余张座椅,要我们坐下随便谈心。陈毅同志给大家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并说,过去恩来和小平和我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工程的,后来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要进行工业建设必须先行革命,于是就从事革命斗争了。在谈话中,我曾提到关于黄泛区的开发利用问题,邓小平同志回答说:北平已在考虑此问题,即将着手进行。我听了,对共产党更加钦佩不已。”
走出戴家花园来到车水马龙的万善路上,贾馆长指给我们看远处一座美丽的宝塔。“那是明代的万善塔,驻丹阳期间,陈毅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走出戴家花园,沿着河岸散步到万善塔,有时与几位首长在宝塔跟前交谈。”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旧址:胡家大院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旧址外景
距戴家花园不远的东门大街46号,有一座胡家大院,建于1932年,原为丹阳地方绅士胡尹皆私宅。1949年5月3日抵达丹阳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负责人饶漱石、张鼎丞、舒同等人,在此地办公和居住。华东局许多重要会议便是在这里召开的。
此后,胡家大院由县植物油厂管理并作托儿所使用,直到1987年搬出,1995年进行了维修,现在是丹阳市文化局文物科的办公室。仅存一进三间两厢的厅房和一个小院子,称不上是“大院”了,唯有院外那两堵形制规整的呈四级叠落的马头墙,在一圈商品房小区的包围中显得古意十足。
胡家大院是作为“三野司令部旧址”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但我们根据资料判断,作为“华东局机关旧址”似乎更为准确。
华东财经委员会旧址



华东财经委员会旧址内景
走进城河路61号小院,穿过月墙,就看到一座雅致的两层小楼,粉墙黛瓦红窗棂保存完好,有着与胡家大院一样美丽的马头墙。现为市会计学会办公地。
关于华东财委会的活动,“丹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档案”中是这样表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于1949年3月在徐州成立,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五人组成,1949年5 月初进驻丹阳,在此地办公。所调集的工作人员约四千余人,除第一梯队留在丹阳外,其余则分散在苏南各地。”
陈老总做报告的大王庙遗址



大王庙旧址
南门外,大王庙,陈老总做报告的地方----这是我们在丹阳寻觅的最后一个地点,却颇费了一番周折。资料记载,当时选择大王庙做会场,从地理条件来说有两点好处:一是在城外,便于防空疏散;二是周围情况不复杂,便于保密。随着城区的迅速扩张,大王庙的所在地早已不能算是城外了,后来成了南门小学的校舍。我们穿过护城河,在狭窄破旧的老街上兜兜转转,找到了南门小学,可是眼前的校舍崭新而现代,哪有大王庙的影子?问了当地老居民,才知道原来大王庙已经坍塌了,在原址上建起了南门幼儿园。
终于,我们在开泰路上找到了大王庙的遗址,有石碑为证。在幼儿园的滑滑梯的后面,藏着一块石碑,上书“陈毅对接管上海市干部进行入城纪律教育旧址,丹阳市人民政府立,一九八九年八月”。
陈毅在大王庙做过多次报告,最著名的一次是5月10日向全体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入城纪律和入城后的政策等报告。由于参加的人多,只有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内,另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外广场上听。身着军装打着绑腿的陈毅,一开场就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在丹阳发生的两件违纪事件,然后才将话题引到接管上海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许多年后,到会同志还清楚地记得,陈老总那次讲话很激动,将军帽往台上一甩说:“我们野战军在城里不能‘野’!”
我们曾在上海市档案馆看到当时陈毅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原稿,但是未能找到有关的图片资料。可惜大王庙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能面对这块石碑,凭空想象一番陈老总慷慨激昂沙场点兵的场景。
除了上述几处纪念地外,丹阳城里或许还有几处遗迹----与邓小平同车来到丹阳的华东局财委会秘书长骆耕漠同志回忆,“全体接管干部都住在丹阳新北门里城河之东,沪宁铁路之西南。财委所属接管干部住在中山街北侧一排公房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住在离戴家花园较远的东北角上的几幢小楼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对这些旧址一一进行查考,只能等待有心人再来挖掘吧。
常州:酝酿最佳作战计划
重走解放之路的第二站,我们来到了紧邻丹阳的常州市,寻访负责上海战役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
常州地方志记载:“1949年4月23日凌晨,常州解放。25日,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及华东军区机关渡过长江,由泰州白马庙经江阴来到常州(时称武进),驻在南门外的清凉寺。27日晚,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驻西瀛里59号(原江苏银行),司令部作战科驻西瀛里63号(原交通银行,后改为人民旅馆),直至5月8日晚粟裕等人离常州去苏州。在常期间,主要指挥郎溪、广德战役,将南逃之国民党军5个军包围,经2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8万余人,并为进军浙江,组织上海战役的实施做准备工作。”
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午后,由常州市档案局编研处处长熊大海同志带路,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位于和平中路488号的清凉寺。从1983年起,这里一直是常州市博物馆的展馆,近年博物馆另辟新馆,政府拟对寺庙进行修复,所以寺门口挂了一块“常州清凉寺修复办公室”的牌子,平日似乎并不接待游人。但说明来意后,门卫很理解地放我们入内参观。



清凉寺寺门



清凉寺内景



 
这是一座富有江南园林风貌的古刹,竟有好几重院落,因为寂寥无人,在雨中更显清雅幽静,果真寺如其名。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相传大文豪苏轼寓常州时常住清凉寺与寺僧谈经论法。从它现在的位置来看,绝对算常州的市中心,不远处就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先生的故居。常州解放前夕,清凉寺被用作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驻地,国民党军前脚走,解放军后脚就跟进了,只见这里人去楼空,一片狼藉,留下一些不及带走的设施刚好为我所用。三野在常州的时间也不长,十二天之后就奔苏州去了。但是这短短数天也为古刹的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笔。
在驻常州期间,粟裕开始筹划上海战役作战方案。他设想了三种思路:一是久困长围,此方案固然可以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但上海六百万市民和工商企业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将被切断供应渠道,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二是攻其弱点,从国民党军防御较弱的虹桥、龙华一线迅速突入市区,可以速战速决,但主要战斗势必在市区进行,尤其是苏州河以南繁华市区将遭到很大破坏;三是钳击吴淞,断敌退路,再攻市区,这种打法必将遭遇国民党军的主力,是硬碰硬的较量,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可以将战斗重点拖在外围,减少对市区的破坏。因此,粟裕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案。5月初,他从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面报作战方案和参战部队修整战备情况。据原总前委参谋陈永华同志回忆,陈邓当即批准了粟裕所面报的上海战役的最佳作战预案,并将上海战役的组织指挥任务托付给粟裕全权负责。回到常州后,粟裕于5月7日将上海作战预案上报中央军委,9日午后,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该方案。
1949年4月30日和5月4日,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先后在常州召开两次会议,对军事接管有关事宜作了部署。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组织分工和接收项目,第二次会议制订了接管政策纪律,拟订了《关于准备进入上海的工作指示》、《对外交政策及城市纪律的具体规定》。这两次会议的具体地点我们没有能够确定,算是常州之行的一个遗憾吧。
苏州:坐镇姑苏,指挥上海战役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5月8日夜,已进入梦乡的这座江南名城,洇湿的青石板路上,出现了解放军士兵踩着草鞋、布鞋和胶底鞋风尘仆仆的大脚板。这是从常州移师而来的三野指挥机关。夜里11时,粟裕、张震暨司令部驻进了金城新村及大公园(即苏州公园)一带;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率机关则驻进了乐乡饭店,11日又迁至木渎镇下塘街几户民宅内。
跟随先人的脚步,我们也来到了古城苏州。
上海战役指挥机关旧址:金城新村



 



金城新村



第三野战军上海战役决心图



上海战役前态势图



上海战役第一阶段经过图



上海战役第二阶段经过图
金城新村位于五卅路96号,是金城银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新型住宅,故得名。新村内分布着十余幢砖木混合结构的小洋楼,每幢楼的建筑面积不等,约六百至七百平方米,设计格局也不一样,但外观都洁白素净,朴实大方,楼内浴室、卫生间及自来水等设备齐全,门窗大多用钢窗玻璃,新村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十分优雅,算是那个年代典型的高级住宅。
现在金城新村是苏州市民主党派、方志办和妇联的办公地,此前一直是苏州市委机关大院。史志办的同志指给我们看新村最南端的那幢楼,原来是金城银行行长的公寓,后来就成为了粟裕的宿舍兼办公室。从1949年5月8日夜入驻,到5月26日夜离开,粟裕率三野指挥机关就是在这里下达一道道命令,遥控数十万大军,直接指挥了上海战役。
5月10日清晨,张震草拟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由粟裕审定后,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四位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签发。这是三野指挥机关来到苏州后向第九、第十两个兵团、8个军(后又增加第23军、第25军)近40万大军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原件现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该命令规定了上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任务----外围战斗,统一于5月12日发起。要求第九、第十兵团各以两个军,以最快的速度,分别向浦东高桥和浦西吴淞方向急进,从东西两翼钳击吴淞口,封闭敌军自黄浦江入海的逃路。具体部署为:第十兵团(欠31军)并指挥26、33军,附特纵炮5、6团并工兵1个营,在黄浦江西岸向吴淞口发起进攻,所属之第28、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6军占领昆山、安亭,第33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第九兵团(欠33军)并指挥31军,附特纵炮4团,从黄浦江东部向吴淞口攻击前进,兵团之第20军务必攻克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道路,第30、31军向浦东高桥地区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口,第27军集结嘉兴地区,待命进攻市区。
自5月12日战斗正式打响,粟裕和张震一直坐镇苏州密切关注着战况,常常喝着缴获的美国咖啡,通宵不眠地研究前线来电和作战地图。据说粟裕习惯使用电话直接指挥,所以作战室里的电话线总是拉得很长。前方来电,西线兵团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攻击受阻,粟裕和张震也挑灯夜战,组织部队总结作战经验,调整和改变攻击战术。5月16日他们下达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
18日,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总前委请示,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总前委当日回电表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中央军委也于20日复电批准。张震即组织参谋人员拟制攻击命令,经粟裕审定后,于21日12时,仍以陈、粟、谭、张四位名义在苏州发出京字第四号《淞沪战役攻击命令》,总攻击时间定于23日黄昏。由此进入上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总攻阶段,具体部署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守敌,以炮火封锁出海口;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和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包围;第三步聚歼苏州河以北之守敌。
5月26日,上海解放在即,粟裕在金城新村签发最后一项命令----《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于当夜率指挥机关离开苏州,经南翔于27日晨抵达上海市区。
三野政治部驻地:木渎镇下塘街民宅



木渎镇下塘街三野政治部驻地旧址
5月15日,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在木渎镇的三野政治部驻地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也是入城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接管会议。粟裕因忙于战役指挥未能与会,由军管会副主任唐亮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委员会所属正、副部长、处长。包括时任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的军事部长陈锐霆,政工部长钟期光,时任华东海军司令兼政委的海军部长张爱萍,时任华东航空处长的空军部长蒋天然,时任三野后勤司令的后勤部长刘瑞龙,时任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训练部长余立金等负责同志。会议共作出了19项决议:进一步调整了各部的接管任务,建立报告制度,规定通信联络、经费支出和车辆、油料筹措办法,统筹被接管军事系统之人、财、物的安置和安排;对接管人员的生活起居、车辆乘坐、家属来队,因公招待等事宜更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强调要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这就和四年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到上海“劫收”形成鲜明对照。
木渎镇位于苏州城西郊,是著名的水乡古镇,据说是乾隆皇帝六次到过的地方。据资料记载:“下塘街由翠坊桥直通镇北的苏锡公路。远山近水,树影婆娑,环境幽雅,交通便捷。”我们在小胥江(镇里的一条小河)南岸寻到了下塘街,经多方询问,在下塘街3号民宅旁的小巷里找到了三野政治部曾经的驻地。眼前年久失修的民宅和浑浊的河水离想象中的美景有很大的距离,更可惜的是,政治部驻地所在的房舍几年前被火烧毁了,只留下几堵焦黑破败的墙壁,寂寥地矗立在一片碎砖乱瓦之中。据当地老人说,这处民宅原来规模不算小,且闹中取景,地点隐蔽,直到炊事员上街买菜,当地老百姓才知道有军人住进来。
浏河:打响上海战役第一枪
浏河镇位于太仓市东部,东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宝山、嘉定县接壤,历史上就是江南地区出海要津,古代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港,郑和在此七下西洋。1949年上海战役的第一枪就在浏河打响。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29军第86、87师从苏州地区冒雨出发,分两路按预定计划向吴淞、宝山方向发起进攻。其中87师261团为该师前卫,担任肃清浏河守敌的任务。当日拂晓,该团1营副营长刘飞率尖兵连首先进入浏河镇。奇怪的是,镇内毫无敌人踪影,于是该营继续前进。原来此时国民党守军52军一个加强营正埋伏在镇外,企图伏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后来发现解放军大部队陆续到达而未敢开火,一直埋伏到中午想趁解放军午餐休息时撤退,但很快被发觉。我261团2营副营长马飞即指挥5连向敌冲击,但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1营营长卓凤鸣听到后面枪声大作,立即率两个连投入战斗。经过20分钟交战,敌人大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向罗店。与此同时,259团1营也在浏河镇南街头处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将敌全歼。浏河之战成功地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解放军进抵上海外围



今日浏河
在《浏河镇志》主编王鉴清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浏河之战的一位见证者----76岁的王镐钟老人。1949年,老人还是一位17岁的少年,家住浏河镇王家宅,他告诉我们,5月11日下午就有一支解放军来到浏河,驻扎在北六里桥一带,当天晚上听到枪声大作,12日早晨解放军的大部队进来了。解放浏河后,部队兵分两路往上海方向前进,一队沿茜泾公路、浏茜路,另一队沿海塘走。
通过老人的描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幅画面: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在水乡烟雨中,踩着泥泞的道路行进,不见首尾,只有雨中轻轻的脚步声。
解放上海的第一仗,敌人伤亡约200人,我军伤亡也有100人。浏河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了为解放上海牺牲的第一批解放军战士。
(张晶晶)
 
200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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